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之中，崇德觀念發端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話時期。不過，較為(wei) 自覺的道德意識與(yu) 思想則是在西周以後產(chan) 生的。在《周書(shu) 》《詩經》等相關(guan) 典籍中，“德”字頻頻顯見。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倫(lun) 理、宗教等各個(ge) 領域中均有體(ti) 現，成為(wei) 統治階層高度認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戰國以來，經過孔孟及其後學的進一步闡釋與(yu) 發揚，“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為(wei) 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質，“崇德立本”已然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典型特征。從(cong) 兩(liang) 漢至近代，崇德、重德思想更是成為(wei) 經濟、人才、教育等諸多領域的重要價(jia) 值理念。曆史事實證明，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經久不衰、熠熠生輝的。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

　　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曆程之中，先哲對“德”觀念的自覺探討是在天道與(yu) 人道的互動中展開的。古聖先賢對於(yu) “德”觀念的認識與(yu) 探討經過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內(nei) ”的發展。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人道、人德處於(yu) 不斷的升格過程中，與(yu) 之相伴而來的，是人之主體(ti) 性、能動性、實踐理性的不斷覺醒與(yu) 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認為(wei) 人之“仁與(yu) 義(yi) ”之德足能與(yu) 天道之“陰與(yu) 陽”、地道之“柔與(yu) 剛”並列而論，但人之所為(wei) 在於(yu) 仿照天之“健”而“自強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載物”，在於(yu) “與(yu) 天地合其德”。在中國先賢看來，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與(yu) 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於(yu) “讚天地之化育”“與(yu) 天地參”，即通過盡己之性、成己之德而輔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並不是無限擴張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強調人要不斷提高自我、發展自我，就是因為(wei) 深信天、人之間是可以通過“德”來溝通的。這是孟子所講的“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也是張載所講的“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間雖有“敬德”“仁德”“誠德”“禮德”之側(ce) 重點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己、敬天法道的宗旨是從(cong) 未改變的。這種高度弘揚人德而又始終對天德葆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諧思想，既是中華文化有別於(yu) 西方文化的獨有特質，更是中華文化曆經變故卻延續不衰的根源所在。

　　實德實修 與(yu) 時偕行

　　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曆程之中，先哲對“德”觀念的自覺探討源於(yu) 對現實命運的關(guan) 切與(yu) 反思。徐複觀先生說：“周之克殷，乃係一個(ge) 有精神自覺的政治集團，克服了一個(ge) 沒有精神自覺或自覺得不夠的政治集團。”毋庸諱言，周人的精神自覺，正是體(ti) 現在他們(men) 反思政權轉移的曆史現實並以“敬德”思想改造夏、商天命觀的過程中。《周書(shu) ·召誥》有言，回望曆史，“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但最終都逃不開“早墜厥命”的曆史結局，究其原因，都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敬德”之故。正是基於(yu) 這樣的曆史反思，正是在對自我現實命運的關(guan) 切之中，周人愈加意識到“敬德”之重要性。所以，他們(men) 才會(hui) 在鞏固政權的過程中不斷強化“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理性道德意識。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講的“敬德”，並不是問神占卜等虛玄之事，而是“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yu) 庶民”“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zi)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等一係列保民惠民、裕民利民、明德慎罰、以德舉(ju) 賢的政治管理實踐。這就是說，先哲所論之“德”，從(cong) 一開始就是“實”德。這是一種從(cong) 精神文化自覺基點處就奠定的崇實黜虛的重德傳(chuan) 統，它對中華文化的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春秋以降，禮崩樂(le) 壞。有感於(yu) 社會(hui) 變革時期的種種動亂(luan) 與(yu) 無序，孔子思而憂之，起而行之，自覺擔負起文化傳(chuan) 承與(yu) 複興(xing) 的大任。鑒於(yu) 曆史與(yu) 現實經驗，孔子發現隻講外在的“德行”是不夠的。隻有將“德”之信念內(nei) 化於(yu) 人心與(yu) 人性，它才能發揮更為(wei) 有效的作用。所以，在“克己複禮”的文化實踐中，孔子用“仁”德統攝了“恭、寬、信、敏、惠”等諸多道德條目，並將“仁”德視為(wei) 人之為(wei) 人的本質特征，賦予“德”以內(nei) 在性、形上性與(yu) 倫(lun) 理性。

　　孔子講：“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以“仁”德為(wei) 複興(xing) 禮樂(le) 文化的內(nei) 在支撐，從(cong) 而構建了仁禮相輔、內(nei) 外相協的道德修養(yang) 體(ti) 係。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孔子看來，德性修養(yang) 是每一個(ge) 人都應該做的事。能修德，即是君子;不能修德即是小人，即他所說的“君子懷德”。因此，當麵對“知德者鮮矣”的社會(hui) 現實時，孔子感歎道：“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在與(yu) 子張、樊遲等弟子論學的過程中，孔子也談到過許多德性修養(yang) 的方法。《論語》載：“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yi) ，崇德也’”“(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yu) ?’”這就是說，崇德要從(cong) 忠、信、義(yi) 入手，即從(cong) 自我內(nei) 在的心性修養(yang) 與(yu) 提高做起。樊遲問及修德之方，孔子答之以“先事後得”，即踏踏實實去做。也就是說，在孔子這裏，人作為(wei) 一種理性主體(ti) ，其道德人格的修養(yang) 顯得頗為(wei) 重要。而其中的修養(yang) 方法並不是默坐冥想，而是“發憤忘食”“見賢思齊”“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等實踐實修。

　　正是因為(wei) 孔子重視實行，所以他並不因為(wei) 強調內(nei) 在的德性修養(yang) 而忽視外在的德行施行。在政治維度上，孔子強調“為(wei) 政以德”“道之以德”，依然重視具體(ti) 的德治措施。《論語》記載，弟子們(men) 問及為(wei) 政之方時，孔子回答都是各司其職、寬容待下、舉(ju) 賢任能、義(yi) 以為(wei) 上等非常具體(ti) 的德政之方。

　　是知，在孔子這裏，“德”這個(ge) 範疇已然具有了二重性。它既指道德主體(ti) 的內(nei) 在修養(yang) ，也指道德主體(ti) 的外在行為(wei) ，其中內(nei) 在地呈現出一種互動與(yu) 關(guan) 聯，即由修養(yang) “德性”而實施“德行”。在《大學》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致思進路則較為(wei) 明晰地展現了“德”之二重性所具有的內(nei) 在互動過程。事實上，這種互動既是儒家所講的“成己成物”，也是儒家所講的“內(nei) 聖外王”。修德是成己與(yu) 內(nei) 聖的起點，成物與(yu) 外王則是修德之完成。

　　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

　　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曆程之中，先哲探討“德”觀念的根本旨歸在於(yu) 治國安邦、平治天下。《尚書(shu) ·堯典》中說，堯帝明察洞達、謙遜寬和、光輝明亮，能夠發揚美好的德性，從(cong) 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wan) 邦。在這樣一個(ge) 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俊德”是“親(qin) 九族”“平章百姓”的先決(jue) 條件，其根本指向正在於(yu) 治理國家、協和萬(wan) 邦。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講，在上位者明德與(yu) 否直接決(jue) 定了國家的興(xing) 衰存亡。所以周之統治階層才特別強調德行。到孔子這裏，明德之主體(ti) 有所擴大，既指有德之君王，也指有德之士。不過，從(cong) 現實需要的迫切性來看，在上位者能夠直接地發揮實際功用。所以，孔子強調“為(wei) 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孔子一生顛沛流轉、周遊列國，就是希望能夠喚起上層統治者的道德意識，讓他們(men) 自任自覺，有效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與(yu) 責任。

　　《論語》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程子注解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yu)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wan) 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可見，在孔子看來，君子修德的根本指向還是在於(yu) 以德治天下。到了二程這裏，君子修德的結果已然由為(wei) 政以德擴展至天人合一。

　　事實上，在儒家德性理論的構建過程中，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孟子主張以仁、義(yi) 、禮、智為(wei) 人生而具有的四種德性，主張性善論，進而從(cong) 內(nei) 向理路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照孟子的講法，德性是人區別於(yu) 動物的內(nei) 在稟賦。因此，人之修德不能向外尋找，必須反求諸己。

　　當然，孟子同樣懂得為(wei) 政之德的重要意義(yi) ，如他所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yu) 眾(zhong) 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yi)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所以，他的“性善論”還是落實到了君王的“仁政”之上。孟子講，“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就是強調在上位者要充分擴展內(nei) 在的仁義(yi) 之性，進而“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具體(ti) 而言，孟子主張在上位者既要為(wei) 民“製恒產(chan) ”，亦要“教民以善”，切實做到“民貴君輕”。

　　總之，在中華先哲看來，在國家這個(ge) 政治命運共同體(ti) 之中，君王之言之行均為(wei) 天下法，這就是《禮記·經解》所講的：“天子者，與(yu) 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wan) 物，與(yu) 日月並明。”因此，“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yi) 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惟有他們(men)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才能實現“百官得其宜，萬(wan) 事得其序”的安定局麵。

　　當然，對於(yu) 為(wei) 政者而言，“修德”就意味著比一般人更高標準的克己、慎獨與(yu) 自律。因此，為(wei) 政以德不僅(jin) 需要現實反思的支撐，更需要勇於(yu) 擔當的內(nei) 在信念的支持。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程子注解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誠然，對於(yu) 每一位重任在肩、自覺理性的人而言，執德以弘、信道以篤、力行以久既是應然，亦是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