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聽了魏征的建議堅持“以德治國”

　　對於(yu) 一個(ge) 國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yi) 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給今後的國家和社會(hui) 打下什麽(me) 樣的基礎。唐太宗剛剛登基後不久，君臣之間就曾經圍繞這個(ge) 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唐太宗回憶道：當初我對魏征說大亂(luan) 之後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為(wei) 大亂(luan) 之後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難當頭，人都想求生，怕亂(luan) 就盼望穩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調教。魏征說的就是“饑者易為(wei) 食，渴者易為(wei) 飲”的道理。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那就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就是說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hui) 怎樣對待君主，這是相對應的，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就一定會(hui) 成為(wei) 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

　　在座的大臣們(men) 都覺得魏征說的是書(shu) 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見辦，國家必定大亂(luan) 。但是，唐太宗卻聽進去了，力排眾(zhong) 議，確立“以德治國”的基本國策，力行不倦。其實，唐太宗內(nei) 心並不踏實，他總覺得善人治國，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為(wei) 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但是，結果讓他大感意外，隻過了短短幾年，唐朝就實現了天下大治。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這場決(jue) 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時，說道：“貞觀初，人皆異論，雲(yun) 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cong) 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欣喜之情，溢於(yu) 言表。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ge) 功勞全都歸於(yu) 魏征，說幸虧(kui) 有了魏征這位“良工”，才將他這塊“石頭”雕琢成為(wei) 美玉。推善與(yu) 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這番表現，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範。

　　隋滅亡後庫存還夠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國”是當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怎麽(me) 才能真正落實於(yu) 行動之上，而不是流於(yu) 粉飾太平呢?唐太宗給後人做了很好的榜樣。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經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君何以名?為(wei) 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wan) 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yu) 焉。”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典表現，國家政務千萬(wan) 條，最根本的隻有一條，那就是愛護百姓。怎麽(me) 做呢?兩(liang) 個(ge) 字：輕稅。

　　把財富集中於(yu) 國家，還是“藏富於(yu) 民”，唐朝有著前車之鑒。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為(wei) 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間，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麵，人口戶數翻了一番多，從(cong) 開國時不足400萬(wan) 戶，直線上升至900萬(wan) 戶;修葺北方萬(wan) 裏長城，開鑿從(cong) 江南到洛陽、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運河，綿延千裏，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區域緊緊聯係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guan) 中。對外方麵則北平突厥，南綏百越，西逐吐穀渾，東(dong) 征高句麗(li) 。隋朝所做的事情，從(cong) 國家的角度來說，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為(wei) 什麽(me) 隋朝這個(ge) 大帝國會(hui) 轟然倒塌、毀於(yu) 一旦呢?這決(jue) 不是市井流傳(chuan) 的隋煬帝獵色所致。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官方勤於(yu) 清點戶口，實質上是為(wei) 了增稅。反過來，老百姓就會(hui) 想方設法從(cong) 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所以，古代戶口數從(cong) 來不準確，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yu) 百姓的稅收之爭(zheng) 。隋朝在短短時間內(nei) 實現戶口的倍增，並不是人口繁衍的結果，而是朝廷嚴(yan) 厲稅收政策的產(chan) 物，戶口倍增就意味著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為(wei) 了增稅，隋朝還實行小戶製，要求子女成年後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這同傳(chuan) 統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經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cang) 庫，經過隋末唐初的動亂(luan) 與(yu) 戰爭(zheng) ，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換句話說，隋朝38年征收的賦稅，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稅率之高，令人咋舌。國家興(xing) 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惡，不僅(jin) 要看是否有利於(yu) 國家，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超過這個(ge) 限度，與(yu) 民爭(zheng) 利，則雖善猶惡。唐太宗君臣總結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指出：“凡理國者，務積於(yu) 人，不在盈其倉(cang) 庫。古人雲(yun) ：‘百姓不足，君孰與(yu) 足。’但使倉(cang) 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chu) 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cang) 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鑒於(yu) 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時戶數僅(jin) 剩400萬(wan) 戶左右。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損失人口近3000萬(wan) 。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年動亂(luan) 不可能傷(shang) 亡百姓過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xiang) 村挨戶搜查，不就都找出來了嗎。可是，唐太宗沒有這麽(me) 做，他認了這筆糊塗賬，真是“難得糊塗”。而且，他還從(cong) 法律上限製子女分家，規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處罰。這更是不利於(yu) 稅收的增加。說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養(yang) 魚。什麽(me) “以德治國”、“藏富於(yu) 民”，國家是要讓利的，這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

　　如果項羽懂得“仁信”怎會(hui) 滅亡?

　　國家大幅度讓稅，除了與(yu) 民休息，還有別的目的嗎?有，那就是通過富民以求建立誠信社會(hui) 。古人早就說過“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禮知恥的文明社會(hui) ，並不鼓勵自私自利的物欲橫流。

　　誠信是國家之本，民無信不立，國家更是如此。誠信的建立必須由國家來帶頭，來規範。國家失信於(yu) 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會(hui) 被改造成為(wei) 刁民。孟子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善待部屬，善待百姓是建立誠信關(guan) 係的途徑。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長處是善於(yu) 和人相處，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然而，問題也就來了。太宗愛才，其部屬有不少是從(cong) 敵對陣營投誠而來的，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議要把官吏隊伍中的異己分子清除出去。這回唐太宗犯難了，誰是異己分子呢?來人馬上獻策，讓唐太宗組織一批人偽(wei) 裝成謀反的、貪汙的，分別同大臣們(men) 接觸，引誘他們(men) 上鉤，這就可以將他們(men) 的真實麵目揭露出來。來人說得口沫四濺，唐太宗臉色卻越繃越緊，最後斷然拒絕道：我不能這麽(me) 做!這麽(me) 做固然可以暴露異己分子，但同時也讓我失信於(yu) 天下，將來大家都懷疑我搞陰謀手段，上下相疑，再沒有人肯講真話，國家如何達到大治。君主行詐，卻要部下正直，豈不是源濁而望水清嗎?因此，唐太宗鄭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於(yu) 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

　　統治者無信，往往是因為(wei) 大權在握，以為(wei) 自己怎麽(me) 做，下麵都無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於(yu) 權力的傲慢。唐太宗讀了項羽的事跡後，感歎道：如果項羽進入秦都鹹陽，控製天下之後，懂得實行仁信，誰能夠從(cong) 他手裏奪取政權呢?所以，他的滅亡是咎由自取。

　　國家的權威不是靠高壓和威嚇手段來樹立，而是靠法律與(yu) 製度的公正和嚴(yan) 明來保障的。統治者遇到社會(hui) 問題乃至危機，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懾，以圖立竿見影。中國有個(ge) 壞傳(chuan) 統，就是所謂的“治亂(luan) 世用重典”。所謂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規定加重刑罰，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風暴雨的態勢，轟轟烈烈，可風雨過後，卻是故態複萌，既失法律的信譽，又讓萬(wan) 民看出執政者的無能。唐朝提出“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的原則，刑罰的目的不在於(yu) 處罰人，而在於(yu) 禁止邪惡和觸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卻要做到“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製”。樹立國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時常抓不懈，依法辦事，有法必依，這就是國家最基本的誠信。

　　海納百川奠基了文化繁榮

　　國家要想促進社會(hui) 繁榮，不是工商官辦，而是要大力弘揚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創造一個(ge) 有利於(yu) 經濟發展的社會(hui) 文化、製度與(yu) 法律環境，尤其在文化建設方麵，這不是任何個(ge) 人或者團體(ti) 能夠承擔起來的工作，必須由國家從(cong) 全局的高度推進。實際上，衡量一個(ge) 社會(hui) 的發達程度，不是看經濟指標，而是看文化繁榮與(yu) 否。

　　在文化建設方麵，唐太宗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國以來，胡樂(le) 大量傳(chuan) 入中原，各種外來樂(le) 器、曲子、舞蹈風靡於(yu) 世，極大地衝(chong) 擊了儒家把音樂(le) 政治化的理論束縛，出現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麵。到隋朝統一中國之後，朝廷開始要重新製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樂(le) 規範，這就引起了一場大爭(zheng) 論。從(cong) 當時的情況而言，吸收外來音樂(le) 的精華，例如音階的確定、轉調的采用等等，乃大勢所趨。但是，堅持儒家傳(chuan) 統的音樂(le) 政治化理論的人提出，五聲音階的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百姓各個(ge) 階層，在音樂(le) 表現上，黃鍾調專(zhuan) 屬於(yu) 君，如果樂(le) 曲中途轉調，豈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顛倒、國家失序嗎?因此，他們(men) 堅決(jue) 主張回歸到漢代以前的傳(chuan) 統上去，把魏晉以來音樂(le) 藝術的進步統統視為(wei) 淫邪，予以禁斷。爭(zheng) 論的雙方各引經典，相持不下。當時最高統治者隋文帝出來裁決(jue) ，他在文化上是一個(ge) 頑固的君主至上論者，所以毫不猶豫地支持舊儒之說，實行文化專(zhuan) 製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滅亡了，唐太宗時期，製定音樂(le) 標準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爭(zheng) 論依舊，就看唐太宗如何決(jue) 斷了。

　　最終，唐太宗堅決(jue) 抵製了將音樂(le) 政治化的說法，魏晉以來的音樂(le) 進步得到了肯定，藝術得到了解放，這才有了唐朝盛大樂(le) 舞的恢宏場麵，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確立了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種藝術、宗教、思想、學術都登上唐朝這個(ge) 大舞台，與(yu) 中國文化相融合，開創了中國古代最為(wei) 開放、最有氣勢的文化繁榮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