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麵臨(lin)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處於(yu) 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當前內(nei) 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jue) 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麵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為(wei) 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guan) 鍵年。

　　世界經濟結構與(yu) 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guan) 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jue) 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曆史方位與(yu) 國際方位，這也決(jue) 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態勢

　　在保持經濟社會(hui) 大局穩定的情況下，2018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ti) 製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複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nei) 部“攻堅戰”與(yu) 外部“貿易摩擦”的疊加中全麵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

　　核心CPI的小幅回落、GDP平減指數的下降以及產(chan) 出缺口由正轉負，說明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回落的因素兼具周期性波動和趨勢性下滑的特性，中國經濟增速回落還沒有觸及底部，“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並不成立。

　　“美國退群”和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不僅(jin) 宣告了中國外部環境的質變，同時也說明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結構與(yu) 秩序已經發生裂變。這種變化是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超預期回緩”的關(guan) 鍵。中國宏觀經濟外部環境的動蕩與(yu) 衝(chong) 突的常態化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步入新階段，中國開放戰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須作出調整。

　　中國宏觀經濟步入新階段的核心標誌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各類宏觀數據改變了2016年以來的穩中向好的態勢，更為(wei) 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場社會(hui) 情緒的劇烈波動。這些市場情緒的劇烈變化不僅(jin) 集中體(ti) 現了市場主體(ti) 對於(yu) 當前中國經濟狀況的擔憂，更為(wei) 重要的是對未來麵臨(lin) 的戰略問題及其應對措施的疑慮。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微調難以起到穩信心的作用。

　　與(yu) 以往不同的是，在各類宏觀參數回落和市場情緒變化的背後隱藏著更為(wei) 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和三大經濟主體(ti) 的行為(wei) 模式已經發生了變異。一是企業(ye) 家在生存空間擠壓下行為(wei) 模式開始發生巨大變化，設備工器具投資和擴建新建投資持續低迷，真實投資意願始終沒有出現明顯的好轉，投資反彈的基礎並不牢靠;二是消費者在房地產(chan) 去庫存中債(zhai) 務率大幅度上升，居民淨儲(chu) 蓄餘(yu) 額開始出現下降，消費基礎受到嚴(yan) 重削弱;三是在層層行政督導和持續管控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不僅(jin) 沒有出現傳(chuan) 統的換屆效應，反而出現了新型的為(wei) 官不為(wei) 的現象。這些微觀基礎的變化以及微觀主體(ti) 行為(wei) 模式的變異意味著當前很多參數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動，而是中期趨勢性回落，短期宏觀調控政策難以在短期改變這些微觀主體(ti) 的行為(wei) 模式。

　　係統性金融風險雖然總體(ti) 可控，但債(zhai) 務水平的高築、盈利能力的下降、結構性體(ti) 製性問題的回旋空間大幅度縮小、未來不確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觀情緒的蔓延，都決(jue) 定了不同領域的短板效應將加速顯化，局部風險將在匯市、股市、債(zhai) 市、房市及其他金融市場持續釋放。

　　宏觀經濟運行大邏輯

　　必須看到，我國發展擁有足夠的韌性、巨大的潛力，經濟長期向好的態勢不會(hui) 改變。

　　2019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階段的關(guan) 鍵一年。一是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中國經濟階段性底部還沒有呈現;二是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到本質性問題;三是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新動能難以在短期中撐起中國宏觀經濟的基石，宏觀投資收益難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轉;四是在各種內(nei) 外壓力的擠壓下，關(guan) 鍵性與(yu) 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麵出現。

　　世界結構的裂變決(jue) 定了即使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和解，世界經濟周期整體(ti) 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續錯位、中美摩擦在其他領域的展開也都決(jue) 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將麵臨(lin) 持續惡化的風險。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幣匯率貶值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chan) 業(ye) 和區域出現明顯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近期中美貿易談判的高度不確定性也決(jue) 定了2019年宏觀經濟參數惡化的幅度具有不確定性。

　　2019年將麵臨(lin) 經濟下行周期與(yu) 金融下行周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yu) 內(nei) 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yu) 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yu) 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這決(jue) 定了2019年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

　　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以中美摩擦和解、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hui) 為(wei) 契機，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係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麵開啟新一輪全麵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ti) 的信心，逆轉當前預期悲觀的頹勢。

　　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各種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台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衝(chong) 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jue) 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ti) 預期的要好。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ce) 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ge) 字上下功夫。當前所麵臨(lin) 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簡單依靠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外部環境的惡化、市場情緒的波動、微觀基礎的變異、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和風險的累積以及宏觀經濟政策體(ti) 係的扭曲，都需要中國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衝(chong) 。

　　宏觀經濟預測與(yu) 近期表現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係列參數，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yu) 預測模型—CMAFM模型，對2019年核心宏觀經濟指標預測如下：全年實際GDP增速為(wei) 6.3%，比2018年下滑0.3個(ge) 百分點，由於(yu) GDP平減指數下降為(wei) 2.8%，名義(yi) GDP增速為(wei) 9.2%，較2018年下滑0.6個(ge) 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投資增速為(wei) 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麵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nei) 難以根除，預計全年消費增速為(wei) 9.0%。外部環境可能會(hui) 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wei) 6.1%，進口增速為(wei) 16.1%，貿易順差為(wei) 994億(yi) 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nei) 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jia) 格水平總體(ti) 保持較為(wei) 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wei) 2.8%(見表)。

　　這些預測數據進一步表明，2019年上半年宏觀經濟的短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特別是近期經濟形勢出現的一些值得高度關(guan) 注的新變化，可能意味著負向產(chan) 出缺口開始擴大，宏觀政策需要再調整和再定位。正因如此，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定總需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結構性政策要強化體(ti) 製機製建設，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hui) 管理等領域改革。社會(hui) 政策要強化兜底保障功能。

　　第一，消費和出口等終端需求加快下滑。2018年11月份，社會(hui) 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yi) 增速僅(jin) 為(wei) 8.1%,較上年同期增速回落2.1個(ge) 百分點，實際增速隻有5.8%，較上年同期回落3.0個(ge) 百分點，限額以上消費品零售額名義(yi) 同比增速僅(jin) 為(wei) 2.1%。消費是個(ge) 慢變量，如此持續大幅的回落說明經濟的消費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在本輪房地產(chan) 去庫存中居民債(zhai) 務率大幅攀升導致消費基礎受到嚴(yan) 重削弱，尤其是房地產(chan) 信貸調控政策忽視了市場主體(ti) 的應對策略調整，居民通過消費貸變相加杠杆將“長期貸款短期化”，反而加劇了短期風險和對消費的“擠出效應”。與(yu) 此同時，外貿回落也開始顯現。2018年11月季調後以美元計價(jia) 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至5.7%，較10月下滑7.7個(ge) 百分點，進口增速為(wei) 2.7%，較10月回落13個(ge) 百分點。進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顯示“搶出口”效應充分顯現後，外貿增速的真實回落。實際上，2018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速較上年大幅回落超過1個(ge) 百分點，中國不可能持續“獨善其身”。

　　第二，製造業(ye) PMI跌入臨(lin) 界點以下，民間製造業(ye) 反彈高點已現。2018年製造業(ye) 增長平穩，帶動民間投資增速回升至8.7%，增速顯著高於(yu) 國有控股企業(ye) 。但隨著出口增速的放緩、製造業(ye) 去庫存周期的開啟以及民企債(zhai) 務風險加大，民間製造業(ye) 生產(chan) 和投資麵臨(lin) 較大下行壓力。2018年12月製造業(ye) PMI大幅跌至臨(lin) 界點以下，顯示製造業(ye) 景氣度明顯減弱。目前在PMI的5個(ge) 分類指數中，除生產(chan) 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略高於(yu) 臨(lin) 界點以外，新訂單指數、原材料庫存指數和從(cong) 業(ye) 人員指數均低於(yu) 臨(lin) 界點，表明製造業(ye) 企業(ye) 產(chan) 品訂貨量和用工量有所減少、原材料庫存降幅有所擴大。從(cong) PMI的相關(guan) 指標看，新出口訂單、進口、采購量、主要原材料購進價(jia) 格、出廠價(jia) 格均已陸續進入收縮區間。

　　第三，各類價(jia) 格指數全麵出現環比負增長，工業(ye) 利潤增長由正轉負，麵臨(lin) 通縮的壓力加大。2018年11月份CPI、食品CPI、非食品CPI環比分別下跌0.3、1.2和0.1個(ge) 百分點，PPI、生產(chan) 資料PPI環比下跌0.2和0.3個(ge) 百分點。在30個(ge) 細分工業(ye) 行業(ye) 中，環比價(jia) 格出現下跌的行業(ye) 數由2018年10月份的4個(ge) 激增至11月份的12個(ge) ，其中6個(ge) 出現同比下跌。與(yu) 此相一致的是，2018年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利潤總額同比增速由正轉負，從(cong) 10月的增長3.6%轉為(wei) 下降1.8%。

　　第四，財政收入跌幅擴大，財政平衡壓力加大。自2018年10月份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11月份公共財政收入、中央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同比分別負增長5.4%、14.8%和8.3%，不僅(jin) 連續2個(ge) 月負增長，而且下跌幅度擴大，跌幅較10月份分別提高2.3、7.7和3.2個(ge) 百分點。這意味著短期財政收入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受到一定限製。

　　第五，金融內(nei) 生性緊縮壓力加大。一是前端利率與(yu) 後端利率走勢分化。雖然貨幣政策邊際寬鬆，市場流動性有所改善，但向“寬信用”的傳(chuan) 導機製並不暢通，市場風險偏好有所下降，信用利差處於(yu) 2015年以來的高位。盡管10年期國債(zhai) 收益率從(cong) 上年初的3.9%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是金融機構一般貸款利率則從(cong) 5.8%持續上升到3季度的6.2%。二是不同所有製企業(ye) 利差分化。上年民營企業(ye) 信用利差上升近2個(ge) 百分點，顯著國企的變化。隨著目前中美利差收窄至零附近，在人民幣貶值壓力下，進一步降息的空間有限，隻能加快提升貨幣向信用的傳(chuan) 導效率。三是貨幣發行和創造的分化。受外匯占款餘(yu) 額持續下降等因素影響，M0和M1

　　增速較快回落至2.8%和1.5%，因此盡管貨幣乘數已達到6倍以上的曆史最高位，M2增速卻持續低位運行，已經連續7個(ge) 季度低於(yu) 名義(yi) GDP增速，成為(wei) 總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對2019年經濟工作的政策建議

　　針對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和短期下行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對2019年經濟工作已經作出具體(ti) 部署，提出要全麵正確把握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hui) 政策取向，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包括要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ye) 優(you) 先政策，推動更大規模減稅、更明顯降費，有效緩解企業(ye) 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等。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精神，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曆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一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全麵爆發標誌著世界經濟結構和秩序進入裂變期，大國之間的博弈進入衝(chong) 突期，這需要我們(men) 進行國際戰略調整和重構。二是2018年中國經濟的“穩中有變”與(yu) “持續下行”標誌著“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已經破產(chan) ，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guan) 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和kaiyun官方地址的新窗口期決(jue) 定了中國新常態全麵步入了新階段，這要求我們(men) 必須全麵開啟第二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第二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來解決(jue) 我們(men) 麵臨(lin) 的深層次結構性與(yu) 體(ti) 製性問題。

　　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麵臨(lin) 全球結構裂變而不是簡單的分化。外部風險的惡化具有趨勢性、階段性與(yu) 結構性的特征。像過去二十多年那樣的全球政治經濟平穩期已經過去，未來一段時期衝(chong) 突、摩擦、重構將是常態。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摩擦中要以自由主義(yi) 對抗新保護主義(yi) 、用多邊和雙邊主義(yi) 對抗孤立主義(yi) 、用新合作對抗新冷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jue) 定了我們(men) 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於(yu) 中短期麵臨(lin) 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jin) 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jue) ，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chan) 物，我們(men) 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衝(chong) 突和製度扭曲所產(chan) 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jue) 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guan) 鍵。2018—2019年，外部環境的惡化、內(nei) 部問題的暴露以及改革主體(ti) 的績效惡化為(wei) 大改革提供了絕佳的窗口期，我們(men) 必須順勢而為(wei) ，利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以構建高標準市場經濟體(ti) 係為(wei) 目標，推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麵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ju) 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於(yu) 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wei) 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麵緩和各種短期衝(chong) 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chuan) 遞機製、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ti) 係需要一個(ge) 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yu) “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wei) 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一，“穩增長”依然要定位於(yu) 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yu) 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製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從(cong) 目前產(chan) 出缺口由正轉負的變化來看，穩增長力度需要加強，但0.02%的缺口意味著短期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宜過大，而必須容忍2019年0.2-0.3個(ge) 百分點的趨勢性下滑。但如果經濟增速回落到6%，就業(ye) 缺口將達到300萬(wan) 左右，對於(yu) 宏觀經濟穩定及創造良好改革環境不利。因此，2019年經濟增長目標取6.3%較為(wei) 適宜。

　　第二，在儲(chu) 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於(yu) 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於(yu) “穩投資”。必須高度重視目前消費增速下滑的內(nei) 在原因，鞏固中國3億(yi) 中產(chan) 階層的消費基礎是工作的重點。適度容忍投資增速的回落，提升投資收益率是降低債(zhai) 務率和杠杆率的核心，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第三，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yu) 大調整時期各類宏觀政策傳(chuan) 遞機製的變異，防止政策錯配與(yu) 合成謬誤的泛濫。

　　第四，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鬆。考慮到2019年內(nei) 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第五，貨幣政策應根據內(nei) 外部環境變化及時作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nei) 涵要發生變化。高度關(guan) 注各類金融指標內(nei) 生性的收縮、M0和M1

　　增速的持續回落、貨幣供應增速與(yu) 名義(yi) GDP的匹配性、美聯儲(chu) 政策調整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異變。建議2019年M2增速恢複到名義(yi) 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0%—9.5%。

　　第六，高度關(guan) 注房地產(chan) 市場的變異，特別是2019年上半年房地產(chan) 開發投資行為(wei) 的變化和三四線城市房價(jia) 的波動。建議對於(yu) 正常房地產(chan) 建安投資的資金供應可以適度放開，房地產(chan) 貸款控製必須區分需求端和供給端，適度放開房地產(chan) 開發投資貸款、持續控製房地產(chan) 抵押貸款，這對於(yu) 市場動態供求平衡十分重要。

　　第七，進一步從(cong) 體(ti) 製機製上促進創新創業(ye) 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ye) 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