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史記》的平民精神，體(ti) 現出對曆史真實的看重，顯示了曆史判斷的公正，也表現了史家的開明與(yu) 智慧。

　　我們(men) 捧讀《史記》，仿佛與(yu) 文化偉(wei) 人交談，在閱讀中感知作者的文化人格，理解作者的文化精神，體(ti) 會(hui) 作者的文化智慧。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shu) 》，以一百三十卷的篇幅，記述了從(cong) 傳(chuan) 說時代黃帝至漢武帝執政時期的曆史。《史記》是第一部紀傳(chuan) 體(ti) 通史，列為(wei) “二十四史”的第一種，被看作史學和文學共同的經典。《史記》開創的以本紀、表、書(shu) 、世家、列傳(chuan) 記述曆史的體(ti) 例，形成了久遠的影響。

　　《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揚雄《法言·君子》說：“《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桓譚《新論》也寫(xie) 道：“通才著書(shu) 以百數，惟太史公為(wei) 廣大，餘(yu) 皆叢(cong) 殘小論。”班彪曾經讚譽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視前，聖人之耳目也”。《論衡·案書(shu) 》又有這樣的評說：“漢作書(shu) 者多，司馬子長……河漢也，其餘(yu) ，涇渭也。”班固在《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中，也讚賞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shu) 則“馳騁古今”。曆代評價(jia) 之所謂“千古之至文”，“群史之領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等，都體(ti) 現出《史記》深刻宏遠的文化影響。

　　司馬遷撰寫(xie) 《史記》，是在承受酷刑、身負屈辱的特殊情況下完成的。他立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保留了社會(hui) 曆史記憶中最有價(jia) 值的內(nei) 容。對於(yu) 殷商史事，少有其他文獻提供相關(guan) 信息，而千百年後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以及考古諸多實證，說明《史記》包括商王世係等有關(guan) 記錄大體(ti) 是真實可信的。對於(yu) 春秋戰國時期的軍(jun) 事與(yu) 外交，對於(yu) 秦統一的曆程，對於(yu) 楚漢戰爭(zheng) 的演進，對於(yu) 劉邦建國史、文景之治的實現以及漢武帝時代的諸多成就，《史記》也都有生動具體(ti) 的描述。顧頡剛說，有關(guan) 劉項競爭(zheng) 的記錄，“筆力之健”，“震撼一時，叱吒千古”，而《史記》中另一“最精彩及價(jia) 值最高部分”，即“武帝之世”。“武帝時事為(wei) 遷所目睹，其史料為(wei) 遷所搜集，精神貫注，光照千古”。司馬遷寫(xie) 當代史，多有清醒的曆史判斷以及勇敢的曆史批評發表。後來有以“謗史”相指責者，而多數讀者通過《史記》則為(wei) 史學的良心和史學家的骨氣所感動。

　　李長之曾經評價(jia) 司馬遷《史記》：“從(cong) 來的史書(shu) 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ge) 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腸。所以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shu) ，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chuan) 記。因此，我們(men) 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才能理解這部書(shu) ，才能欣賞這部書(shu) 。”可能正是因為(wei) 具有這樣的文化個(ge) 性，“所以他的曆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我們(men) 捧讀《史記》，好像與(yu) 這位文化偉(wei) 人交談，可以親(qin) 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體(ti) 會(hui) 他的文化智慧。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yu) 風格》一書(shu) ，對司馬遷與(yu) 他所處時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漢武帝進行過比較。他注意到這兩(liang) 位曆史名人有共同之處：“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nei) 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shu) 。”《史記》成書(shu) ，並成為(wei) 史學史上的高峰，文化背景正是漢武帝時代的曆史進步。然而，司馬遷又超越了他生活的時代。“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別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ya) 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和黯然無光了!”“一方麵，他們(men) 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在學術上。‘天人之際’，‘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ya) 曆山大，司馬遷就是亞(ya) 裏士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而已。”然而另一方麵，“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於(yu) 狡猾的筆墨上的人”。司馬遷與(yu) 漢武帝共有彼此輝映的曆史光芒，然而就文化高度而言，前者又壓倒了後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記》在一定意義(yi) 上表現出平民立場、平民情感和平民理念。

　　對社會(hui) 普通人群的關(guan) 心，是《史記》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寫(xie) 道：“(《史記》其書(shu) )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xia) 、刺客、貨殖而為(wei) 之列傳(chuan) ，皆有深意存焉。”他關(guan) 注司馬遷此奇異之“深意”，於(yu) 是感歎：“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翦伯讚也說，“《史記》是一部以社會(hui) 為(wei) 中心的曆史”。“司馬遷不僅(jin) 替皇帝寫(xie) 本紀，也替失敗的英雄項羽寫(xie) 本紀;不僅(jin) 替貴族寫(xie) 世家，也替叛亂(luan) 的首領陳涉寫(xie) 家;不僅(jin) 替官僚寫(xie) 列傳(chuan) ，也替秦漢時代的哲學家、文學家、商人、地主以及社會(hui) 的遊浪之群如日者、遊俠(xia) 、滑稽寫(xie) 列傳(chuan) 。他幾乎注意到曆史上的社會(hui) 之每一個(ge) 階層，每一個(ge) 角落，每一個(ge) 方麵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ti) 而生動的描寫(xie) 。”他認為(wei)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hui) 史”。對社會(hui) 低端“階層”的關(guan) 注，是《史記》作者獨特的視角。

　　我們(men) 在對漢代的兒(er) 童勞動與(yu) 勞動兒(er) 童進行考察時注意到，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經曆，曾經回顧在“年十歲則誦古文”之前，有“耕牧河山之陽”的勞動實踐。司馬遷童年體(ti) 驗過“耕牧”勞動生活，使得他與(yu) 社會(hui) 下層勞動群眾(zhong) 能夠情感接近，心靈相通。《史記》關(guan) 注社會(hui) 底層人群的物質生產(chan) 與(yu) 物質生活，也理解勞動階級的身心體(ti) 驗，應當與(yu) 這樣的童年生活有關(guan) 。《史記》於(yu) 是並不僅(jin) 僅(jin) 矚目帝王將相的曆史表演，如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所說，能夠“以社會(hui) 全體(ti) 為(wei) 史的中樞，故不失為(wei) 國民的曆史”。

　　對一些曆史名人早年貧困生活與(yu) 勞動經曆的關(guan) 注，是《史記》獨自的文化個(ge) 性，因此超越諸多其他史書(shu) 而顯現出社會(hui) 史觀察的獨特眼力。如劉盈兄妹幼時隨呂後參與(yu) 田間勞作的故事，見於(yu)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為(wei) 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yu) 兩(liang) 子居田中耨，……”所謂“兩(liang) 子”，就是劉邦帝業(ye) 後來的繼承人漢惠帝劉盈和嫁給張敖、成為(wei) 趙國王後的魯元公主。《漢書(shu) ·高帝紀上》隻說“呂後及兩(liang) 子居田”，缺寫(xie) 了“耨”的勞作細節。也許班固認為(wei) “耨”作為(wei) 具體(ti) 田間勞動形式並不重要，然而司馬遷因為(wei) 這一個(ge) 字的使用，就表現出曆史見識的高超。《論衡·骨相》從(cong) 《漢書(shu) 》說。《通誌》卷五上《前漢紀·高祖》則認同《史記》的筆法。漢文帝竇皇後的弟弟竇少君幼年被拐賣從(cong) 事苦役的故事，見於(yu) 《史記·外戚列傳(chuan) 》。竇少君“年四五歲時”，“為(wei) 人所略賣”，“傳(chuan) 十餘(yu) 家”，從(cong) 事“入山作炭”勞作，曾經遭遇地質災害，經曆生死劫難，“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後來得與(yu) 竇後相認，隨後方躋身豪貴集團。又如《史記·衛將軍(jun) 驃騎列傳(chuan) 》記載，大將軍(jun) 衛青私生子出身，“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wei) 兄弟數。”這位為(wei) 漢帝國擴張創立顯赫軍(jun) 功的名將，“少時”曾“牧羊”，經曆過屈辱生活。《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chuan) 》記述，漢武帝時名相公孫弘早年“家貧，牧豕海上”。據《史記·平準書(shu) 》，卜式在得到漢武帝信用之前，“以田畜為(wei) 事”。他後來回顧人生初年經曆，自稱“少牧”。司馬遷對這些故事密切關(guan) 心，認真寫(xie) 述，是有史家的深意的。我們(men) 由此也可以體(ti) 會(hui) 他以經曆“耕牧”勞動生活為(wei) 人生基點的“精神史，心靈史”。

　　司馬遷童年曾經從(cong) 事“耕牧”勞動，後來官任太史令，得以在帝王身邊服務，然而如他自己所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ou) 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而經曆人生悲劇，“詬莫大於(yu) 宮刑。”如《報任安書(shu) 》所說，“今已虧(kui) 形為(wei) 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他是在身處卑賤屈辱的社會(hui) 下層的情況下，完成了《史記》的撰寫(xie) 的。這當然可以使得他容易親(qin) 近平民的生活，理解平民的心思。

　　《史記》以平民精神表現出來的文化優(you) 勢，超越“千古”“群史”，成就了中國史學公認的經典。

　　《老子》說：“強大處下。”“高以下為(wei) 基。”“大者宜為(wei) 下。”司馬遷正是立足“為(wei) 下”“處下”的立場，占據了史學學術的製高點。《史記》的平民精神，體(ti) 現出對曆史真實的看重，顯示了曆史判斷的公正，也表現了史家的開明與(yu) 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