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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強調，“重視吸取曆史經驗是我們(men) 黨(dang) 的一個(ge) 好傳(chuan) 統。曆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曆史，了解曆史上治亂(luan) 興(xing) 衰規律，可以給我們(men) 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就吏治問題而言，我國曆史有著極為(wei) 豐(feng) 富的素材，鑒其得，察其失，可為(wei) 當前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提供鏡鑒。

　　三國蜀漢政治家諸葛亮曾主張治國理政“務在舉(ju) 賢”“為(wei) 人擇官者亂(luan) ，為(wei) 官擇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確選拔人才之法。可見選人用人自古便是傳(chuan) 統吏治的關(guan) 鍵內(nei) 容。

　　為(wei) 政之要，惟在得人

　　國以人興(xing) ，政以才治，無論國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選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東(dong) 漢學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

　　回首中國曆代王朝鼎革變遷，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漢高祖劉邦在總結西漢建立的成功經驗時，認為(wei) 關(guan) 鍵所在便是得人：“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jue) 勝於(yu) 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wan) 之軍(jun)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漢初三傑之綜合素養(yang) ，在當時眾(zhong) 多俊傑中屬於(yu) 上上選，他們(men) 的功業(ye) 造就了西漢開國的氣象與(yu) 規模。

　　無獨有偶，唐代盛世局麵的出現，也多與(yu) 政府善於(yu) 得人密切相關(guan) 。唐太宗以亡隋為(wei) 戒，用人唯賢，於(yu) 是決(jue) 策時有房謀杜斷，納諫時有魏徵、馬周，用兵時有李靖、秦瓊，集一時之賢能，迎來了貞觀之治。唐玄宗延續太宗之風，在吏治方麵嚴(yan) 加整飭，善用良材，先後任命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諸人為(wei) 相，朝局趨於(yu) 穩定，終於(yu) 形成了杜甫《憶昔》一詩中所描繪的開元盛世，政治製度上“百餘(yu) 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le) 蕭何律”，經濟建設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cang) 廩俱豐(feng) 實”，文化發展上“宮中聖人奏雲(yun) 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社會(hui) 秩序上“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堪為(wei) 古代治世的典範。

　　與(yu) 此同時，值得後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與(yu) 人才使用密切相關(guan) 。玄宗執政後期，寵信李林甫、安祿山等佞相亂(luan) 臣，危機暗中累積滋長，導致安史之亂(luan) 爆發，政局混亂(luan) 不堪，“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百姓流離失所，“豈聞一絹直萬(wan) 錢，有田種穀今流血”。難怪杜甫哀歎“傷(shang) 心不忍問耆舊，複恐初從(cong) 亂(luan) 離說”。人才關(guan) 乎國運興(xing) 衰，關(guan) 乎事業(ye) 成敗，“治亂(luan) 必於(yu) 斯，興(xing) 亡必於(yu) 斯”，需要認真總結與(yu) 研究。

　　用人之要，選賢任能

　　《管子·立政》專(zhuan) 對國家治亂(luan) 之原有過精到剖析：“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與(yu) 地位不相稱，功勞與(yu) 俸祿不相稱，能力與(yu) 官職不相稱，讓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權上位，那麽(me) 這個(ge) 國家極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禍亂(luan) 不已的險境。這實際上提出了為(wei) 政者該如何權衡官吏德行與(yu) 才幹關(guan) 係的命題。

　　降至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鑒》開篇就借春秋末年晉國荀瑤(時人尊稱智伯)覆亡的教訓，對德才關(guan) 係進行了係統討論。在司馬光看來，“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他才華出眾(zhong) ，但德行有虧(kui) ，走向絕路純屬咎由自取。司馬光將人分為(wei) 四種：德才兼備者堪稱“聖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無德者視之為(wei) “小人”，無德無才者隻能歸為(wei) “愚人”。眾(zhong) 所周知，在古人心中，聖人不常有，但用人問題一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yu) 之，與(yu) 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來，這種寧要無能之輩，不用有才之人的做法，恐怕不利於(yu) 社會(hui) 的發展，事業(ye) 的進行。然而，司馬光此主張的背後，有著更為(wei) 深沉的憂慮與(yu) 思考：“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幹，是德行的輔助資本，德行，是才幹的中心統帥。二者合則雙美，分離卻未必兩(liang) 傷(shang) 。因為(wei) 德行勝過才幹之人，他至少是個(ge) 君子，如果才幹蓋過德行，他便是“挾才以為(wei) 惡”的小人，其後果不堪設想。自古以來，亂(luan) 臣賊子，大多“才有餘(yu) 而德不足，以至於(yu) 顛覆者多矣”，荀瑤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言及此處，司馬光又補上一句，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麵，“能審於(yu) 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關(guan) 係。可惜曆來統治者往往難辨善惡，重用小人，政局最終無可收拾。是故司馬光“與(yu) 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觀點的提出，透露著他閱盡前史後的清醒與(yu) 無奈。

　　殷鑒並不遙遠，距離司馬光差不多二百年前的唐朝中期，就發生過小人作惡的悲劇。當時朝中有兩(liang) 位重臣：劉晏與(yu) 楊炎。劉晏頗有政德，為(wei) 官清明，史書(shu) 有載其“常以辦眾(zhong) 務，在於(yu) 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同時他精通財政，體(ti) 恤民艱，任職期間推行了一係列經濟改革，“廣軍(jun) 國之用，未嚐有搜求苛斂於(yu) 民”，為(wei) 安史之亂(luan) 後唐朝經濟恢複與(yu) 民生穩定作出了卓越貢獻。按照司馬光的標準，劉晏算得上德才兼備之人。楊炎才幹突出，也是理財高手，史上著名的“兩(liang) 稅法”即由其推行。不過他心胸狹隘，汲汲於(yu) 權力，上台後肆意打擊報複同僚。因與(yu) 劉晏政見不合，楊將公事異議化為(wei) 私人恩怨，多次造謠，終於(yu) 借機將其構陷致死。此事發生後，朝野上下一致為(wei) 劉晏鳴冤叫屈。多行不義(yi) ，四處樹敵，楊炎終落得個(ge) 被朝廷賜死的下場。《舊唐書(shu) 》中對楊的蓋棺之論便是：“睚眥必仇，險害之性附於(yu) 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yu) 敗。”楊炎雖亡，然有德之人已逝，略有起色的政局也被其再度搞得烏(wu) 煙瘴氣。

　　由此可見，選用人才，“要嚴(yan) 把德才標準”。無論是荀瑤還是楊炎，都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個(ge) 人私德，勢必會(hui) 對國家產(chan) 生負麵影響。德才兼備，以德為(wei) 先，政治過硬，方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