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高潮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以致許多工業(ye) 化國家的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業(ye) 崗位損失和收入停滯，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者成為(wei) “輸家”，日益強烈地表達不滿，政治家則傾(qing) 向於(yu) 把問題指向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發展｡以美國信貸擴張為(wei) 代表的應對政策緣木求魚，未能從(cong) 供給側(ce) 解決(jue) 生產(chan) 率滯緩的問題，也未能通過再分配解決(jue) 全球化收益的分享問題，反而對房地產(chan) 泡沫推波助瀾，及至導致泡沫的破滅，釀成國際金融危機繼而歐洲債(zhai) 務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平庸狀態｡隨著西方國家政治結構的民粹主義(yi) 化，貿易､投資和移民等領域保護主義(yi) 政策盛行，全球化趨勢有逆轉的危險｡中國在其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輪全球化機遇，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和就業(ye) 擴張，從(cong) 而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廣泛的基礎上分享｡麵對式微的全球化，中國應以其經濟體(ti) 量和潛在消費力在世界經濟中舉(ju) 足輕重的優(you) 勢，主動有所作為(wei) ，成為(wei) 新一輪全球化的推動因素｡

　　【關(guan) 鍵詞】全球化;金融危機;政治經濟學;民粹主義(yi)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北京郵編：100732)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550(2016)11-0004-21

　　一、 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的實際增長率，除個(ge) 別年份波動之外，始終高於(yu) 全球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增長率，這充分說明了我們(men) 所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特點｡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總量於(yu) 2009年驟降之後，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複性的增長，也大大高於(yu) GDP增長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來，世界貿易增長率持續低於(yu) GDP增長率｡諸如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等需求側(ce) 經濟因素以及中國等新興(xing) 經濟體(ti) 轉向內(nei) 需驅動等供給側(ce) 經濟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釋世界貿易的減速，然而，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yi) 加劇，應該是產(chan) 生這一現象的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因素｡從(cong) 更廣泛的意義(yi) 上說，貿易下降或許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態致使經濟全球化受阻的一個(ge) 特征性表現｡與(yu) 此同時，全球資本流動數額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cong) 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驟跌｡

　　這種現象不難理解｡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紛紛設定新的貿易壁壘，其中，作為(wei) 最發達經濟體(ti) 的美國以及德國和英國就分別出台了數百項措施｡諸如此類的政策變化也反映了西方國家政治結構的變化，即以反對全球化為(wei) 核心主張的政治民族主義(yi) 化和民粹主義(yi) 化，並迅速演化為(wei) 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這種趨勢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而且呈現政治上的極端化與(yu) 指向上的趨同化並存的新特征｡歐洲民粹主義(yi) 在政治上節節逼近，形成遏製接受移民(難民)､阻礙跨大西洋貿易與(yu) 投資夥(huo) 伴協議(TTIP)､退出國際一體(ti) 化機構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國公投脫歐隻是在可以預見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聞性卻遠非完結的一樁而已｡無怪乎人們(men) 說：英國脫歐並不出乎意外，問題在於(yu) “誰是下一個(ge) ”｡

　　政治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現象｡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們(men) 看到的是發達國家及其政治經濟精英和智囊們(men) 主導著全球化，使其朝著有利於(yu) 發達國家的方向演進｡不論是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的國際金融與(yu) 貿易機構，還是歐盟這樣的一體(ti) 化共同體(ti) ，做決(jue) 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大國，由代表這些國家的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和貿易部長行使權力，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不能從(cong) 全球化中均等獲益｡進而，人們(men) 又發現，發達國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實際上是跨國公司和其他代表資本的利益集團｡不難想象，發達國家的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家庭同樣未能從(cong) 全球化中獲益｡

　　如果說，發展中國家的呼聲難以實質性影響全球化進程和方向，發達國家內(nei) 部數量眾(zhong) 多的“輸家”終究要通過“投票箱”機製表達自己的意願，最終影響一國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對此做出反應的諸多帶有民粹主義(yi) 色彩的經濟政策，往往釀成更為(wei) 嚴(yan) 重的後果，激起民眾(zhong) 更大的政治對抗｡例如，美國實施寬鬆的信貸政策以刺激房地產(chan) 泡沫，引致次貸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使國內(nei) 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導致“占領華爾街”等群眾(zhong) 運動及左翼和右翼極端政治勢力抬頭｡

　　歸根結底，全球化這一事物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調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做出顛覆性的製度變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蠱惑性的承諾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內(nei) 以盡可能低的政治成本､盡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權位的政黨(dang) 和政治家都難以做到或者不情願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經濟關(guan) 係的夥(huo) 伴身上，甚至把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們(men) 做出的最符合政治經濟學邏輯的選擇｡

　　本文結合經濟理論的前沿動態，回顧20世紀90年代前後開啟的這一輪全球化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演進，揭示經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同源性及相互關(guan) 係｡正是由於(yu) 西方發達國家未能把本國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發展與(yu) 全球化良好對接，把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者置於(yu) 日益邊緣化的境地，造成了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西方政治體(ti) 製中的民粹主義(yi) 基因最初驅使決(jue) 策者采取金融寬鬆的政策，刺激起一輪又一輪資產(chan) 泡沫，演化為(wei) 國際金融危機和債(zhai) 務危機｡進而，無所適從(cong) 的政治家們(men) 轉而把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毫不掩飾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yi) 和其他反全球化政策，導致全球化麵臨(lin) 倒退的危險｡

　　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把二元經濟發展與(yu) 經濟全球化有機銜接，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不僅(jin) 成為(wei) 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也保障了城鄉(xiang) 居民在經濟發展中的廣泛參與(yu) 度，從(cong) 而在這一輪全球化中獲益並實現了相對均等的利益分配，大幅度地減少了貧困現象｡因此，在可能出現去全球化趨勢的情況下，作為(wei) 潛在的受害者，中國麵臨(lin) 的挑戰無疑是巨大的｡本文建議，中國應立足於(yu) 應有的戰略高度和曆史縱深度，把握和適應全球化新趨勢，並利用自身經濟體(ti) 量龐大的優(you) 勢，通過各種全球性努力引領和構造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使自己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從(cong) 中獲益｡

　　二、 不一樣的本輪全球化：廣度與(yu) 深度

　　正如對任何事物做出概念界定一樣，對於(yu) 全球化的定義(yi) 也有寬派和窄派之分｡與(yu) 此相應，研究者對於(yu) 全球化始於(yu) 何時的判斷也莫衷一是，不同的說法竟然可以相差數百年，從(cong) 1492年哥倫(lun) 布發現美洲大陸，到反戰運動和社會(hui) 風潮彌漫西方國家的1968年，及至信息和通信技術全麵影響各國社會(hui) 生活的2000年，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經濟學家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較窄的外延上定義(yi) 全球化，換句話說，他們(men) 關(guan) 注的是經濟全球化，同時也承認全球化可以包含更廣的內(nei) 容｡例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方麵把經濟全球化界定為(wei) “通過擴大商品和服務､資本甚至勞動力的流動而促進世界各國之間更緊密的經濟互動”，另一方麵也承認，全球化還包括創意和知識的國際流動､文化分享､全球公民社會(hui) 和全球環境運動｡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則認為(wei) ，全球化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各國金融市場連接以及把世界變得更小的許多事物的包羅萬(wan) 象的表述｡

　　而非經濟學家則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更廣的維度為(wei) 全球化做定義(yi) ｡例如，政治學家曼弗雷德·斯特格爾(Manfred Steger)概括道：全球化是一係列多維的社會(hui) 過程，旨在創造､擴大､延伸和強化世界範圍的社會(hui) 依賴性和溝通，同時喚醒人們(men) 關(guan) 於(yu) 本土與(yu) 外部聯係日益加深的認知度｡此外，人們(men) 還可能要在社會(hui) 維度之外再加上宗教､戰爭(zheng) ､體(ti) 育､恐怖活動和環境等因素｡

　　其實，對全球化定義(yi) 及起始時間界定不同的寬派和窄派各有各的事實依據和研究意圖｡所以，歸納各家學說的最好辦法不是有意識或盲目地選邊站，也不是采取折中的立場，而是著眼於(yu) 我們(men) 意欲討論的問題的本質和對中國的相關(guan) 性｡從(cong) 曆史和邏輯統一的角度，我們(men) 可以把諸如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標識作為(wei) 全球化的動機從(cong) 而也是最直接的特征，進而把這類特征顯現出關(guan) 鍵性轉折的時間節點作為(wei) 全球化的起點，觀察全球化如何在其廣度上和深度上演進以及其後果對各國的政治過程和政策製定的影響｡

　　據此，結合經濟全球化的定義(yi) 即著眼於(yu) 貨物和服務貿易及外商直接投資的擴張､地緣政治的顯著變化以及中國在高速增長中擁抱世界經濟的表現，我們(men) 可以把1990年前後作為(wei) 本輪全球化的起始時間｡一方麵，中國於(yu)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改革開放，作為(wei) 其必然進程和進一步推進的催化劑，1986年提出恢複關(guan) 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另一方麵，1991年蘇聯解體(ti) 標誌著長達40餘(yu) 年世界範圍冷戰的結束，隨後，前蘇聯國家和中東(dong) 歐國家開始進行經濟轉型｡也恰好在那個(ge) 時期，世界貿易和資本的全球流動邁上一個(ge) 新的台階，標誌著以這些曆史性事件作為(wei) 引爆點(tipping points)，全球化從(cong) 此進入一個(ge) 新的高潮｡

　　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後，世界貨物和服務出口呈現出一個(ge) 跨越式的擴張，其總額邁上一個(ge) 新的數量級，按照流入量統計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隨後也大幅度增長｡在此基礎上，在21世紀以來的一些年份裏，兩(liang) 個(ge) 指標都一度呈現急劇的提高，直至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陡升的勢頭才得到明顯遏止｡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都呈現了相同的迅速擴張趨勢，甚至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仍然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

　　世界經濟史呈現出一個(ge) 特點，即越是到晚近的時代，長期經濟演進的過程就越是濃縮在很短的時間裏發生(及至完成)｡後起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趕超過程就是一例｡與(yu) 先行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新大陸(相比歐洲)､日本(相比美國)､亞(ya) 洲四小龍(相比日本)､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相比四小龍)都取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除了新興(xing) 經濟體(ti) 前景尚未可知外，此前的趕超經濟體(ti) 完成工業(ye) 化和現代化所需的時間也更短｡全球化也是如此，經過短短二三十年的演進，其廣度和深度超過了曆史上的任何時期，出現了未能預料到的顯著新特點｡

　　相比而言，全球化在廣度上的變化或多或少是可以預期的，雖然在激進程度上越來越超越了各國承受能力｡對於(yu) 具有不同資源稟賦的各國，彼此之間進行貨物貿易以獲益，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初動機和初等形態，這類貿易隨著製度性壁壘的消除以及運輸成本的下降得到不斷擴大｡鑒於(yu) 服務業(ye) 與(yu) 製造業(ye) 之間的產(chan) 業(ye) 關(guan) 聯度提高以及現代信息技術提高了通信效率，服務貿易加速發展擴大了全球化的廣度｡伴隨著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資本作為(wei) 流動能力最強的生產(chan) 要素也空前地擴大了流動規模和流動範圍｡隨著國際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化，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流動進一步助長了全球化浪潮｡

　　如果說上述全球化廣度的擴展局限在經濟全球化範疇內(nei) ，仍然隻是貨物､服務和生產(chan) 要素的全球範圍流動的話，其與(yu) 經濟一體(ti) 化程度加深的互動和相互影響，特別是在一係列全球和區域性一體(ti) 化協議或協定的促進下，全球化全方位地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hui) ､教育､文化等各個(ge) 領域｡如果說狹義(yi) 的經濟全球化麵對的主要方麵是互惠互利､次要的方麵是由此產(chan) 生的摩擦，定義(yi) 和實質內(nei) 容都更廣的全球化則帶來全方位的融合､摩擦甚至衝(chong) 突｡進而，在地區性衝(chong) 突和國際恐怖活動泛濫的環境下，在政治層麵，恐襲困擾和難民危機帶給全球化更多的是負麵的代價(jia) ｡

　　然而，真正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在於(yu) 經濟全球化在深度上的演進，即國際貿易的性質因全球化條件的變化而與(yu) 以往不盡相同｡傳(chuan) 統上，人們(men) 解釋國際貿易通常遵循原創於(yu)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進而由伊·菲·赫克歇爾(Eli F Heckscher)､戈特哈德·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和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發展定型的比較優(you) 勢理論，即各國在生產(chan) 不同產(chan) 品上的相對生產(chan) 率(或相對機會(hui) 成本)差異而非絕對差異，決(jue) 定了國家間進行貿易的必要性和共同獲益性質｡早期的國際貿易經驗顯示，這種比較優(you) 勢差異主要表現在資源(要素)稟賦上，也的確驗證了傳(chuan) 統理論的正確性和解釋力｡然而，人們(men) 逐漸觀察到，資源稟賦結構相同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大量的貿易往來，諸如此類的現象引得經濟學家紛至遝來，形成了諸多新貿易理論假說｡

　　雖然眾(zhong) 說紛紜，新貿易理論的主流仍然在下麵這一點上能夠得到相互認同或形成共識，即從(cong) 報酬遞增或規模經濟以及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等人力資本積累､研究開發等內(nei) 生性技術進步諸角度，尋求國際貿易的源泉和動機｡值得指出的是，新貿易理論並沒有改變比較優(you) 勢原理本身，隻是在全球化發展到更廣更深層次上，把比較優(you) 勢從(cong) 單純的要素稟賦因素擴大到更廣的範疇，把國際貿易的理論解說與(yu) 當代現實做出更好的邏輯銜接｡不過，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係列新的觀察和新的理論概括應該有助於(yu) 增進人們(men) 對於(yu) 經濟增長和貿易發展的認識｡下麵，我們(men) 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予以概括並揭示其相互之間的邏輯關(guan) 係｡

　　第一，經濟增長驅動力與(yu) 國際貿易必要性同源｡在很長時間裏，人們(men) 有意無意地認為(wei) “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與(yu) “國際貿易產(chan) 生的原因”是兩(liang) 碼事，因而，在經濟學說史上，通常認為(wei) 亞(ya) 當·斯密(Adam Smith)通過破解前一命題催生了現代經濟學，李嘉圖則因在後一命題上的貢獻，奠定了長盛不衰的貿易理論基礎｡隨著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並被應用於(yu) 解釋當代經濟發展現象，在人們(men) 回歸經典時，毫無意外地發現，斯密不僅(jin) 應該被認作這兩(liang) 個(ge) 新理論的思想來源，而且早在他的時代，他便嚐試在增長理論與(yu) 貿易理論之間搭建起橋梁，在邏輯上與(yu) 結構上將兩(liang) 者融為(wei) 一體(ti) ｡

　　當代研究者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挖掘了斯密的這一貢獻｡首先，斯密鼓吹的自由貿易原則無非是其專(zhuan) 業(ye) 化和分工理論在全球範圍的應用｡對他來說，國內(nei) 貿易與(yu) 國際貿易兩(liang) 者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不同｡人們(men) 熟知斯密的分工理論，卻鮮有人注意，他不僅(jin) 把分工論證為(wei) 經濟增長的源泉，也將國際貿易的發生歸因為(wei) 分工的必然(擴大)趨勢｡其次，斯密不僅(jin) 認識到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更突出強調了技術進步的作用，並且通過其分工概念，把幹中學與(yu) 規模經濟統一在一起，認為(wei) 隻有通過市場的擴大，技術才能得到改進，並且反過來推動市場的擴大｡

　　無論是受到斯密的影響，還是在經濟增長和全球化更加豐(feng) 富多彩的現實中獨立發現，新增長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主流都把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內(nei) 生於(yu) 分析框架之中，因此，經濟增長與(yu) 國際貿易乃至全球化成為(wei) 不可分割的過程｡例如，在保羅·羅默(Paul M. Romer)的經濟增長理論和全球化主張中，具有非競爭(zheng) 性(nonrivalry)特質的技術､規則等創意均居於(yu) 核心地位｡

　　第二，貿易收益不會(hui) 自然而然地得到合理分配｡國際貿易和投資既然發生，必然源於(yu) 其非零和性質｡然而，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經驗和教訓都表明，這一在理論和整體(ti) 意義(yi) 上成立的非零和性質並不必然意味著參與(yu) 國際分工的各國均等獲益，更不意味著一國內(nei) 部所有參與(yu) 主體(ti) 均等獲益｡現實中發生的與(yu) 傳(chuan) 統認識相悖的事情引起主流經濟學界的理論反思，有些成果固然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yi) ，有些則成為(wei) 貿易保護主義(yi) 的學理依據和行動集結號｡

　　如果國際貿易主要產(chan) 生於(yu) 國家之間的資源稟賦差異，貿易很容易被看作國家之間的互惠或競爭(zheng) 關(guan) 係，在強調非此即彼競爭(zheng) 關(guan) 係的情況下，極而言之便形成曆史上的重商主義(yi) 思潮和政策取向，而其現代版本則被稱為(wei) “戰略貿易論”或“國家競爭(zheng) 力論”｡雖然克魯格曼常常被當作這一論點的理論依據始作俑者，不過，他對於(yu) 該觀點及其相關(guan) 的“國家競爭(zheng) 力”概念給予了認真而尖銳的批評，認為(wei) 既然國際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國家之間也不存在非輸即贏的關(guan) 係，國際貿易並不能被簡單比擬為(wei) 國家間的競爭(zheng) ｡不過，這類觀點的流行也值得思考：既然經濟增長與(yu) 國際貿易同源，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企業(ye) 生產(chan) 率､產(chan) 業(ye) 結構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資源配置效率都影響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分工格局;反過來，國際分工也影響一國的企業(ye) 和產(chan) 業(ye) 結構，乃至收入分配格局｡

　　可見，“戰略貿易論”錯誤的實質不在於(yu) 使用“國家競爭(zheng) 力”這個(ge) 表述，而在於(yu) 把看似源自國際貿易，卻根植於(yu) 一國內(nei) 部的經濟乃至社會(hui) 和政治問題歸咎於(yu) 國際競爭(zheng) 中的失敗｡聽任這種論調盛行的一個(ge) 弊端是，如果把國家比喻為(wei) 一家要在全球範圍內(nei) 競爭(zheng) 的企業(ye) ，則巧妙地把跨國公司的利益與(yu) 國家及其全體(ti) 人民的利益混為(wei) 一談，也為(wei) 實行以鄰為(wei) 壑的保護主義(yi) 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依據，而保護主義(yi) 正如自由貿易一樣，自身並不保障自然而然地惠及普通國民｡

　　嚴(yan) 肅的美國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國家競爭(zheng) 力的式微，也不願意背上保護主義(yi) 的名聲，畢竟他們(men) 中的多數都曾經宣誓：“我相信自由貿易”，而且他們(men) 無法否認，無論國際貿易演變到何種形態，貿易之所以發生，必然是由於(yu) 它能給一國帶來總體(ti) 上的淨收益｡與(yu) 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承認，國際貿易或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帶給一個(ge) 國家的收益並不能自動為(wei) 所有群體(ti) 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經濟體(ti) 製和社會(hui) 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以美國為(wei) 代表，發達國家的比較優(you) 勢在於(yu) 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chan) 業(ye) ，因此，其與(yu) 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的特點是以出口這類產(chan) 品為(wei) 主，同時進口簡單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按照這種分工邏輯進行的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就業(ye) 結構從(cong) 而影響收入分配格局，並且，其影響方式和方向與(yu) 它們(men) 的發展中國家貿易和投資夥(huo) 伴不盡相同｡所以說，在這一輪全球化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國家分別塑造了不盡相同的產(chan) 業(ye) 結構､產(chan) 業(ye) 組織和收入分配格局｡

　　三、 全球化的後果及其政治反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輪全球化開始之前，具有類似生產(chan) 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產(chan) 業(ye) 內(nei) 貿易在這些國家乃至全球貿易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分配效應與(yu) 本輪全球化主要發生在新興(xing) 經濟體(ti) 與(yu) 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大不相同，在後一種情形下，貿易收益的分配不利於(yu) 那些相對稀缺的生產(chan) 要素擁有者｡換句話說，在勞動相對稀缺的工業(ye) 化國家，勞動者獲益較少;在資本相對稀缺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資本所有者獲益較少｡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等發現，在1990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處於(yu) 價(jia) 值鏈低端的製造業(ye) 大量轉移到海外，與(yu) 此對應的就業(ye) 崗位也隨之喪(sang) 失｡因此，在此期間的新增就業(ye) 幾乎全部來自以服務業(ye) 為(wei) 主的非貿易部門｡

　　由於(yu) 留在國內(nei) 的製造業(ye) 生產(chan) 率不斷得到提高，非貿易部門生產(chan) 率提高較慢，形成對人力資本的不同需求，也誘導了美國教育發展的兩(liang) 極化｡相應地，美國勞動力市場形成兩(liang) 極化的趨勢，即高科技領域的技能型崗位和低端部門的非熟練崗位增長較快，中間層次的崗位相對減少｡這種格局導致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中產(chan) 階級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問題置於(yu) 恰當的政策優(you) 先序，從(cong) 而再分配政策執行不力，甚至產(chan) 生向精英群體(ti) 傾(qing) 斜的情況下，國內(nei) 收入分配狀況必然惡化｡收入分化及大學費用高企使得教育出現兩(liang) 極化趨勢從(cong) 而社會(hui) 流動性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劣勢地位得以固化甚至在代際遺傳(chuan) ｡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自詡並被公認為(wei) 比較優(you) 勢理論的最忠誠信仰者，曾經宣稱該理論是社會(hui) 科學中唯一既正確且重要的理論｡然而，對全球化及其國際國內(nei) 影響的現狀觀察，使之或多或少改變了看法，認為(wei) 各國並不必然從(cong) 貿易中均等獲益，並且無可奈何地承認，由於(yu) 一個(ge) 國家內(nei) 部的全球化受益者並不會(hui) 自動對受損者做出必要的補償(chang) ，那些崗位被競爭(zheng) 者所替代掉的美國工人，無疑承受了全球化的代價(jia) ｡正如否認經濟增長可以通過“涓流效應”使所有國民獲益的傳(chuan) 統觀念一樣，經濟學家終於(yu) 認識到全球化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獲益｡這無疑是理論上的一個(ge) 進步｡然而，問題在於(yu) 許多人特別是政治家們(men) 並未止步於(yu) 此｡

　　其實，早在斯密之前甚至重農(nong) 學派之前，處在現代經濟學(甚至貿易理論)嬰兒(er) 形態的重商主義(yi) 及其政策主張就反映了政治和政策對貿易可能導致的利益格局變化的立場｡此後，從(cong) 斯密倡導自由貿易到李嘉圖創造了比較優(you) 勢理論，直至後來占據主導地位的貿易理論及其補充性研究，都在重演著這種政治與(yu) 經濟(或經濟學)的作用與(yu) 反作用的互動過程｡因此，在上一節討論全球化演進過程的基礎上，了解發達國家產(chan) 業(ye) 結構和社會(hui) 結構隨之發生的變化究竟如何影響經濟社會(hui) 政策乃至政治氣候，有助於(yu) 我們(men) 對全球化的可能前景做出更確切的研判｡

　　美國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通過回顧美國政府決(jue) 定政策因素的變化，證明過去20—30年間美國社會(hui) 是朝著有利於(yu) 富人而不是窮人或中產(chan) 階級變化的｡例如，馬丁·吉林斯(Martin Gilens)等人采用計量方法，對1981年至2002年期間1779項影響收入的政策進行了分析，發現經濟領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而普通選民和大眾(zhong) 團體(ti) 的政策影響力則微乎其微｡許多觀察者認為(wei) ，不是全球化中哪個(ge) 國家獲益的問題，而是具有強大的談判力從(cong) 而產(chan) 生政策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絕對獲益，贏家隻是發達國家中的1%，而普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ti) 則被推向邊緣化｡

　　或許，1999年在西雅圖首次以激進形式爆發的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還隻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各國社會(hui) 活動者的情緒､思潮和行動的反映，歐美大國的政府尚未認識到其嚴(yan) 重性，在政治上對其加以利用也沒有成為(wei) 主流｡然而，在西方代議製民主體(ti) 製下，贏得選票是政治家高度關(guan) 注的事情｡因此，政策也不得不對國內(nei)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做出必要的反應｡例如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擴大信貸刺激消費，以緩解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者的深層次焦慮，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悠久曆史的政策傳(chuan) 統｡而其後果即金融過度發展則導致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錯配｡更有甚者，打著“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旗號，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技術手段，倚仗政府的信用背書(shu) 和鬆弛的金融監管，美國掀起了以次級貸款支撐的房地產(chan) 熱，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甚至陷於(yu) 長期停滯的普通家庭也紛紛辦理了房屋抵押貸款｡這種並非由真實支付能力拉動的需求，靠次貸的推波助瀾，必然導致大規模､大範圍的泡沫，直到2007年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並進而演化為(wei) 國際金融危機｡不僅(jin) 在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相對不健全的美國，而且在歐洲､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千千萬(wan) 萬(wan) 中產(chan) 階級和低收入家庭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

　　各國為(wei) 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了多種宏觀經濟手段，美國和歐洲主要經濟體(ti) 也緩慢乏力地得以複蘇｡然而，在世界經濟總體(ti) 陷於(yu) 新平庸的同時，普通家庭收入增長停滯的狀況並沒有得到解決(jue) ｡例如，美國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e) 的複蘇雖然在發達國家中算得上強勁，及至2015年12月實施了9年多以來首次加息，但是，危機之前業(ye) 已存在並且成為(wei) 危機導火索的產(chan) 業(ye) 結構和收入分配等問題並未得到真正解決(jue) ｡例如，雖然美國的失業(ye) 率已經降到較低的水平，似乎擺脫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反複出現的“無就業(ye) 複蘇”魔咒，但是，觀察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ge) 重要指標———勞動參與(yu) 率，卻可以發現情況並不像失業(ye) 率下降所顯示的那樣樂(le) 觀｡截止到2016年，16歲以上美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yu) 率仍然比2007年危機爆發之前低3個(ge) 百分點｡據美國學者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在於(yu) 勞動力供給側(ce) 因素，而在於(yu) 製造業(ye) 崗位長期流失和技術變化導致對中低端技能需求減少等需求側(ce) 因素｡也就是說，即使整體(ti) 經濟得以複蘇，在部分產(chan) 業(ye) 的空心化､勞動力市場以及人力資本兩(liang) 極化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jue) 的情況下，對中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就不夠強勁，持續處於(yu) 結構性失業(ye) 造成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力市場，產(chan) 生所謂“沮喪(sang) 的工人效應”｡

　　美國的情形也可以作為(wei) 許多其他發達國家的縮影｡孱弱的需求繼續壓製普通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談判地位，使得工資和收入得不到明顯改善，移民的湧入產(chan) 生了競爭(zheng) 壓力和相對剝奪感，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可見，就業(ye) 崗位不足不僅(jin) 僅(jin) 表現為(wei) 收入不足，更被人們(men) 深切感受為(wei) 在全球化及其相關(guan) 政策中成為(wei) 輸家｡普通家庭固然不能像精英階層那樣，總是可以憑借有利的談判地位，通過影響政策製定保護自身的利益，然而，他們(men) 也必然以某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

　　一般來說，在西方政治體(ti) 製下，民眾(zhong) 和社會(hui) 可以主要通過三種製度化或非製度化的方式，即分別以投票(vote)､呼籲(voice)和退出(exit)表達其不滿｡從(cong) 政治經濟學角度，無論是在位還是在野，政治家總是要充分權衡所主張和實施政策的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以取得淨收益的最大化，即執政機會(hui) 盡可能大，執政時間盡可能長｡從(cong) 此出發，他們(men) 不能長期無視民眾(zhong) 的意願｡然而，或者是他們(men) 看不到麵臨(lin) 問題的真實所在，或者是他們(men) 難以觸動既得利益格局去做出調整，或者他們(men) 急於(yu) 上台而等不及從(cong) 根源上解決(jue) 問題，所以，無論是從(cong) 左的方向還是從(cong) 右的方向，祭起民粹主義(yi) 的大旗，把問題歸咎於(yu) 全球化，不啻為(wei) 一種成本低廉卻取巧的政治策略｡

　　托尼·巴貝爾(Tony Barber)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歐洲乃至整個(ge) 西方無力應對其麵臨(lin) 的文化､經濟､政治和技術挑戰，借用希臘詩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 Cavafy)的著名詩作《等待野蠻人》刻畫的一種情形：一種無力應付其衰落的國家或組織，往往製造出或者誇大外部威脅，期冀轉移批評者和公眾(zhong) 的視線｡我們(men) 不妨讀一讀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沒有了野蠻人我們(men) 該怎麽(me) 辦?他們(men) ，那些野蠻人，本可以成為(wei) 一種解決(jue) 方案”｡由此不難想象和理解，為(wei) 什麽(me) 在西方國家(且不限於(yu) 西方國家)，如此之多且五花八門的民粹主義(yi) 政治力量如雨後春筍般滋生出來｡

　　關(guan) 於(yu) 民粹主義(yi) 及其政策傾(qing) 向，有時很難做出一個(ge) 明確的界定｡如果從(cong) 學理上做定義(yi) 的話，民粹主義(yi) 也是一個(ge) 眾(zhong) 說紛紜的概念｡例如，有的學者傾(qing) 向於(yu) 將民粹主義(yi) 視為(wei) 一種意識形態，其信奉者代表一國人民對精英階層無視甚至剝奪普通人的權利､價(jia) 值､成就感､認同感和聲音的行為(wei) 進行抵製｡然而在現實中，民粹主義(yi) 並非總是以一個(ge) 褒義(yi) 的詞匯出現，而是常常被政治家用來批評對手所持的偏頗而冠冕堂皇的政策主張｡綜合該用語的某些定義(yi) ､流行曆史和當前針對性，我們(men) 把民粹主義(yi) 看作一種政治語言，主要被政治家用以因應平民訴求的形式或政治外殼，兜售特定的政治主張，不僅(jin) 並不必然代表平民利益，甚至會(hui) 被某些特定利益集團所俘獲｡

　　據此來看，我們(men) 今天遇到的挑戰便是：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家利用本國中產(chan) 階級和(或)弱勢群體(ti) 在全球化中未獲益這個(ge) 事實(或認知)推銷反全球化的理念及政策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以贏取政治支持(選票)｡雖然許多輿論界精英，例如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都認識到民族主義(yi) 或民粹主義(yi) 不是當前問題的有效解決(jue) 方案，但是，從(cong) 西方民主政治製度內(nei) 在具有的追求選票而不是追求自我完善的性質來看，民粹主義(yi) 政策的出現甚至泛濫終究是不可避免的｡

　　四、 作為(wei) 全球化受益者，中國為(wei) 什麽(me) 不一樣

　　一般認為(wei) ，以1978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召開為(wei) 標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這具有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改革與(yu) 開放是同時發生的，也是緊密聯係､相互促進的｡改革是開放條件下的改革，開放也是在改革過程中得以推進｡所以，國內(nei) 經濟發展與(yu) 融入全球經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第二，對外開放又是具有獨立和確切內(nei) 容的｡初期的對外開放還帶有實驗性和地域性，從(cong) 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為(wei) 加入WTO做出努力，開始了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無論是從(cong) 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還是從(cong) 高速經濟增長與(yu) 深度對外開放的一致性，我們(men) 都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是這一輪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對此我們(men) 也從(cong) 不諱言｡

　　本節將從(cong) 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著眼，回答為(wei) 什麽(me) 在許多國家質疑自身是否在全球化中獲益時，中國卻在同一時期借助改革開放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並且，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進入新平庸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與(yu) 自身所處新常態相符的中高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總體(ti) 上具有為(wei) 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分享的性質｡

　　在全球化高潮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恰好處於(yu) 最適於(yu) 從(cong) 經濟全球化獲益的發展階段｡從(cong) 經濟發展的曆史長河看，一國經濟發展通常會(hui) 典型或非典型地依次經曆馬爾薩斯貧困陷阱､格爾茨內(nei) 卷化､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新古典增長五個(ge) 階段或類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期，恰好與(yu) 其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及其即將結束的劉易斯轉折點時期相吻合，發展的關(guan) 鍵是通過資本積累推動工業(ye) 化進程，為(wei) 中國大量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找到出路，得以把過剩生產(chan) 要素轉變為(wei) 產(chan) 業(ye) 比較優(you) 勢｡這種類型的經濟發展不適合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解釋，而且，中國也的確沒有把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家四處兜售的“華盛頓共識”奉為(wei) 圭臬｡

　　事實表明，中國的二元經濟發展在時間上恰好與(yu) 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完美對應，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與(yu) 利用全球化機會(hui) 實現了充分對接｡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和四小龍在內(nei) 的發達經濟體(ti) ，相對於(yu) 物質資本而言勞動力是稀缺要素，不斷提高的工資和福利成本削弱了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在全球化條件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以雁陣模式相繼向外轉移｡而中國(主要是沿海地區)正處在最有利的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的發展階段，農(nong) 業(ye) 中剩餘(yu) 勞動力被吸納到製造業(ye) ，並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在全球市場上表現為(wei) 比較優(you) 勢和競爭(zheng) 力｡這期間，中國出口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製造業(ye) 產(chan) 品，這充分反映了中國所處特定發展階段的比較優(you) 勢｡

　　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的一個(ge) 外在表現是貿易依存度顯著提高到大國中罕見的水平｡按現價(jia) 計算，中國進出口貿易總值與(yu) GDP的比率從(cong) 1978年的97%大幅度提高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以上，2014年更高達41.0%｡然而，貿易總額及其比率這種指標尚不能充分反映中國對外貿易的實際性質｡

　　雖然中國的製造業(ye) 在很長時間裏處於(yu) 價(jia) 值鏈的較低端，但是，以勞動密集型製造品為(wei) 主的出口結構創造了大量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的就業(ye) 機會(hui) ，促進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中國二元經濟發展的主要需求因素和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驅動力｡與(yu) 此同時，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也進入這些製造業(ye) 部門｡這不僅(jin) 反映了對外開放對高速增長所做的貢獻，也揭示了這一外向型經濟增長所具有的分享性質｡據估算，1978—2014年，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從(cong) 70.5%大幅度下降到19.1%｡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以及從(cong) 經濟全球化獲益的全部奧秘幾乎都隱含在這個(ge) 符合經濟發展鐵律(即農(nong) 業(ye) 份額下降)的就業(ye) 結構劇烈變化中｡

　　對應斯彭斯等從(cong) 分析美國就業(ye) 結構的變化而得出“產(chan) 業(ye) 外移毀滅了美國經濟”的方法和結論，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中國的就業(ye) 結構變化理解在二元經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作為(wei) 整體(ti) 層麵以及城鄉(xiang) 勞動者和居民從(cong) 個(ge) 體(ti) 層麵分別是如何從(cong) 全球化獲益的｡

　　直到2010年以前，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都處於(yu) 不斷增長的動態之中，構造並強化了食之者寡､生之者眾(zhong) 的有利人口結構特征，形成潛在的人口紅利，而大規模吸納轉移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迅速擴張，其產(chan) 品在國際市場占有龐大份額，則是人口紅利得以兌(dui) 現的關(guan) 鍵｡我們(men) 可以采用與(yu) 斯彭斯等類似的分類方法，基於(yu) 中國分別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的三次經濟普查數據，將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中按照法人單位(corporation)進行統計的就業(ye) ，按照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進行分類，分別觀察其增長規模和結構變化｡

　　在數據所覆蓋的時期，中國(包括城市和農(nong) 村)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就業(ye) 增長十分迅速，2004—2013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為(wei) 5.9%，2013年達到總數35213萬(wan) 人;同時，貿易部門與(yu) 非貿易部門就業(ye) 增長速度相對平衡，同一時期前者年均增長率為(wei) 6.9%，後者為(wei) 4.7%｡其實，這裏使用的法人單位就業(ye) 數據尚遠遠不能充分反映實際非農(nong) 就業(ye) 的增長情況｡下麵，我們(men) 對城鎮就業(ye) 的幾種不同統計口徑進行比較，便可以看到這個(ge) 差異，即實際就業(ye) 及其增長顯著高於(yu) 圖3所顯示的情況｡

　　此外，我們(men) 還可以把農(nong) 民工作為(wei) 城鎮非正規就業(ye) 者的代表，觀察其就業(ye) 的部門結構｡2015年農(nong) 民工總數為(wei) 27747萬(wan) ，其中16884萬(wan) 離開本鄉(xiang) 鎮(大部分進入各級城鎮)6個(ge) 月及以上，占全部城鎮就業(ye) 的38.4%，另有10863萬(wan) 在本鄉(xiang) 鎮從(cong) 事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同年，農(nong) 民工在第二產(chan) 業(ye) 就業(ye) 的比重為(wei) 55.1%，其中，在製造業(ye) (可貿易部門)的比重為(wei) 31.1%，在建築業(ye) (非貿易部門)的比重為(wei) 21.1%;在第三產(chan) 業(ye) (大部分為(wei) 非貿易部門)的比重為(wei) 44.5%;從(cong) 事第一產(chan) 業(ye) 的僅(jin) 為(wei) 0.4%｡與(yu) 法人單位甚至所有單位就業(ye) 的結構相比，農(nong) 民工在建築業(ye) 就業(ye) 的比重更大，也可以說，農(nong) 民工就業(ye) 和建築業(ye) 就業(ye) 具有更明顯的非正規性質｡

　　在資源配置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為(wei) 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充分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供給､較高的資本回報率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wei) 特征的生產(chan) 率改進等必要條件，把人口紅利兌(dui) 現為(wei) 經濟增長奇跡｡然而，在得出中國是全球化的獲益者結論時，主要不應該從(cong) 其出口產(chan) 品份額和引進外資規模看，而是要依據城鄉(xiang) 居民對改革開放和發展成果的分享程度進行判斷｡

　　總體(ti) 而言，中國城鄉(xiang) 居民在不同時期分別或同時通過三種形式得以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雖然阻礙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卻保持並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和國際競爭(zheng) 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ye) 崗位，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就業(ye) 的參與(yu) 程度顯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第二，在2004年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後，普通勞動者工資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2009年以來，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和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續縮小｡第三，與(yu) 劉易斯轉折點的時間點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顯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經濟發展的共享程度進一步得到提高｡

　　五、 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中國的策略選擇

　　無論是從(cong) 政治經濟學邏輯還是從(cong) 長期的曆史觀察，我們(men) 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議製民主製度與(yu) 經濟政策的關(guan) 係決(jue) 定了歐美乃至拉丁美洲國家呈現經濟政策及全球化政策時左時右的周期變化｡很顯然，至少西方國家的政策牽引力在一段時期內(nei) 將朝著不利於(yu) 全球化的方向偏斜｡在出現這種不利的全球化走向的情況下，對於(yu) 一些國家來說，自掃門前雪的政策可能會(hui) 大行其道｡然而，對於(yu) 中國來說，經濟發展既要做到免受其累，以如期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及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也不能采取與(yu) 全球經濟脫鉤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舉(ju) 足輕重的地位，即作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大國中對外依存度最大的國家，引領今後的全球化並使之於(yu) 己有利｡

　　首先，認識到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邏輯｡中國在清晰認識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時，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製度優(you) 勢，不糾纏於(yu) 一時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策選擇和製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戰略定力，在時機上保持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與(yu) 其他主要國家一起盲目地“向左轉､向右轉”｡既然國際貿易和經濟全球化都不是零和博弈，那麽(me) 在民族主義(yi) 和民粹主義(yi) 政治影響下的貿易保護主義(yi) 和去全球化政策都會(hui) 造成全球福利的淨損失，並給參與(yu) 各方帶來傷(shang) 害｡然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應對哲學並不能減少任何一方的損失，隻能給各方帶來更大的利益傷(shang) 害，而中國龐大的經濟體(ti) 量也決(jue) 定了一旦陷入“冤冤相報”的貿易戰，可能遭受的損失將會(hui) 十分深重｡

　　實際上，任何一個(ge) 國家都不會(hui) 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隻不過對於(yu) 不同的國家來說，需要花費不盡相同的時間來認識到這一點｡在這個(ge) “試錯”的時期，合作的機會(hui) 窗口仍然存在，並且每個(ge) 參與(yu) 主體(ti) 都會(hui) 按照“梯波特效應(Tiebout effect)”而趨利避害｡這一效應是指，通過改善對外合作的宏觀政策環境，讓善於(yu) “用腳投票”的潛在合作者“近者悅､遠者來”，從(cong) 而創造全球化的微觀氣候｡因此，具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穩住陣腳，善意相待，哪怕是單方麵地創造更好的經濟合作條件，仍然可以使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處於(yu) 低潮時繼續從(cong) 中獲益｡

　　其次，利用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按照有利於(yu) 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xing) 經濟體(ti) 分享權益的原則，調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規則，並抓住全球市場的新機遇｡去全球化的一個(ge) 具體(ti) 舉(ju) 措就是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國家大都對已經參與(yu) 其中的一體(ti) 化機製進行反思甚至重新選擇，或者醞釀著對已經簽署甚至實施的協議進行再談判｡雖然這種再選擇和再談判旨在把利益向發達國家進一步傾(qing) 斜，畢竟也將為(wei) 中國､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機會(hui) ，借此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爭(zheng) 取自身的合理權益｡

　　此外，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製全球化發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進一步向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傾(qing) 斜，但是，出現另一種情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作為(wei) 對工業(ye) 化國家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ti) 呼聲不可回避的回應，貿易協定的再談判等新的全球化框架產(chan) 生抑製跨國企業(ye) 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後果，從(cong) 而或多或少地改善其國內(nei) 收入差距過大從(cong) 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費力不足的問題｡如果不失時機地抓住與(yu) 自身比較優(you) 勢相對應的商機，中國和新興(xing) 市場經濟體(ti) 可以獲得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hui) ｡

　　再次，推動中國經濟內(nei) 外聯動，開創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製造有利於(yu) 各國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經濟全球化新成長點(或引爆點)｡亞(ya) 曆克斯·麥吉利弗雷(Alex MacGillivray)列舉(ju) 了全球化曆史上出現過的4個(ge) 以十年為(wei) 單位導致地球顯著縮小的標誌性事件作為(wei) 全球化的引爆點，分別為(wei) 1490—1500年伊比利亞(ya) 瓜分世界､1880—1890年不列顛國際製高點､1955—1965年人造衛星世界以及1995—2005年全球供給鏈｡他並且預測，下一個(ge) 引爆點應該是所謂“熱力全球化(thermo⁃globalization)”，即以全球氣候變化為(wei) 焦點，世界範圍合作得以廣泛開展，激發新一輪全球化高潮｡

　　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借用古老的陸地和海上絲(si) 綢之路這一曆史符號，旨在發展與(yu) 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huo) 伴關(guan) 係，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體(ti) ，體(ti) 現了全球化的本質內(nei) 涵，著眼於(yu) 構造嶄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預期可以成為(wei) 新一輪全球化的引爆點｡該倡議著眼於(yu)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nei) 外聯動，在國際範圍內(nei) 以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實體(ti) 經濟和產(chan) 能合作，發展投資和貿易關(guan) 係｡世界經濟曾經出現過若幹次依比較優(you) 勢動態發生的雁陣式產(chan) 業(ye) 轉移，中國具有的大國經濟特征決(jue) 定了雁陣模式首先經曆一個(ge) 從(cong) 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地區的國內(nei) 版，繼而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將其推向國際版｡

　　在全球化治理體(ti) 係尚未根本改變並且現行格局可能長期存在的條件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配套的亞(ya)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推進方式可以補充現行全球化格局中忽視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缺陷｡為(wei) 了使參與(yu) 各方相信其比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更關(guan) 注各國共同獲益，讓西方大國相信其作為(wei) 現行規則的補充而非挑戰，需要從(cong) 戰略層麵到務實環節做出預期目標明確､短期收獲與(yu) 長期成果結合､實施環節緊密銜接，從(cong) 而在執行中不會(hui) 走樣變形的整體(ti) 機製設計｡

　　最後，實踐新發展理念使參與(yu) 經濟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進創新發展，並通過共享發展使全體(ti) 中國人民獲益｡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期間充分利用全球化機遇，在大幅度提升國力的同時使城鄉(xiang) 居民明顯受益，根本還在於(yu) 這一時期的趕超型經濟增長體(ti) 現了共享理念｡在世界經濟進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現去全球化趨勢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也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明顯弱化，進入以增長速度減慢､增長動能轉換和增長模式轉型為(wei) 特征的新常態｡在這個(ge) 發展階段上，經濟增長必然伴隨著微觀主體(ti) 的創新和產(chan) 業(ye) 結構的升級，實現從(cong) 要素投入驅動到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驅動｡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通過企業(ye) 之間的競爭(zheng) 實現優(you) 勝劣汰，可以在整體(ti) 上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目標｡在中國正在進入的發展階段上，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這種大規模的效率改善機會(hui) 也將減少，生產(chan) 率提高的源泉越來越依賴於(yu) “創造性破壞”｡然而，與(yu) 其他生產(chan) 要素不同，作為(wei) 勞動要素載體(ti) 的人本身不僅(jin) 要得到社會(hui) 政策的保護，而且預期分享生產(chan) 率提高的成果｡美國的教訓也表明，如果勞動力市場製度等社會(hui) 保護機製不健全，普通勞動者在創新中成為(wei) “輸家”，即使充分參與(yu) 了經濟全球化，國民經濟得以發展，企業(ye) 整體(ti) 獲得了競爭(zheng) 力，也不能被稱作共享發展｡因此，從(cong) 以人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必須在增強競爭(zheng) 的同時，堅持社會(hui) 政策托底，使勞動者能夠跟上創新發展的步伐，成為(wei) 新一輪全球化的贏家，才能實現全體(ti) 人民共享的全麵小康社會(hui) ｡

　　六、 結語

　　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轉向，據說智利前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說過這樣的話：“好的時光國家向左轉，糟的時光國家向右轉｡”有著投資銀行背景的暢銷書(shu) 作家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以自己的研究對此做出注解，國家政治傾(qing) 向於(yu) 遵循這樣一個(ge) 循環往複：危機催生改革———改革帶來繁榮———繁榮導致自滿———自滿扼殺改革，造成又一輪危機｡然而，正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這是最好的時刻，這是最糟的時刻｡”判斷某一曆史時刻是好是壞的標準不一，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且，在偏激的政治情緒支配下，由於(yu) 缺乏平和心態，缺乏政策執行的平衡性，即使掌權者意欲實行改革也難以實際推進｡例如，在歐洲，既然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會(hui) 導致部分工人失去工作，怎麽(me) 能夠設想此項改革能夠得到他們(men) 的支持｡

　　歸根結底，把拉丁美洲國家與(yu) 西方國家結合起來觀察，受到民意或選票引導的政治上的時左時右､或左或右，不論稱其倒退或是改革，其實都在廣義(yi) 上符合關(guan) 於(yu) 民粹主義(yi) 泛濫的定義(yi) ｡關(guan) 鍵在於(yu) ，國家政治或政策是在每一次周而複始中有所進步，還是僅(jin) 僅(jin) 重複著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不可能使命｡

　　無論從(cong) 總結成功經驗的角度還是從(cong) 吸取失敗教訓的角度，過去幾十年的經曆皆表明，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國家以及一國全體(ti) 居民均等獲益，不僅(jin) 在於(yu) 充分抓住全球化做大蛋糕的機會(hui) ，更在於(yu) 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中國是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參與(yu) 者，然而卻不是規則的製定者｡在預期的新一輪全球化高潮中，中國應該也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引領作用，同時成為(wei) 推動者和規則製定者｡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製度為(wei) 應對全球化新趨勢提供了政治保障，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也為(wei) 認識､適應和引領新一輪全球化提供了經驗依據｡中國不斷提升的全球經濟地位和治理話語權不會(hui) 成為(wei) 妄自尊大的資本，也不應該成為(wei) 故步自封的借口，而是形成更強烈的國際責任感､更開闊的全球視野和更高屋建瓴的應對策略的基石，在促進全球化的同時，實質推進國內(n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把提高生產(chan) 率與(yu) 加強社會(hui) 保護有效結合起來，使未來的全球化本身以及中國參與(yu) 全球化的實踐更加符合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要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確定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理念，應該同時作為(wei) 引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新一輪全球化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