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來，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持續地演進和發展，大體(ti) 經曆了六個(ge) 階段：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快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每個(ge) 階段的理論都源於(yu) 中國的發展實際。這些不斷升華的理論，不僅(jin) 引領和推進了經濟體(ti) 製改革，而且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

　　中國市場導向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始於(yu) 1978年，如今已走過40個(ge) 春秋，經濟社會(hui) 發展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在經濟社會(hui) 發展進程中，圍繞著計劃與(yu) 市場、基本經濟製度、市場與(yu) 政府關(guan) 係，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持續地演進和發展，經曆了六個(ge) 階段：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加快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源於(yu) 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實踐的理論持續遞進並升華，發展引領和推進了經濟體(ti) 製改革，優(you) 化了經濟基礎與(yu) 生產(chan) 力關(guan) 係，激發了社會(hui) 活力，促進了經濟社會(hui) 的巨大發展。

　　第一階段：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第一階段是1978~1982年：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是中國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yi) 的偉(wei) 大轉折，這次大會(hui) 確定了調整、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拉開了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帷幕。這次會(hui) 議徹底否定了“兩(liang) 個(ge) 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口號，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決(jue) 定把全黨(dang) 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決(jue) 策;啟動農(nong) 村改革新進程，大膽衝(chong) 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中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發展的體(ti) 製，全麵推行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農(nong) 林牧副漁各業(ye) 興(xing) 旺。農(nong) 村的巨大變化有力地證明：改革不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的經濟體(ti) 製，就能把經濟搞活，把生產(chan) 搞上去，使人民富裕，國家繁榮。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hui) 議提出，國民經濟要“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輔助作用” 。在此之前，沿襲蘇聯的政治經濟學及計劃經濟模式的傳(chuan) 統觀念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是公有製、計劃經濟，資本主義(yi) 是私有製、市場經濟，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根本手段就是計劃;由於(yu) 市場經濟的盲目性，因而，摒棄計劃的市場經濟，不能稱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中央工作會(hui) 議提出了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理論，推進了經濟體(ti) 製改革。

　　1982年9月，黨(dang) 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原則，是經濟體(ti) 製改革中的一個(ge) 根本性的問題。我們(men) 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範圍和界限。”市場主體(ti) 開始形成，市場機製逐漸發生作用，市場開始成為(wei) 配置資源的重要補充手段。

　　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理論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yi) 的。在此理論指導下，中國沿著放權讓利、雙軌並行，計劃與(yu) 市場結合的方向進行改革。在所有製結構方麵，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允許個(ge) 體(ti) 、私人和“三資”企業(ye) 的存在和發展，放開了部分市場經濟;在公有製經濟的經營形式方麵，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經營責任製，國營大中型企業(ye) 普遍實行承包製和若幹企業(ye) 的股份製試點，減少了國家指令性生產(chan) 和物資分配計劃的種類;在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方麵，權力下放特別是推行財政大包幹製度，大大增強了地方財政。

　　然而，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原則源於(yu)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直接的指令性計劃仍被看作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本質和整個(ge) 經濟運行的基礎，市場調節隻是從(cong) 屬的、次要的。

　　第二階段：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第二階段是1983～1986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對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理論的發展。

　　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chuan) 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jia) 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農(nong) 副產(chan) 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ye) 的勞務活動等可以完全由市場調節，它們(men) 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但不可缺少的作用。實行計劃經濟不等於(yu) 指令性計劃為(wei) 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ti) 形式;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杠杆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尊重價(jia) 值規律。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標誌著改革從(cong) 農(nong) 村走向城市。隨著農(nong) 村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成功，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日益受到關(guan) 注。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ye) 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係統地進行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城市經濟才能興(xing) 旺繁榮，才能適應對內(nei) 搞活、對外開放的需要，真正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推動整個(ge) 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農(nong) 村改革的成功經驗，農(nong) 村經濟發展對城市的要求，對以城市為(wei) 重點的整個(ge) 經濟體(ti) 製改革提供了極為(wei) 有利的條件。但城市改革還隻是初步的，城市經濟體(ti) 製中嚴(yan) 重妨礙生產(chan) 力發展的種種弊端尚未從(cong) 根本上消除。城市企業(ye) 經濟效益還很低，城市經濟的巨大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生產(chan) 、建設和流通領域中的種種損失和浪費還很嚴(yan) 重。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點是充分發揮企業(ye) 活力。而現行經濟體(ti) 製的種種弊端，恰恰集中表現為(wei) 企業(ye) 缺乏應有的活力。增強企業(ye) 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ye) 活力，是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的中心環節。企業(ye) 改革從(cong) “放權讓利”入手，通過擴大企業(ye) 自主權調動企業(ye) 積極性。1983年開始，企業(ye) 實行利改稅改革。

　　我國的有計劃商品經濟較之計劃經濟而言，在理論上突破了把社會(hui) 主義(yi) 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chuan) 統觀念，首次提出了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相聯係的商品經濟概念 ，但這種突破還不是根本性的和總體(ti) 性的：一是仍在“商品經濟”之前冠以“有計劃”，強調計劃控製下的商品經濟;二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商品化”範圍有限，土地、礦山和勞力等不是商品;三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cong) 根本上不同於(yu) 市場經濟。

　　理論認識上的局限性，也反映在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內(nei) 容是國家對企業(ye) “放權讓利”。放或不放，大放或小放，哪些放哪些不放，都由國家決(jue) 定，經濟運行仍然處於(yu) 一放就亂(luan) 、一收就死的循環狀態。國家對不同部門、不同所有製企業(ye) 的放權讓利情況不同，在價(jia) 格、信貸、稅收、勞動工資許多方麵都是計劃體(ti) 製與(yu) 市場體(ti) 製的雙軌並存。企業(ye) 之間地位不平等，競爭(zheng) 不公平，價(jia) 值不統一，製度不健全，行為(wei) 不規範，苦樂(le) 不均勻，鞭打快牛等問題仍然沒有解決(jue) 。隨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財政承包方式放權讓利以後，由中央計劃為(wei) 主有的改變為(wei) 地方政府的計劃為(wei) 主，為(wei) 了本地利益，保護地方市場，出現了地方保護和區域分割傾(qing) 向。

　　第三階段：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第三階段是1987～1992年：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是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

　　1987年10月，黨(dang) 的十三大報告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基礎上，對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機製問題進行了全新的理論概括，強調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ti) 製，應該是計劃與(yu) 市場內(nei) 在統一的體(ti) 製，進而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的理論。不再提“計劃經濟為(wei) 主”，也沒有再提計劃經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計劃與(yu) 市場各分一塊的老思路。

　　在“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理論中，明確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與(yu) 資本主義(yi) 商品經濟的區別不在於(yu) 市場與(yu) 計劃的多少，而在於(yu) 所有製的不同。市場的地位大大增加，明確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係包括生產(chan) 要素市場，明確了以指令性計劃為(wei) 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jia) 值規律的基礎上。在該理論指導下，市場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在某些領域甚至開始起主導作用。然而，由於(yu) 政府職能沒有根本轉變，部門利益與(yu) 部門權力無法分割，政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強化管，政企不分，企業(ye) 難以成為(wei) 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chan) 者和經營者。

　　1988年9月，針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dang) 的十三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按照“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麵深化改革”的方針進行治理整頓。此後，政府加強對經濟的行政控製，直接計劃調節的作用有所加強。《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社會(hui) 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強調“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的調節重於(yu) 市場調節”。實際上是再次強調和突出計劃和計劃經濟，市場調節隻能管“企業(ye) 日常的生產(chan) 經營、一般性技術改造和小型建設等經濟活動”，市場導向的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演進處於(yu) 徘徊期。

　　第四階段：確立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第四階段是1992～2003年：確立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重大突破和升華。

　　從(cong) 1978年到1992年，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理論一直糾纏於(yu) “姓社還是姓資”的爭(zheng) 論，即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是公有製、計劃經濟，資本主義(yi) 是私有製、市場經濟。鄧小平1992年在南巡重要談話中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資本主義(yi) 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區別” 。鄧小平的講話一錘定音，結束了理論界關(guan) 於(yu) “姓社姓資”的爭(zheng) 論，明確了市場導向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方向，明確了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指明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擺脫了改革理論演進的徘徊。

　　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開始確立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同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相結合，必須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ye) 經營機製，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e) 製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ti) 係，實現城鄉(xiang) 市場緊密結合，國內(nei) 市場與(yu) 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you) 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wei) 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ti) 係，保證國民經濟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為(wei) 城鄉(xiang) 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穩定。

　　概言之，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是一個(ge) 基礎五大支柱：一個(ge) 基礎，是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五大支柱”是現代企業(ye) 製度、統一市場體(ti) 係、宏觀調控體(ti) 係、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革開始由微觀層麵轉向宏觀層麵，涉及財稅、金融、投資等各個(ge) 領域，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開始走向科學化、合理化。1994年，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體(ti) 製改革。一是改革財稅體(ti) 製。改革的重點是把財政包幹體(ti) 製改為(wei) 在合理劃分中央與(yu) 地方事權基礎上的分稅製，增強了中央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能力。二是金融體(ti) 製改革，改革中央銀行的調控方式，將傳(chuan) 統信貸規模控製改為(wei) 運用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業(ye) 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方法進行調控，建立三家政策性銀行，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商業(ye) 銀行。三是加快投資體(ti) 製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對投融資活動的調節作用，逐步建立法人投資和銀行信貸的風險責任，加強對投資總量和結構的調控。四是深化對外經濟體(ti) 製改革。在實現匯率並軌的基礎上改革外匯管理辦法，建立統一規範的外匯市場，繼續積極引進外資，實現國內(nei) 經濟與(yu) 國際經濟的互接互補。五是加快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建設，改革的重點是養(yang) 老保險和失業(ye) 保險，養(yang) 老、醫療社會(hui) 保險要建立社會(hui) 統籌與(yu) 個(ge) 人賬戶相結合的製度。

　　1997年黨(dang) 的十五大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提出國有企業(ye) 改革“要著眼於(yu) 搞好整個(ge) 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ye) 實施戰略性改組”，而股份製是現代企業(ye) 製度的重要組織形式。1998年十五屆三次全會(hui) 強調，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wei) 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製度，以勞動所得為(wei) 主和按生產(chan) 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必須長期堅持。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和發展的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突出強調了關(guan) 於(yu)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對國有企業(ye) 的戰略性改組問題，提出了國有經濟要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wei) ，有所不為(wei) ”，這是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標誌著國企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第五階段：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第五階段是2003～2012年：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2002年10月黨(dang) 的十六大宣告，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初步建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標誌著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從(cong) 初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進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新時期。全會(hui) 強調，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建立有利於(yu) 逐步改變城鄉(xiang) 二元經濟結構的體(ti) 製，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製，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現代市場體(ti) 係，完善宏觀調控體(ti) 係、行政管理體(ti) 製和經濟法律製度，健全就業(ye) 、收入分配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群眾(zhong) 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guan) 係，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wei) 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hui) 和人的全麵發展。堅持公有製的主體(ti) 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推行公有製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製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ti) 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實現投資主體(ti) 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wei) 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大力推進市場對內(nei) 對外開放，大力發展資本和其他要素市場，促進商品和各種要素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zheng) 。要增強全社會(hui) 的信用意識，形成以道德為(wei) 支撐、產(chan) 權為(wei) 基礎、法律為(wei) 保障的社會(hui) 信用製度。繼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ti) 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wei) 市場主體(ti) 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深化投資體(ti) 製改革，分步實施稅收製度改革，推進財政管理體(ti) 製改革，深化金融企業(ye) 改革，健全金融調控機製，完善金融監管體(ti) 製。要深化涉外經濟體(ti) 製改革，完善對外開放的製度保障，更好地發揮外資的作用，增強參與(yu) 國際合作和競爭(zheng) 的能力。

　　第六階段：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快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

　　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的第六階段是2012年至今：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方向。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學會(hui) 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是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hui) 發展實踐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曆史經驗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進一步確立了未來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努力方向和原則要求，意味著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把市場機製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you) 化。

　　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並非萬(wan) 能的“上帝之手”。一是市場自發調節具有盲目性，二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外部性”，三是市場無法兼顧效率與(yu) 公平。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會(hui) 導致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貧富差距，與(yu) 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長遠利益相背離，需要發揮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糾正市場失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我們(men) 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發揮黨(dang) 和政府的積極作用。” 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you) 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zheng) ，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加快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要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以開放促改革。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現在“不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而是怎麽(me) 使我們(men) 的開放水平更高的問題”，“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全麵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堅持“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zheng) 的主動”，並相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區戰略”等重大戰略構想。這不僅(jin) 大大增強了中國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且為(wei) 我國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打開新的窗口。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wei) 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nei) 外聯動、東(dong) 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chan) 能合作，形成麵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chan) 、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

　　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guan) 係全局的曆史性變化，對黨(dang) 和國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jue) 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等方麵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麵發展、社會(hui) 全麵進步。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新發展理念加快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發展是解決(jue) 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guan) 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you) 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guan) 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是跨越關(guan) 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you) 先，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ti) 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著力構建市場機製有效、微觀主體(ti) 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ti) 製，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zheng) 力。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chan) 業(ye) 、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製。深化金融體(ti) 製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ti) 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ti) 係，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從(cong) 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到加快完善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持續地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必將激發全社會(hui) 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