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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曆來重視與(yu) 黨(dang) 外人士合作共事，鼓勵和支持黨(dang) 外人士講真話、道真情、建良言，並本著“有則改之”“聞者足戒”的原則在工作中積極加以吸納和改進，體(ti) 現了協商民主製度的真實性和優(you) 越性。

　　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作為(wei) 政黨(dang) 協商的重要曆史淵源，在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就已有召開。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不僅(jin) 是邊區“三三製”政權的重要補充形式，還是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實現形式，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覺接受黨(dang) 外監督的有益探索和嚐試，在鞏固抗日民主政權、實現民主政治、改進黨(dang) 的作風建設等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

　　邊區民主政治的一種新形式

　　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作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種非正式的民主人士參政議政、民主協商的方式，最初源於(yu) 抗戰時期的士紳座談會(hui) ，其初步形成一般認為(wei) 始於(yu)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開的西北局高級幹部會(hui) 議期間。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請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教育廳副廳長賀連城以及李丹生等黨(dang) 外人士舉(ju) 行座談。會(hui) 上，西北局秘書(shu) 長賈拓夫向黨(dang) 外人士報告了高幹會(hui) 的經過及所討論的各項問題，黨(dang) 外人士在聽取報告後紛紛提出意見。李鼎銘提出“希望共產(chan) 黨(dang) 要研究黨(dang) 外人士的心理，真能與(yu) 黨(dang) 外人士合作”。李丹生也發表意見，“共產(chan) 黨(dang) 是愛國的，黨(dang) 外人士也是愛國的，要合為(wei) 一體(ti) ”。謝覺哉與(yu) 賈拓夫對黨(dang) 外人士提出的意見表示讚同，並表示對做得不夠的地方將加以改善。

　　這次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後，邊區所轄的隴東(dong) 、延屬、綏德等分區也相繼召開。如在1944年6月馬錫五專(zhuan) 員主持召開的隴東(dong) 分區士紳座談會(hui) 上，地方士紳、勞動英雄等數十人參加座談，會(hui) 上提出的意見與(yu) 批評不下30餘(yu) 件。分區一級的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以1944年8月延屬分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影響最大。這次會(hui) 議曆時11天，到會(hui) 者40多人，會(hui) 議廣泛聽取黨(dang) 外人士對於(yu) 政治、經濟、教育、軍(jun) 民關(guan) 係等各方麵的意見。會(hui) 議進行中，毛澤東(dong) 、周恩來、王震等先後出席會(hui) 議並講話。值得一提的是，會(hui) 議經熱烈討論除一致擁護毛澤東(dong) “十一運動”號召外，還通過了11個(ge) 提案。在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上提出並通過提案，這在陝甘寧邊區也是首創。

　　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不僅(jin) 在邊區、分區召開，也在富縣、米脂、子洲、延川等縣一級召開。從(cong) 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6月至12月半年來的報道看，縣一級召開的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士紳座談會(hui) 就達10次。由此可見，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已經廣泛存在於(yu) 邊區民眾(zhong) 的政治生活中，成為(wei) 邊區民主政治的一種新形式。

　　加強黨(dang) 外人士座談的組織動員和典型帶動

　　中央和邊區的領導人對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黨(dang) 外人士合作共事十分重視，通過領導人講話、批示、轉發文件、發表社論、宣傳(chuan) 報道等一係列方式，就召開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這一民主協商的新實踐、新經驗進行動員和推廣。

　　毛澤東(dong) 對黨(dang) 外人士政策的提出發揮了重大理論貢獻，他先後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員與(yu) 黨(dang) 外人員的關(guan) 係》等著作及講話中，多次表示共產(chan) 黨(dang) 人必須和黨(dang) 外人士要多合作、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hui) ，多征求黨(dang) 外人員對黨(dang) 的意見。1943年2月1日，毛澤東(dong) 在謝覺哉、賈拓夫關(guan) 於(yu) 邊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的報告上批示：“以後西北局可每兩(liang) 月召集座談會(hui) 一次”。這是中央領導人首次以批示的方式對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提出要求。1944年12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第二屆參議會(hui) 第二次大會(hui) 上報告工作時再次強調：“若幹專(zhuan) 署和縣府，召開了各界人士開誠協商的座談會(hui) ，此種方式也很有益處，今後值得推廣。”

　　在中央和邊區廣泛動員的同時，對各地的先進典型也及時予以報道。如延屬分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期間，延安《解放日報》就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刊發的通訊稿件、社論多達8篇。座談會(hui) 期間，《解放日報》還刊登了題為(wei) 《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的意見》社論，指出：“對於(yu) 現在各地所舉(ju) 行的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應該予以充分的重視。凡是正在進行的地方，要好好進行，凡是尚未進行的地方，要召集起來，很鄭重的進行這種會(hui) 議。”而且，“這種黨(dang) 外人士的座談會(hui) ，敵後各根據地都應該舉(ju) 行”。

　　認真而有責任地履行協商和監督職能

　　放手發動黨(dang) 外人士徹底檢查、批評各級政府工作，進而開誠布公、毫無顧慮地將一切有關(guan) 當地政策與(yu) 行政問題的意見收集起來，以便政府發揚成績、改正缺點，這是邊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取得實效的關(guan) 鍵所在。

　　從(cong) 邊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召開情況看，參會(hui) 的黨(dang) 外人士無不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檢查政府工作，積極建言獻策。他們(men) 不但指出政府工作取得的成績，而且認真地批評缺點，提出改進工作的辦法。如在1944年8月綏德分區召開的士紳座談會(hui) 上，邊區建設廳霍子樂(le) 副廳長對邊區政府號召的“十一運動”提出自己的意見，“按照綏德分區的實際情形，因為(wei) 牛少，每戶難得有一頭牛，可改為(wei) 驢。分區人稠，可以幾家用一口井，發展水利”。馬醒民則就幹部作風提出質問，“個(ge) 別區鄉(xiang) 幹部打罵人，但是，幹部犯了錯誤要處分他，不能調走就算”。延屬分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後，吳漢章等32名黨(dang) 外人士在《延安日報》發表離別謝言，其中特別提到，“到會(hui) 同仁均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精神，踴躍發言，積極建議。以往某些未曾直爽傾(qing) 吐之言，這次我們(men) 盡情地談了;以往旁觀為(wei) 客之想法，這次我們(men) 一掃而空了”。

　　及時采納和落實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的協商成果

　　邊區既充分發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民主協商精神，同時對於(yu) 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的協商成果，邊區各級政府認真研究，逐條解答，並加以解決(jue) 和落實，這也是邊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的顯著特點之一。

　　從(cong) 相關(guan) 檔案史料看，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後，對可以立即付諸實施者，即著手施行;對應早作準備以便稍後執行者，則先著手開展調查研究，作充分準備;有的則明確列入限時完成的工作計劃。如在1944年10月富縣召開的座談會(hui) 上，黨(dang) 外人士認為(wei) 幹部不了解地情、有主觀主義(yi) ，建議組織生產(chan) 一定要靈活運用。經過熱烈討論，最後大家一致認為(wei) 明年不能機械地規定開荒地數字。綏德分區專(zhuan) 員表示接受大家的好意見，加強對合作社的領導，由村民大會(hui) 訂出護樹公約。並對減租、負擔等問題，說明政府一定要照顧到各階層的利益。延川縣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提出修建公路後，區鄉(xiang) 政府動員積極分子、民眾(zhong) 利用冬季農(nong) 閑修橋鋪路。

　　虛心接受黨(dang) 外人士的批評建議，及時予以采納和落實，也使邊區政府贏得了黨(dang) 外人士和社會(hui) 各界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米脂縣銀城群眾(zhong) 表示，“現在政府真是不說一句空話，以後咱們(men) 有什麽(me) 意見，可要操心提出來。”延屬分區黨(dang) 外人士座談會(hui) 結束後，32名黨(dang) 外人士坦言，“我們(men) 提出的一些意見與(yu) 批評，專(zhuan) 署即虛心接受，並指令下級改進，這種認真切實的精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