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城郊農(nong) 民的市民化成為(wei) 必然趨勢，而市民化的一個(ge) 標誌性轉變就是戶籍身份由農(nong) 業(ye) 轉為(wei) 非農(nong) 業(ye) 。然而事實上，大量城郊農(nong) 民並不期望市民化，甚至對戶籍身份的“農(nong) 轉非”產(chan) 生強烈的抵觸情緒。在失去土地之後，城郊農(nong) 民表現出對農(nong) 業(ye) 戶籍身份的強烈依戀，這種戶籍依戀阻礙了其市民化的進程。因而，有必要探討城郊農(nong) 民戶籍依戀背後的原因，以促進城郊農(nong) 民順利完成由農(nong) 民到新市民的轉型。

　　農(nong) 民的土地依戀與(yu) 安全倫(lun) 理

　　在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中，土地是農(nong) 民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是農(nong) 民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依靠。由於(yu) 與(yu) 農(nong) 民的生活緊密關(guan) 聯，土地還常常承載著農(nong) 民人生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它造就了農(nong) 民對土地難以割舍的情懷。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幾億(yi) 農(nong) 民離開土地，從(cong) 事各行各業(ye) ，在職業(ye) 、收入、社會(hui) 地位等方麵都發生了分化。隨著“離土創業(ye) ”帶給農(nong) 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農(nong) 民對土地的依戀也逐漸消減。雖然土地已經不是他們(men) 賴以謀生的唯一出路，但多數農(nong) 民並不願意脫離土地，他們(men) 沒有因為(wei) 謀生手段的變化和收入的提高而想要放棄土地經營權。

　　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學界對農(nong) 民經濟行為(wei) 的研究提出了“道義(yi) 經濟”和“理性小農(nong) ”的觀點。以普波金為(wei) 代表的“理性小農(nong) ”觀點認為(wei) ，農(nong) 民的行為(wei) 邏輯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以斯科特為(wei) 代表的“道義(yi) 經濟”理論認為(wei) ，農(nong) 民的行為(wei) 選擇遵循“安全第一”和“生存倫(lun) 理”的準則。農(nong) 民經常把生存安全置於(yu) 行為(wei) 選擇的首位，因此，在提高收入和回避風險的選擇中，會(hui) 優(you) 先選擇回避風險。由此產(chan) 生了農(nong) 民的安全倫(lun) 理，如果觸犯了農(nong) 民的生存安全底線，就會(hui) 被農(nong) 民視為(wei) 不道德、不公正，而招致農(nong) 民的反抗。

　　很多研究者認為(wei) ，當前我國農(nong) 民不肯放棄地權的土地依戀源自於(yu) 滿足安全保障的“生存倫(lun) 理”，而非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經濟理性，農(nong) 民對失地的抵製情緒來自於(yu) 安全感的缺失。在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下，我國農(nong) 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和保障，土地成為(wei) 農(nong) 民自我保障的重要基礎。對於(yu) 大多外出務工的農(nong) 民來說，土地所能提供的僅(jin) 僅(jin) 是最低層次的生活需求，但土地具有失業(ye) 保險和養(yang) 老保險的保障功能，是農(nong) 民生活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農(nong) 民不願意失去土地，主要是因為(wei) 對農(nong) 民來說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其生存安全將麵臨(lin) 重大威脅。

　　城郊農(nong) 民的生存風險與(yu) “戶籍依戀”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城郊農(nong) 民由於(yu) 征地拆遷而離開土地，麵臨(lin) 戶籍身份“農(nong) 轉非”的市民化選擇。在對農(nong) 民市民化意願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中，研究者發現由於(yu) 城郊農(nong) 民擔心轉變為(wei) 市民後會(hui) 失去土地資源保障而遭遇生計風險，所以不敢輕易放棄農(nong) 民身份。此外，城郊農(nong) 民的素質技能較低，工作選擇空間小，就業(ye) 不穩定，收入不高，成為(wei) 阻礙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因素。同時，城郊農(nong) 民無法享有城市社會(hui) 保障，難以具備融入城市生活的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郊農(nong) 民市民化的意願。

　　在經曆征地拆遷之後，大部分城郊農(nong) 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來自於(yu) 征地拆遷補償(chang) 和集體(ti) 經濟保障。很多村集體(ti) 在征地後還保留部分留用地並以此發展集體(ti) 經濟，這被一些研究者視為(wei) 解決(jue) 失地農(nong) 民保障問題的良方。由集體(ti) 經濟承擔為(wei) 失地農(nong) 民供給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救助的責任，有效地彌補了政府的供給不足，使城郊農(nong) 民能夠享受到村級層麵涉及住房、養(yang) 老、教育、就業(ye) 等多方麵的社會(hui) 福利和保障支持，而且集體(ti) 經濟的保障還為(wei) 城郊農(nong) 民提供了生存和心理的安全性保證。

　　獲得集體(ti) 保障的前提是城郊農(nong) 民擁有村集體(ti) 成員身份，而能夠證明其身份的依據就是擁有農(nong) 業(ye) 戶籍身份，如果失去農(nong) 業(ye) 戶籍，即使能夠證明其村籍身份，也會(hui) 因為(wei) 沒有農(nong) 業(ye) 戶籍而減少村集體(ti) 福利水平。在失去土地保障之後，城郊農(nong) 民的生活安全脆弱性水平較高，集體(ti) 保障成為(wei) 替代土地保障使城郊農(nong) 民獲得生活安全感的最後依靠。在無法保留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保留農(nong) 業(ye) 戶籍成為(wei) 城郊農(nong) 民安全倫(lun) 理的最後需求。

　　大部分城郊農(nong) 民不願意“農(nong) 轉非”的首要原因

　　從(cong) 目前看，城郊農(nong) 民對“農(nong) 轉非”意願的選擇首先考慮的是福利政策因素，這正是其尋求生活安全的首要倫(lun) 理要求。大部分城郊農(nong) 民對“農(nong) 轉非”後獲得城市福利保障信心不足，而基於(yu) 農(nong) 業(ye) 戶籍的農(nong) 村集體(ti) 保障給農(nong) 民帶來更大的生活安全感，這是大部分城郊農(nong) 民不願意“農(nong) 轉非”的首要原因。

　　此外，農(nong) 業(ye) 戶籍身份還可以給城郊農(nong) 民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這通常與(yu) 城郊農(nong) 民征地拆遷的補償(chang) 安置及其所屬村隊的集體(ti) 資產(chan) 經營相關(guan) 聯，是農(nong) 業(ye) 戶籍特有的利益關(guan) 聯。很多集體(ti) 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集體(ti) 分紅成為(wei) 農(nong) 民的重要收入來源。同時，集體(ti) 分配的住房不僅(jin) 滿足了城郊農(nong) 民的居住需求，還能為(wei) 其帶來租金收益。相對於(yu) 城市商品房高不可及的房價(jia) ，城郊農(nong) 民獲得的集體(ti) 住房能夠保障幾代人居住無憂，還可以獲得租金收益，這對城郊農(nong) 民的生存安全具有重要意義(yi) 。

　　隨著中心城區向外擴張，城郊農(nong) 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然而，大多數城郊農(nong) 民並不向往中心城區更高的生活品質，在市民化問題上也很少考慮“農(nong) 轉非”在升學、就業(ye) 、發展空間等方麵可能帶來的收益。這進一步說明大多數城郊農(nong) 民首要關(guan) 注的還是生存問題而非發展問題。可見，農(nong) 民市民化意願與(yu) 其生活安全性具有直接關(guan) 聯，由於(yu) 可能麵臨(lin) 生存風險，而又不具備抵禦風險的外部支持和內(nei) 在能力，直接影響到農(nong) 民的市民化意願選擇，保持農(nong) 業(ye) 戶籍身份正是城郊農(nong) 民追求生活安全性的結果。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yu) 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