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公布了脫歐前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並宣布“英國的緊縮年代已經終結”，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動用45億(yi) 英鎊改革通用福利金製度、增加國防和道路基建開支。然而，英國工黨(dang) 影子內(nei) 閣大臣約翰·麥克唐奈在最近的采訪中否定了首相特蕾莎·梅有關(guan) 英國即將結束經濟緊縮的言論，“過去幾周，我們(men) 一直在聽內(nei) 閣官員談論他們(men) 在相關(guan) 領域的行動，並持續關(guan) 注政府關(guan) 於(yu) 尋求改革路徑的說法。但是，他們(men) 的改革沒有奏效”。[1] 麥克唐奈還承諾，如果工黨(dang) 未來執政，將取消通用福利金製度，普惠式的福利計劃處於(yu) 不可持續階段，它並沒有為(wei) 需要得到幫助的人提供應有的製度支持。

　　自十年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國家高福利模式與(yu) 製度安排的危機就不斷上演。作為(wei) 福利國家的誕生地，英國也成為(wei) 了最早向福利“開刀”的國家。不論是20世紀70年代撒切爾政府對福利危機的改革，還是布萊爾政府組建新工黨(dang) 後提出的第三條道路，顯然新世紀福利國家所麵臨(lin) 的諸多問題已不再適應這種“邊際性的調整”，擬定新的“福利契約”勢在必行。

　　福利國家：政黨(dang) 主導還是與(yu) 時俱進

　　在人們(men) 的印象中，曾經福利製度的選擇與(yu) 福利模式日趨補缺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識形態決(jue) 定的。二戰以後，由於(yu) 英國工黨(dang) 重視戰後重建問題，艾德禮政府建立了全麵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贏得了民眾(zhong) 支持，從(cong) 此使福利國家與(yu) 工黨(dang) 的名字緊密聯係在了一起。但是，福利政策的主題始終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20世紀40年代，其主要目標是消除貧困;六七十年代，其重點是全麵保障和全民保障;到了80年代，則是削減開支和福利收縮;進入90年代後，目的已變成鼓勵自食其力。[2] 那麽(me) 在21世紀又應如何?理論上看，政黨(dang) 政治應該是主導福利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政黨(dang) 的意識形態及立場，直接決(jue) 定了福利國家的發展進程。然而，在當前英國甚至是整個(ge) 歐洲的政黨(dang) 政治中，任何一個(ge) 政黨(dang) 要獲得支持，除了政黨(dang) 傳(chuan) 統和物質基礎以外，解決(jue) 社會(hui) 重大現實問題的能力越來越成為(wei) 最貼近選民，也最被選民關(guan) 注的因素。美國經濟學家約翰遜認為(wei) ：在這樣的國家裏，“決(jue) 定成敗的關(guan) 鍵因素並非學術領域，而是政策現實。”[3] 曆史上，曆屆英國政府對於(yu) 福利政策的分析和討論，隻有少數爭(zheng) 論集中在政黨(dang) 偏好，多數都是就事論事。因此，已經看慣了兩(liang) 黨(dang) 政策趨同的英國選民，即便麵對麥克唐納的承諾，或是他的盟友工黨(dang) 領袖科爾賓對“工黨(dang) 初建原則”的念念不忘，難免也會(hui) 讓人看作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時不怎麽(me) 接地氣的高談闊論。

　　福利政策：社會(hui) 安全網還是矛盾催化劑

　　貧困和貧富懸殊是社會(hui) 動蕩的導火索，對社會(hui) 製度和社會(hui) 秩序的威脅極大。福利製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希望通過對貧困和貧富懸殊現象的調控，起到緩解社會(hui) 矛盾的“社會(hui) 安全網”作用。英國的福利製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緩解了貧富差距、促進了社會(hui) 公平、穩定了社會(hui) 秩序。然而，福利支出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這種易升不易降的剛性特征稱之為(wei) “福利剛性”。山東(dong) 大學經濟研究院黃少安教授強調：“福利剛性的‘剛’要領在不能減，而‘增’隻是‘希望’，當 ‘希望’被許諾或暗示後，就會(hui) 成為(wei) 可支配收入或可獲得效用的 ‘穩定預期’，被納入個(ge) 人或家庭的‘預算’中。這個(ge) ‘預期’或 ‘預算’會(hui) 成為(wei) 個(ge) 人或家庭損益計算的 ‘參照依賴’，得到了被視為(wei) 收入，沒有得到或沒有完全得到，就被視為(wei) 損失。人們(men) 對損失的敏感度，要大於(yu) 對得到的敏感度。”[4] 福利政策作為(wei) 社會(hui) 的安全網賦予了人們(men) 更多的安全依賴，然而英國政府對福利政策的小修小補卻導致這層安全網變得不再穩定，社會(hui) 矛盾湧現，人們(men) 的不安和不滿情緒持續蔓延，甚至在一些國家爆發了罷工、遊行示威等社會(hui) 過激行為(wei) 。

　　福利危機：持續上演還是迎來曙光

　　英國約克大學約翰·哈德森教授認為(wei) ：“英國目前正處於(yu) 經濟和政治具不確定性的重要曆史性時期。政治體(ti) 製日益破裂和棘手，曆經英國分裂的公投，退出歐盟的公投。加之全球金融危機和深度緊縮方案的影響，使得人們(men) 對當前和未來的不確定性非常擔憂。”[5] 那麽(me) ，高福利國家是否還具有可持續性?危機過後是否還能迎來曙光?顯然，當前福利國家運作的邏輯不可能再單純地理解為(wei) 國家幹預或市場的誰多誰少，而應該關(guan) 注的是整個(ge) 經濟體(ti) 與(yu) 製度之間的協調能力。哈德森教授認為(wei) ，目前對英國社會(hui) 保障和經濟的審視是不全麵的，選民和政黨(dang) 很少提及醫療保健和養(yang) 老金，僅(jin) 是注意到這些方麵的總體(ti) 籌資壓力。然而，根據調查顯示，不同類型福利支出導致的係統影響和持續性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醫療健康、養(yang) 老保障等福利項目影響持續時間最長，這兩(liang) 項恰好是英國政府公共支出最大的兩(liang) 個(ge) 項目，也是緊縮方案中被明確豁免的項目。這一事實更加凸顯出，福利政策的製定要與(yu) 國家的整體(ti) 經濟目標保持一致，發展全新的製度安排才是化解福利危機的必要手段，而非單純的經濟手段。

　　盧梭指出：“公意是永遠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wei) 依歸。”[6] 這裏“公正”的含義(yi) 在於(yu) ，當福利製度失去理性從(cong) 而產(chan) 生危機，選民的意誌、政黨(dang) 的意識形態、國家的經濟基礎等各方因素都會(hui) 與(yu) 製度產(chan) 生互動，迫使福利製度發生調整，並向著更加理性的方向發展。不論英國當局是否願意走向改革，進而改革是否能讓英國重回福利資本主義(yi) 的國際典範，相關(guan) 製度運行都會(hui) 在每一次挑戰中迎來新的必要調整，也許未來它變得不那麽(me) 慷慨，但一定會(hui) 持續下去，否則惠及大眾(zhong) 的製度績效衰減，依然會(hui) 危及資本主義(yi) 福利製度與(yu) 西方政黨(dang) 政治的有效運行，毫無疑問，破解民主政治的死鎖效應，亦是解決(jue) 福利製度框架下社會(hui) 共識危機積重難返的另一重要前提。

　　(作者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采編中心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