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中國在海洋的開發和經營上曾長期占有優(you) 勢，早期對海洋的經略，是在“四海”“九州”“天下”等重要文化觀念指導下展開的，海洋意識、海疆觀念及其實踐主要是要伸張“天下”王權，且沿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路演進。秦漢時期作為(wei) 傳(chuan) 統海洋強國的奠基時代，由發展國力、開拓海路開始，至具有軍(jun) 政意義(yi) 的經略海疆、拓展海洋權益、發展海外經貿等逐步打開局麵。在疆域拓展與(yu) 鞏固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有效做法，逐步確立了以陸為(wei) 基、“江海一體(ti) ”“陸海一體(ti) ”架構下“四海”安平的經略目標，形成以農(nong) 耕文明為(wei) 核心，兼顧江、海、陸的拓展路徑和地緣戰略態勢。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在各國爭(zheng) 相製定海洋戰略爭(zheng) 奪海上權益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古代經略海洋的曆史經驗，對當前中國實現“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借鑒意義(yi) 。

　　以“四海”疆域觀為(wei) 指導積極向外拓展

　　中華文明中，很早就樹立了以王權為(wei) 核心的疆域觀念，如《尚書(shu) 》多言“四海會(hui) 同”“環九州為(wei) 四海”，《詩經》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說，其實質反映的是天、地、人高度融合的“天下觀”。其中即包含疆域文化觀念上“四海”的界定，而對“海”的占有是據有天下的象征。

　　秦始皇首先開辟出“海內(nei) 為(wei) 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統馭格局，竭力將疆域拓展至漫長的海岸線甚至是近海，尤其是在關(guan) 鍵節點上廣泛設郡縣、置僚屬，對涉海區域實施有效管轄。如北有遼東(dong) 郡，總領今遼寧大淩河以東(dong) 至朝鮮清川江下遊以北廣大地區，東(dong) 部山東(dong) 將“一頭獨大”的原齊國拆分為(wei) 齊、琅琊兩(liang) 郡，東(dong) 南置會(hui) 稽郡管轄長江以南原吳越之地;後又以五十萬(wan) 兵力，在局勢複雜“百越之地”征戰數年，拓地千裏，增設桂林、象、南海三郡，打通海疆方向共十六郡且連成一體(ti) 。

　　漢武帝則處在清除封國影響階段，著重加強中央對涉海要地管轄權，比較典型的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燕王劉定國因罪自殺除國，後來中央在環渤海一帶廣設郡縣，並置幽州刺史監察之;同樣，對“百越之地”除加強監管外，以武力震懾之，如對東(dong) 南的閩越王郢侵犯南越的行為(wei) 予以堅決(jue) 打擊，並進而控製該區域;再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對南越王相呂嘉的反叛，遣五路大軍(jun) 十餘(yu) 萬(wan) 水陸並進予以平定，並調整設置南海、合浦、交趾、日南、珠厓等九郡，強化了對南部海域的實際控製。這一係列動作，可以說是打破農(nong) 耕文明在疆域控製方麵天然保守特性的束縛，將廣義(yi) 的“天下觀”由文化符號轉化為(wei) 實實在在的疆域統治。在海洋方向持續用力，拓展沿海疆域的同時，也為(wei) 下一步“海上絲(si) 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前提。

　　此時，中原統治者的世界觀和文化觀已充分表現出對海洋的高度重視，不僅(jin) 在疆域拓展上落實了“守在四夷”的文化定義(yi) ，更是初步勘定了陸海疆域的主體(ti) 框架。

　　從(cong) 戰略高度把握“陸海一體(ti) ”的疆域格局

　　中國曆史上具有早熟的海疆觀念和海洋意識，對海洋的戰略定位也是與(yu) 陸地緊密相連的，體(ti) 現了“陸海一體(ti) ”的總體(ti) 疆域意識。秦漢時期，從(cong) 設置實體(ti) 管理機構、深入開發海洋經濟到海上軍(jun) 事力量運用等，不僅(jin) 落實了典籍中提到的“四海”“六合”“八荒”等概念，實質上是要將力所能及的領域均列入管轄範圍，同時也是按照鞏固沿海及確保海上安全、打通並擴大江海水陸交通網絡的目的展開的，充分展現出以安民養(yang) 民為(wei) 主旨的陸海整合的特點。

　　如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巡遊東(dong) 海登琅琊山後，遷徙三萬(wan) 餘(yu) 人並免去該地12年的賦稅徭役;為(wei) 加強安防建設，在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先後貶謫獲罪之人去戍守新辟南海沿線的各郡縣，這些穩固海疆的舉(ju) 措力度不可謂不大。至漢武帝時，隨著海上軍(jun) 事能力的顯著提升，增設能輻射長江中下遊核心區域、巡守東(dong) 南及南部沿海地區的水軍(jun) 中心及樓船屯聚地，如尋陽、樅陽等地，又有《漢書(shu) ·刑法誌》記載“至武帝平百粵，內(nei) 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備雲(yun) ”，顯然已經形成了規模化的戰訓統合機製，具備了隨時應對陸海危機的能力;此外還在南部沿海的番禺、徐聞、合浦等地開設十數個(ge) 重要港口，作為(wei) 海上軍(jun) 事基地及海外交通出發地。這些實實在在的舉(ju) 措，切實將海疆的開拓列入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大一統”格局的整體(ti) 目標，尤其在王朝初創時對東(dong) 部、東(dong) 南及南部的戰略傾(qing) 斜，直接體(ti) 現了陸海一體(ti) 化整合的治理思路。再有，秦皇漢武都有頻繁巡狩海上的活動記錄，尤其是秦始皇一生五次巡遊有四次涉海，通過祭祀、立碑直接昭告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六合之內(nei) ，皇帝之土”，凡是力所能及、眼所能見的地方均為(wei) 王朝所屬，具有明顯的劃定疆界(包括海疆)、樹立權威的意圖。

　　將確保近海安平與(yu) 開辟遠航線路相結合

　　中國早期海洋觀念最初是建立在“行舟楫之便”與(yu) “興(xing) 魚鹽之利”的經濟目的上的，隨著海上能力的發展與(yu) 持續的海洋探索，不僅(jin) 實現了“官山海”式的海洋經濟財政化，更是以開放、開拓的眼光和胸懷開辟了“海上絲(si) 綢之路”，發展了區域性海外貿易。

　　同時，積極開展海上軍(jun) 事力量運用及海上作戰行動，且規模越來越大，如《漢書(shu) ·武帝紀》明確記載的前後有四次涉海軍(jun) 事行動，如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圍攻東(dong) 甌，“遣中大夫嚴(yan) 助持節發會(hui) 稽兵，浮海救之”;元鼎五年(前112年)及六年(前111年)，連續兩(liang) 次用兵南越及東(dong) 越平定叛亂(luan) ;元封二年(前109年)“斷匈奴左臂”，對遼東(dong) 用兵時，“遣樓船將軍(jun) 楊僕、左將軍(jun) 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等等。這些征伐行動，一方麵體(ti) 現出對沿海、近海疆域戰略意義(yi) 更深的把握，另一方麵，江海方向軍(jun) 事交通作用也得到了更大的發揮。

　　在遠航方麵，秦始皇及漢武帝都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索，如秦始皇派人入海求仙，在客觀上開辟出了連接北至朝鮮西岸、東(dong) 至日本九州海岸的四條線路;漢武帝則將王朝影響力由起初的東(dong) 北亞(ya) 擴展至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及非洲地區。如《漢書(shu) ·地理誌》所載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yu) ，有黃支國，民俗略與(yu) 珠崖相類”，較為(wei) 清晰地記載了當時的遠航線路，同時還記錄了官方海外采購奇珍異寶的情況。可見，當時海上貿易已相當發達且常態化，並初步形成了集沿海開發漁鹽、近海軍(jun) 事行動及遠洋貿易發展於(yu) 一體(ti) 的海洋經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