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抗戰;革命動員打印 推薦 內(nei) 容摘要：農(nong) 民的“主力軍(jun) ”地位是中國獨特革命道路成功的內(nei) 在要求，“誰贏得了農(nong) 民，誰就會(hui) 贏得了中國”([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第47頁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hui) 議，確立了放手發動群眾(zhong) ，動員一切力量，開展遊擊戰爭(zheng) ，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方針。

　　農(nong) 民的“主力軍(jun) ”地位是中國獨特革命道路成功的內(nei) 在要求，“誰贏得了農(nong) 民，誰就會(hui) 贏得了中國”([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第47頁，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版)。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如何深入農(nong) 村有效組織動員農(nong) 民，成為(wei) 我們(men) 黨(dang) 不斷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大命題。在抗戰時期的山西根據地，正是通過不斷調整政策措施、改進方式方法，我們(men) 黨(dang) 以有效的革命動員獲得廣大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認同與(yu) 擁護，匯聚起建設根據地和英勇抗戰的蓬勃力量。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hui) 議，確立了放手發動群眾(zhong) ，動員一切力量，開展遊擊戰爭(zheng) ，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方針。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決(jue) 定了其在抗戰中的戰略基點地位及對抗戰方針的實現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山西地形交通限製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men) 的短處，便利於(yu) 我們(men) 防守持久鬥爭(zheng) 打擊(任弼時：《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新華日報》1938年1月13日)。遊擊戰爭(zheng) 的開展、抗日根據地的創建，首先需要解決(jue) 的是如何深入農(nong) 村組織動員農(nong) 民的問題。“抗戰開始以後，我黨(dang) 與(yu) 犧盟會(hui) 的工作重點已不是區區之點線和城市，已轉入廣大農(nong) 村。而一向落後閉塞的深山老溝、窮鄉(xiang) 僻壤，已成為(wei) 我黨(dang) 我軍(jun) 開展遊擊戰爭(zheng) 建立抗日根據地極好的地區。所以，在廣闊的農(nong) 村，急需把沉睡了幾千年的勞苦群眾(zhong) 發動和‘覺醒’起來”。而貧窮落後的農(nong) 民群眾(zhong) 在麵對中共動員時，最初也反映出冷淡與(yu) 猶疑，他們(men) 對中共的接納、認同是在不斷的接觸與(yu) 磨合過程中，由陌生、相熟到相知、擁護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時局發出的“農(nong) 民需要組織，農(nong) 民最不容易組織，農(nong) 民需要訓練，農(nong) 民最不容易訓練”的矛盾呼聲(彭彝：《組訓農(nong) 民的探討》，《農(nong) 民通訊》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第3頁)，正折射了動員農(nong) 民的重要與(yu) 緊迫。

　　事物的發展過程總是表現出前進性與(yu) 曲折性，中共對山西抗日根據地的農(nong) 民動員經曆了初始期、激進與(yu) 修正期、蓬勃發展期等發展階段，這一曲折曆程也是中共與(yu) 山西各階層農(nong) 民彼此間相互了解、調適的過程。抗戰爆發後，中共在山西成立了抗戰動員的新組織——“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zheng) 戰地總動員委員會(hui) ”(以下簡稱“戰動總會(hui) ”)。其工作的核心內(nei) 容為(wei) “積極組織民眾(zhong) 、武裝民眾(zhong) ;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改良人民生活;實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論、出版、集會(hui) 之自由”(《戰動總會(hui) 簡史》，前言第2頁、第17頁，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這些內(nei) 容包含與(yu) 體(ti) 現了中共的動員思想與(yu) 主張，成為(wei) 抗戰時期中共動員工作的指導綱領。

　　在創建根據地初期，各種動員就逐步開展起來，各地方黨(dang) 部、八路軍(jun) 、戰動總會(hui) 利用合法形式對山西農(nong) 村開展自上而下的組織宣傳(chuan) 動員工作，宣傳(chuan) 動員以“抗日高於(yu) 一切，一切服從(cong) 抗日”“參加自衛隊、遊擊隊”“減租減息，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民主政治，開展村選運動”等為(wei) 主要內(nei) 容，旨在喚起農(nong) 民覺悟，參加抗戰。但在最初的動員實踐中，過於(yu) “公式主義(yi) ，千篇一律，老是一套”(《太行黨(dang) 史資料匯編》第一卷，第401頁，山西新華印刷廠1986年版)，難以有效喚醒和影響農(nong) 民。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為(wei) 了打退國民黨(dang) 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山西抗日根據地開展了以“發展進步勢力，爭(zheng) 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為(wei) 口號的動員活動。但在反頑固鬥爭(zheng) 動員中，采取了一些較為(wei) 偏激的動員手段。如晉西北“很多地方胡亂(luan) 沒收土地財產(chan) ”(林鳳：《對晉西北政權工作的意見》，《抗戰日報》1940年9月21日)。在冬學運動中，有的地方“隻求數字，不求內(nei) 容”，提出了“村村有冬學，人人上冬學”的口號，以致農(nong) 民“把上冬學認作支差”(《抗戰日報》1941年12月18日)。不正確的群眾(zhong) 動員不僅(jin) 損害了中共的形象及農(nong) 民的利益，而且影響了本來可以爭(zheng) 取共同抗戰的地主、富農(nong) 等群體(ti) 的積極性，不利於(yu) 鄉(xiang) 村經濟建設。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中央及北方局的重視，1940年4月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開會(hui) 議，提出建黨(dang) 、建政、建軍(jun) 的三大建設。6月，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在給晉西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晉西北各種政策應以各階級各黨(dang) 派統一戰線政策為(wei) 根據，而以堅持長期鬥爭(zheng) 為(wei) 出發點，打土豪及沒收商店等過左行動，……應嚴(yan) 格糾正。”(《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ce) ，第338頁)根據中央及北方局的精神，山西抗日根據地開展了糾正左傾(qing) 盲幹錯誤的行動，主要是退還沒收財產(chan) ，加強鄉(xiang) 紳階層的團結，一些地方幹部還針對不當行為(wei) 進行了賠禮道歉。

　　從(cong) 1941年開始，山西抗日根據地在不斷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步調整做法，開展了更為(wei) 深入可行的農(nong) 民動員活動。提出“地主減租減息，農(nong) 民交租交息”“減租保佃，清債(zhai) 退押”等有利於(yu) 緩和農(nong) 村階級關(guan) 係的動員口號，並將農(nong) 民思想的教育疏導作為(wei) 動員的主要任務，對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變被動為(wei) 主動。如在“清債(zhai) 退押”時，開展了重在情感傾(qing) 訴的“訴苦”“挖窮根”的思想動員。農(nong) 民覺悟提高後，“緊接著就是在訓練班對農(nong) 民進行聯合地主抗日，統一戰線的教育”(《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cong) 書(shu) 之七》“群眾(zhong) 運動”，第26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鄉(xiang) 村政權建設中，注重營造選舉(ju) 的政治民主氛圍，激發農(nong) 民的參政意識。如1941年山西陽曲的一個(ge) 村選前，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宣傳(chuan) 活動，標語傳(chuan) 單由山裏貼到山外，晚上演出戲劇，白天宣傳(chuan) 隊扭著秧歌舞、踩著高蹺到處宣傳(chuan) (《新華日報》1941年3月12日)。在遼縣的一個(ge) 村選中，“一張一張的票在空中飛揚，無數雙臂膊在空中舞動，老頭子幾十歲了，從(cong) 未見過這樣的選舉(ju) ，婦女們(men) 的心簡直被這紅色奪目的票子陶醉了，……代表們(men) 精神地舉(ju) 起不習(xi) 慣握筆的手在票上顫動著”(《新華日報》1942年4月29日)。村選中貫徹黨(dang) 的“三三製”精神，從(cong) 政治上調整了鄉(xiang) 村各階層間的關(guan) 係，提高了廣大農(nong) 民的政治參與(yu) 意識。這一階段，山西抗日根據地還加強了文化動員工作，不斷探索適合農(nong) 民口味的動員方法。如不斷創新冬學教育教學方法與(yu) 內(nei) 容，按照年齡、性別、識字程度進行分班、分組上課，關(guan) 注受眾(zhong) 群體(ti) 的感受及現實生活，婦女班講授放腳、紡織生產(chan) 等內(nei) 容，把減租減息的宣傳(chuan) 教育納入冬學，並結合實際事例開展時事教育(《新華日報》1944年3月11日)。劇團演出的劇本是編劇組的同誌“跑到群眾(zhong) 中去，同群眾(zhong) 生活在一起，和軍(jun) 政民的同誌一起工作”，將源於(yu) 農(nong) 民生活的材料，改編排演而成，如“補被子”“模範的農(nong) 家”等，“很合老百姓的口味”，深受農(nong) 民喜愛。或者是將地方舊有的戲種加以改造，如左權縣將舊有的“小花戲”改為(wei) 半街頭戲，使之既有舊的外表，又有新的內(nei) 容，更易於(yu) 被農(nong) 民接受(《從(cong) 民間來，到民間去》，《新華日報》1944年3月9日)。山西根據地的文化動員逐漸體(ti) 現出山西風格，符合農(nong) 民口味，緊扣現實生活的需要，既關(guan) 照了農(nong) 民的利益又維護了農(nong) 村統一戰線、既關(guan) 心農(nong) 民生活的改善又關(guan) 注農(nong) 民思想的覺醒，極大地激發了農(nong) 民的抗戰熱情。

　　中共在全民族抗戰起始時曾指出：“共產(chan) 黨(dang) 在任何時候，決(jue) 不放棄動員群眾(zhong) 、組織群眾(zhong) 與(yu) 教育群眾(zhong) 的完全自由。沒有群眾(zhong) ，共產(chan) 黨(dang) 就沒有力量。”(《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ce) ，第584頁)動員主客體(ti) 的曆史情況決(jue) 定了山西根據地的農(nong) 民動員是一個(ge) 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特別是作為(wei) 動員主體(ti) 的“民眾(zhong) 運動的組織家，比任何人才都缺乏，民眾(zhong) 組織的理論與(yu) 實際的研究，也比任何學術都落後”的現實情況下(健夫編：《怎樣動員千百萬(wan) 農(nong) 民》，自強出版社1938年，第12頁)，隻能邊摸索邊實踐。動員工作者從(cong) “走馬觀花”到“深入群眾(zhong) ”，從(cong) “與(yu) 農(nong) 民生活隔閡”到“入鄉(xiang) 問俗”，從(cong) “官僚主義(yi) ”到“農(nong) 民至上”，從(cong) 關(guan) 注農(nong) 民的生活到注重農(nong) 民思想的覺悟，正是這種由表入裏、由歧入正、由物質到精神的動員理路使沉睡的農(nong) 民擺脫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樹立了正確的階級意識與(yu) 民族意識，積極主動地投身於(yu) 抗戰工作，而這一過程對動員工作者來說，也是一次反省自己、貼近群眾(zhong) 、改變工作作風與(yu) 工作方法、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教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