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漢興(xing) ，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曆史對比。

　　秦人起於(yu) 西垂，曆經數百年經營攻伐，一諸侯，並海內(nei) ，建立了中國古代第一個(ge) 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權，其威勢不可不謂煊赫，功業(ye) 不可不謂盛大。秦帝國建立後，國內(nei) 反對的呼聲不斷，最終形成全國性的起義(yi) 浪潮，僅(jin) 僅(jin) 十餘(yu) 年旋即傾(qing) 覆，其崩潰不可不謂急劇，衰敗不可不謂迅速。

　　與(yu) 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朝。西漢在亡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曆經高帝、惠帝、高後休養(yang) 生息，文帝、景帝時人口繁盛，經濟興(xing) 複，迎來了武帝時的盛世。此間雖遭七國之亂(luan) 而國勢不頹，後逢王莽篡漢而東(dong) 漢又迅速複國，說明民眾(zhong) 對漢政抱有期待，對漢治懷有感情，對漢家氣象飽含向往。

　　何以秦亡之迅，漢興(xing) 之速?何以積數百年之秦，一亡而無人惋惜;何以立國僅(jin) 二百年之漢，遭篡而能複起?曆史以它的沉靜酷烈，鋪陳出了世人無法想象的風雲(yun) 跌宕。盡管後人提供了種種解釋，均不如漢代的親(qin) 曆者和親(qin) 聞者體(ti) 會(hui) 得直接明了。

　　從(cong) 睡虎地秦簡談起

　　1975年，是秦史研究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在湖南省雲(yun) 夢縣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簡牘。其中包括大量的秦律摘抄與(yu) 司法解釋，使今人對史籍中反複陳說的酷急秦法有了直觀的認識。

　　比如播種種子，秦簡《倉(cang) 律》規定稻、麻每畝(mu) 用二又三分之二鬥，穀子、麥子每畝(mu) 用一鬥，黍子、小豆每畝(mu) 用三分之二鬥，大豆每畝(mu) 用半鬥;比如商品交易，《金布律》規定市肆中的商家和官家府庫的吏員，不能拒收自己不喜歡的貨幣;比如製作器物，《工律》規定官營手工業(ye) 凡製作同一種器物，大小長短和寬度都要相同，等等。

　　上述律條顯示，秦法對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麵都有具體(ti) 規定，隻能稱得上細瑣，還算不上酷烈。特別是其中維護貨幣流通和手工業(ye) 標準化的理念，以現代眼光看反倒很有價(jia) 值。而且睡虎地出土的《封診式》還體(ti) 現出秦國有完善的偵(zhen) 查、詢問、審判、複核製度，保證法律執行實現程序正義(yi) 。更重要的是，秦法將有功者賞、有過者罰的理念具體(ti) 化，為(wei) 國家運轉提供了準繩。

　　秦法中真正嚴(yan) 苛的部分是量刑標準過重和執行缺乏彈性。

　　如果五人一同盜竊，贓物價(jia) 值超過一錢，就要斷去左足，並黥為(wei) 城旦(政府的勞作刑徒)。又如，如果丈夫盜竊，妻與(yu) 子無論知情與(yu) 否，都要受到相應處罰。秦法還鼓勵實名告發，甚至父親(qin) 告子不孝，政府都可以將子殺死或流放。

　　秦國為(wei) 了實現有效管理，依賴熟悉文書(shu) 的吏員處理行政事務。這批人，人們(men) 往往稱為(wei) “文法吏”，若不客氣地說，也叫作“刀筆吏”。規定明確、名目詳盡的法條自然可以成為(wei) 維持國家行政運作的有效標準，卻也可以成為(wei) 文法吏操弄權術、顛倒黑白的護符。

　　秦法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魏國法律，可以說秦法是戰國變法運動形成的法製化結果的集中體(ti) 現。不過秦法執行取得的成果，卻遠超其他各國，甚至令提倡法治的戰國思想家荀子感到驚愕。他觀察到，同時受到慶賞激勵和刑罰壓迫的秦人，表現出驚人的組織能力和戰鬥力，遠非齊國、魏國等傳(chuan) 統強國所能匹敵。

　　當國家追求效率甚於(yu) 公平，期盼集權甚於(yu) 安寧時，執行、解釋法律也就缺乏彈性。這時越細致、越精確的法律，對民眾(zhong) 的限製和壓迫反而越強烈。

　　《漢書(shu) 》批評秦始皇“專(zhuan) 任刑罰，躬操文墨”，造成了“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殘酷局麵。

　　漢代學者陸賈，將秦亡歸結為(wei) “尚刑”。在陸賈為(wei) 漢高祖擬定的治國方略《新語》中，經常可見對秦“尚刑”而亡的描述。如“秦二世尚刑而亡”(《道基》);“秦以刑罰為(wei) 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輔政》);“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ju) 措太眾(zhong) 、刑罰太極故也”(《無為(wei) 》)。新造之漢承秦之製，也繼承了秦國的法律體(ti) 係和執法嚴(yan) 苛的文法吏傳(chuan) 統。不過，秦尚刑而亡的教訓就擺在漢初君臣眼前。即便限於(yu) 情勢，無法對整個(ge) 法律體(ti) 係作出改動，漢初君臣也開始嚐試思考，如何在法律執行和行政風格上作出改變。

　　在漢惠帝和呂後執政時期，廢除了部分秦的苛法，還降低了量刑。此後漢文帝廢除了肉刑，漢景帝進一步修改法律執行時的細則，使嚴(yan) 苛法律體(ti) 係的負麵效果，逐漸降低。

　　使民無度與(yu) 清靜自正

　　秦之亡，還在於(yu) 使民無度。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開始興(xing) 造一係列帝國工程。他令蒙恬率三十萬(wan) 眾(zhong) 北擊匈奴，並築長城;並在關(guan) 中地區大修宮室，極盡奢華;還征發七十餘(yu) 萬(wan) 人修築驪山陵園，耗時彌久。這些工程，都成為(wei) 壓在天下百姓，尤其是關(guan) 東(dong) 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

　　關(guan) 東(dong) 地區，即函穀關(guan) 以東(dong) 地區，是六國故地。這些區域距離秦國統治核心關(guan) 中和秦國北境路途遙遠。如果運輸糧食從(cong) 山東(dong) 半島出發到秦國北境，損耗可以達到“三十鍾而致一石”的驚人程度。與(yu) 此相伴的，是大量人口長期背井離鄉(xiang) 。主父偃批評秦始皇征伐匈奴“暴兵露師十有餘(yu) 年”而“死者不可勝數”，代價(jia) 很大，收效甚微。國內(nei) 矛盾尖銳，出現“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yang) ，道路死者相望”的悲慘局麵。

　　民意可以在短期被忽視，民力更何妨被一度濫用。隻要民眾(zhong) 的憤怒積聚，終究會(hui) 宣泄、噴薄。此前的隱忍與(yu) 等待，都好似海嘯來臨(lin) 前的退潮般平靜。

　　看吧，奮六世之餘(yu) 烈的始皇功業(ye) 被出身甕牖繩樞的陳涉踏在腳下，千裏金城竟然抵擋不住斬木為(wei) 兵、揭竿為(wei) 旗的平民百姓，子孫帝王的萬(wan) 世之業(ye) 匆匆二世便草草收場，空留下宮闕萬(wan) 間都做了土。

　　承秦末亂(luan) 局而起的漢家君臣，確實體(ti) 會(hui) 到了民眾(zhong) 的偉(wei) 力。他們(men) 不僅(jin) 在治國理念上吸收了黃老之道，更在執行上，期待通過無為(wei) 而治使民自定。

　　漢惠帝時修築長安城的工程就是一個(ge) 非常明顯的例子。漢惠帝三年、五年時都曾征發長安周邊六百裏內(nei) 百姓修築長安城，但這兩(liang) 次征發既避開了農(nong) 忙時節，又都以三十天為(wei) 限，並沒有給民眾(zhong) 帶來太多負擔。

　　為(wei) 了避免“事逾煩而天下逾亂(luan) ”的情形再次出現，漢初君臣反複提醒自己與(yu) 民休息。曹參為(wei) 相，建議漢惠帝垂拱無為(wei) ，自己守職而已。漢文帝更是推崇“長者”風氣，導民從(cong) 善。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倡導黃老無為(wei) 而治的官員。甚至到漢武帝初的大儒生申公，也能說出“為(wei) 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的警句，足見黃老風氣在漢初之盛。

　　正是由於(yu) 亡秦之弊的教訓，“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新語·輔政》)得以深入人心，“人主之術，處無為(wei) 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淮南子·主術》)的理念在漢初才得以踐行。

　　庸主假設的曆史反思

　　漢代的學者對秦亡的曆史情狀，還提出了假設。

　　賈誼在《過秦論》中假設秦二世有庸主的才能，做到任忠賢，君臣一心改正秦始皇的過失，減少刑罰殺戮，停止搜刮百姓財富並減少賦稅，讓百姓得以休息。或許能實現“四海之內(nei) ，皆歡然各自按樂(le) 其處，唯恐有變”的局麵。

　　司馬遷也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假設，如果秦二世的接班人子嬰有中主之才，另得中佐——即中等才智之士輔佐，也或許能守住函穀關(guan) 以內(nei) 的秦國故地吧。

　　東(dong) 漢的班固則是另一種看法。他以為(wei) ，秦失德義(yi) ，衰微而成土崩瓦解之勢，即便有周公旦這樣的賢人，也不能力挽狂瀾。秦之滅亡，根本不是換一個(ge) 君主換一批輔臣就能扭轉的。

　　賈誼與(yu) 司馬遷距離秦亡不遠，之所以要假設秦得“庸主”與(yu) “中佐”，是要突出政策轉變的巨大能量。在他們(men) 看來，如果秦能改弦更張，即便統治水平不那麽(me) 高明，還是能緩和社會(hui) 矛盾的。這種論調，與(yu) 其說是在評秦，不如說是在論漢。意即漢朝隻要能夠改秦之非，出身布衣的帝王將相也能夠將國家治理好。

　　班固距離秦亡已經久遠了，他對秦亡的觀察更為(wei) 冷靜。否定庸主假設，意在提醒今日的君主，不要等到國事敗壞到極點了才想著改變。與(yu) 其抱著這樣的假想，不如腳踏實地作些調整。

　　賈誼、司馬遷和班固針對秦亡局麵的假設，雖因時代不同而觀點對立，但他們(men) 的著眼點卻都是在當代。庸主假設的前提是秦能夠改變尚刑勞民的政治路線，否則繼續維持秦的統治就是句空話。無論是否讚成庸主假設，否定此前秦的統治是學者們(men) 的共識。

　　進一步講，漢朝學者爭(zheng) 論的本質都是總結曆史教訓，而且他們(men) 對這一教訓的內(nei) 容應該也形成了共識。

　　正是亡秦教訓觸目驚心，漢朝君臣才能哀之鑒之。而當他們(men) 有所遺忘時，又將演繹出新的曆史情狀，給後來者提供深沉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