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4年，年近40的秦國公子連踏上回歸之路，他將成為(wei) 秦國的獻公。在此之前，由於(yu) 常年內(nei) 亂(luan) ，秦國有累卵之危，“諸侯卑秦，醜(chou) 莫大焉”。天將降大任於(yu)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嚐盡艱辛的獻公，在結束多年的流亡生活後，正神歸位，重啟秦國複興(xing) 之路。

　　流亡課堂

　　秦獻公可能創造一項紀錄：春秋戰國時期在外流亡時間最長的君主。獻公繼位前，秦國政局長期被權臣左右，“會(hui) 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nei) 憂，未遑外事”，懷公甚至被逼自殺。秦靈公去世時(公元前415年)，10歲的獻公本為(wei) 太子，權臣不立獻公，反而舍近求遠，從(cong) 晉國迎立靈公的叔父悼子，是為(wei) 簡公。

　　此時，戰國大幕已經拉開，三家分晉後的魏國迅速崛起。魏文侯求賢若渴，內(nei) 修法度，外練精兵，被重用的吳起建立起戰國時期第一支特種部隊“魏武卒”，十數年間屢敗秦國，盡取西河之地。秦國失去了涉足中原的橋頭堡，隻能退守關(guan) 中，疲態盡顯。

　　秦魏交惡，秦國公族避禍，大多首選魏國。獻公流亡30年，青壯年時期主要是在魏國度過的。他親(qin) 身經曆了魏國的李悝變法，深刻感受到了改革的驚人功效。本為(wei) 秦國太子，卻眼看故國一敗再敗，一退再退，百年基業(ye) 煙消雲(yun) 散，強烈的家國情懷無從(cong) 實現。但是命運捉弄，反倒讓獻公有機會(hui) 近距離觀察魏國這個(ge) 日後的對手，沉浸於(yu) 學習(xi) 、思考之中，夯實了厚積薄發的基礎。

　　力止從(cong) 死

　　獻公繼位不是一次簡單的王權更替，而是秦國從(cong) 上至下試圖改變內(nei) 亂(luan) 不止、被動挨打局麵的強烈渴求。各國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變法改革，獻公深知時間不等人，繼位第一年，就廢除“從(cong) 死”製度，內(nei) 合民心，外樹王威。

　　從(cong) 死是秦國一大頑疾。據史料記載，從(cong) 秦武公開始，從(cong) 死之風就在秦國盛行。戰國時代，國家競爭(zheng) 模式已經從(cong) “稱霸”轉為(wei) “兼並”，戰爭(zheng) 規模不斷擴大，戰爭(zheng) 類型也轉變為(wei) 更加殘酷的殲滅戰。人力資源不足，是當時大國發展麵臨(lin) 的普遍問題。古往今來，政治是要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死人”搞得多多的。無論從(cong) 哪個(ge) 角度來說，秦國都需要改變從(cong) 死風俗，獻公改革就是從(cong) 這塊最硬的“骨頭”開始的。

　　改革不能單憑勇氣，還必須依靠理性和智慧，有禁止有疏導，才會(hui) 更加有效。獻公深諳其理，在“止從(cong) 死”的同時，提倡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這樣的安排有理有節，便於(yu) 社會(hui) 接受，把新政的阻力減少到最小程度。日後，陶俑在秦國流行，秦始皇時代達到了最高峰，可能就發端於(yu) 此。

　　從(cong) 最難的事情入手，最能表明態度。“止從(cong) 死”亮出了秦國推動改革的堅定態度，促進了社會(hui) 風氣整體(ti) 轉變，也改變了天下對於(yu) 秦國的看法，為(wei) 日後六國人才入秦打消了顧慮。

　　遷都櫟陽

　　獻公繼位第二年便“遷都櫟陽”，展示了過人的膽識和勇氣，震動整個(ge) 秦國。獻公是權臣集團迎立的新君，要想擺脫舊有利益集團的掣肘，遷都或許是最快捷的方法。另外，獻公在魏國多年，痛感三晉是秦國霸業(ye) 最大的對手，櫟陽更接近西河之地，方便對魏用兵。遷都櫟陽還是一種態度，獻公要以國君之重鎮撫邊境，是把自己放到複興(xing) 圖強的祭台之上，要用死亡的氣息喚醒整個(ge) 國家。以上率下，不令而行。國君置身度外若此，秦國上下的血性被再度激發出來。

　　新都櫟陽“北卻戎狄，東(dong) 通三晉”，是四戰之地。與(yu) 其說獻公遷都櫟陽，還不如說是在櫟陽以高標準建造軍(jun) 事要塞，作為(wei) 可靠的東(dong) 進基地。根據考古勘察，櫟陽古城東(dong) 西寬1.8公裏，南北長2.2公裏，沒有豪華宮殿和享樂(le) 場所。相反，城中發現了冶鐵作坊遺址，可以印證櫟陽是當時秦國的冶鐵和兵工基地。

　　在以櫟陽為(wei) 都的30餘(yu) 年中，獻公、孝公兩(liang) 代英主徹底扭轉了秦對三晉的頹勢。公元前350年，當秦從(cong) 櫟陽再次遷都鹹陽的時候，秦國已經占領了魏的戰略要地少梁、固陽，站穩了腳跟，完成了獻公製定的階段性戰略目標。

　　國家總動員

　　秦與(yu) 六國相比，各項資源並無優(you) 勢，如果不將有限的力量集中起來，是無力與(yu) 之抗衡的。獻公恰恰為(wei) 秦打通了集中的“任督二脈”，使國力隨之躍升，也為(wei) 孝公時期的商鞅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

　　推行“縣製”構建集中的骨架。繼武公、穆公之後，獻公對此不遺餘(yu) 力，深度前所未有。獻公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獻公十一年，“縣櫟陽”。櫟陽是新城，更是首都，連首都也置於(yu) “縣製”管理之下。由此可見，“縣製”已非管理新納土地的權宜之計，而成為(wei) 國家管理的常規性製度。一國之中，莫非王土，這比武公、穆公又前進了一大步，大大強化了秦王的權威和國家的力量。

　　什伍之製強化集中的基礎。獻公“十年，為(wei) 戶籍相伍”，這是秦國社會(hui) 管理能力的一次結構性升級。什伍之製不是秦國的首創，《周禮》中就有關(guan) 於(yu) 此的描述，“五家為(wei) 比，十家為(wei)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當時不少國家已經實行這項製度。秦興(xing) 什伍之製，把土地製度、戶籍製度和征兵體(ti) 係結合在一起。這些舉(ju) 措又和推行“縣製”遙相呼應，國家動員體(ti) 係日漸完整嚴(yan) 密，最大限度發揮出了製度潛力。

　　舉(ju) 國一心，苦練內(nei) 功，秦軍(jun) 滿血重生。獻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秦敗韓魏聯軍(jun) 於(yu) 洛陰;獻公二十年，秦再次擊敗魏趙聯軍(jun) ，取得了石門大捷，這被認為(wei) 是秦複興(xing) 的標誌。獻公二十三年，秦與(yu) 魏戰於(yu) 少梁，大獲全勝。此後，魏無力和秦在西河之地抗衡。

　　獻公成長於(yu) 艱難困頓之間，他不僅(jin) 對於(yu) 秦國的整體(ti) 發展進行了長遠謀劃，更對之前數代王權傳(chuan) 承的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獻公之後，直至始皇帝，秦國的王位傳(chuan) 承沒有再出現過重大波折，實現了延續發展。孝公更是實現了與(yu) 獻公的無縫對接，秉承父誌，主導商鞅變法，夯實了秦崛起的基礎。《史記》評價(jia) ，“獻公之後，(秦)常雄於(yu) 諸侯”，一些史料甚至直接稱獻公為(wei) “秦元王”，是對於(yu) 他重啟秦複興(xing) 之路的高度肯定，獻公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