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曆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hui) 科學的基礎。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chuan) 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並多次引用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經典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這啟示我們(men) ，法學與(yu) 史學、法治建設與(yu) 優(you) 秀傳(chuan) 統法治文化傳(chuan) 承有著緊密的內(nei) 在聯係。那麽(me) ，法學研究應如何從(cong) 史學中汲取營養(yang) ?如何理解中國法律史學的實踐意義(yi) 和獨特價(jia) 值?本期刊發的3篇文章，圍繞上述話題展開探討。

　　法學與(yu) 史學，都是哲學社會(hui) 科學中的重要學科。法學主要研究當下，它是研究法律及其實施的學科;史學主要講述過去，它是研究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具體(ti) 過程及其規律性的學科。法學和史學擁有許多共同點，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二者都建立在事實、材料和證據之上。這種共同點使法學研究可以從(cong) 史學中汲取豐(feng) 富營養(yang) ，這體(ti) 現為(wei) ：曆史材料讓法學變得更為(wei) 厚實、曆史觀讓法學變得更有靈氣、曆史方法讓法學變得更加成熟。

　　曆史材料讓法學更為(wei) 厚實

　　史學研究的重要貢獻是為(wei) 其他學科提供了豐(feng) 富曆史文獻資料。對法學而言，史學研究提供的史料，不論是傳(chuan) 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物，都構成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比如，刑法研究就大量利用了史學界整理推出的中國古代文獻資料，如《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宋刑統》(吳翊如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以及《折獄龜鑒譯注》(宋代鄭克著，劉俊文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而刑事訴訟法學和法醫學研究，大量參考利用了《刑案匯覽》《駁案匯編》《刑部加減檔案》等中國古代大型判例匯編，以及《洗冤集錄》《無冤錄》等諸多曆史上的法醫檢驗成果。

　　我們(men) 的民法研究不僅(jin) 參考利用了《唐律疏議》等中國古代法典，而且參考借鑒了曆史學家張傳(chuan) 璽的《中國曆代契約會(hui) 編考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整理的《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等判例文獻。在民法理論研究方麵，過去我們(men) 一般把民法的起源追溯到古羅馬法，然而最近考古學界和曆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僅(jin) 古羅馬法受到古希臘法的直接影響，而且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民法，都得益於(yu) 公元前18世紀前後古代西亞(ya) 兩(liang) 河流域法律文化的滋養(yang) 。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法關(guan) 於(yu) 民事主體(ti) 、商業(ye) 交易、契約訂立、財產(chan) 轉讓、債(zhai) 務糾紛處理、法律行為(wei) 的程序保障等，都受到古巴比倫(lun) 《漢謨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的深刻影響。

　　法律史研究利用史學研究成果就更多了。不僅(jin) 使用史學家所整理出版的傳(chuan) 世文獻，如《尚書(shu) 》《左傳(chuan) 》《商君書(shu) 》《韓非子》《唐律疏議》，以及收錄在《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中的一些律學著作，如清代王明德撰《讀律佩觿》等，而且還大量利用近年考古出土的各種文獻和文物。比如，在1975年以前，中國法律史的教學和研究，涉及秦代部分都語焉不詳。即便如楊鴻烈、陳顧遠、仁井田陞、瀧川正次郎等著名中、日法律史大家，對秦律的論述也無法深入。而撰寫(xie) 了一代名著《九朝律考》的程樹德，雖試圖梳理、複原已失傳(chuan) 了的唐朝之前中國各主要王朝的法律製度，但也隻能溯及到漢律，也是苦於(yu) 沒有秦代法律的史料。當時，我們(men) 對秦代法製的了解僅(jin) 止於(yu) 零星傳(chuan) 世文獻記敘的“海內(nei) 為(wei) 郡縣，法令由一統”“明法度，定律令”“治道運行，諸產(chan) 得宜，皆有法式”，以及秦律“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的特點。然而，到底怎麽(me) 個(ge) “一統”“皆有法式”，怎麽(me) 個(ge) “繁”“密”?無法進行探討。而1975年之後，由於(yu) 湖北雲(yun) 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讓人們(men) 看到了《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等法律以及其注釋書(shu) 原貌，大大擴展了法史學者的眼界。經過考古學家的艱辛整理、釋讀、研究，秦代法律研究的局麵為(wei) 之一變，而今，我們(men) 大體(ti) 知道了從(cong) 秦代的國家行政管理法令到田土、婚姻、家庭、繼承、戶籍、環境保護、治吏以及財產(chan) 交易等各個(ge) 領域的法律規定。這樣，之後所有的中國法律史教學都有了可靠範本，秦代法律的研究得以深入展開。

　　曆史觀讓法學變得更有靈氣

　　曆史觀是人們(men) 認識和看待曆史的方式。經過史學界長期努力，目前至少有三個(ge) 觀念即事實觀、發展觀和進步觀為(wei) 學界普遍接受，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哲學社會(hui) 科學各個(ge) 學科的發展，為(wei) 法學研究帶來了活力和靈氣。

　　第一，以事實說話，有一說一。這一觀念，對法學研究同樣重要。例如，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法經》真偽(wei) 的學術爭(zheng) 論，為(wei) 什麽(me) 至今沒有停息?原因正是受史學的事實觀的影響。根據《晉書(shu) ·刑法誌》《唐律疏議》《七國考·魏刑法》等傳(chuan) 世文獻記載，公元前5世紀末魏國相李悝比較各國刑法規定，編撰了《法經》(既是法典，又是法學著作)，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但由於(yu) 一直沒有得到考古出土文獻的印證，所以法學界有一部分學者始終不承認中國古代曾經頒布過《法經》。事實觀在法學研究中的貫徹，一方麵凸顯法學研究的忠誠度，另一方麵也使法學研究增加了許多爭(zheng) 論和辨異，為(wei) 法學研究增添了許多色彩和靈氣。

　　第二，史學研究強調任何事物都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發展的。例如，不同時期的法典對一些法律原則、法律規範的接受程度和評價(jia) 會(hui) 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研究任何一個(ge) 法律問題(製度)、法律人物、法律事件以及法學作品時，都要以曆史的眼光，而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和思維來看待和評價(jia) 。因此，必須用綜合多元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法律問題。在我國的民法研究中，不少學者苛責中國民法典的遲遲不能出台，認為(wei) 1804年《法國民法典》在3個(ge) 月內(nei) 就完成了，蘇俄1922年《民法典》也隻用了幾年時間，即使曆經磨難、幾次難產(chan) 的1898年《日本民法典》和1900年《德國民法典》，也隻花費了十幾年時間，而新中國成立至今已經過去了近70年，我們(men) 仍然沒有能夠完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這種觀點，忽視我國曆史傳(chuan) 統和民法典編撰的曆史背景，否定曆史發展的複雜性，是沒有堅持發展觀的表現。

　　第三，世界、社會(hui) 都是在進步的，是在累積地發展的。這一觀點應用於(yu) 法學研究，會(hui) 帶來觀念和認識的更新。比如，清末薛允升寫(xie) 了一部著名的書(shu) 《唐明律合編》，將唐律與(yu) 明律進行比對，褒唐律貶明律，而實際上是批判當時的大清律例。有不少法學研究者讚同薛氏的觀點。但如果按照進步的曆史觀，仔細研究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就會(hui) 發現薛氏的觀點至少是片麵的。因為(wei) 雖然自唐以後，中國各王朝越來越專(zhuan) 製集權，但就立法技術、法典體(ti) 例、法律規定的周密、法律規定與(yu) 國家治理活動實踐的接軌以及對法律條文的解讀、注釋、闡明等各方麵看，大明律是超越唐律的，大清律例又在大明律的基礎上加以完善，其穩定“律”，變動“例”，通過“例”的廢、改、立適應社會(hui) 生活變化，在法律治理國家這一層麵上達到了中國古代曆史上的最高境界。當然，人類社會(hui) 具有自我調節趨於(yu) 進步的功能，即使專(zhuan) 製集權的時期，實際上也在內(nei) 部積累著對抗和摧毀專(zhuan) 製集權的力量，到一定時候，在相應各種條件作用下，這一力量就會(hui) 爆發，從(cong) 而將其外殼摧毀，使社會(hui) 獲得發展，法律也是如此。

　　曆史方法讓法學變得更加成熟

　　史學為(wei) 法學研究至少提供了四種方法。

　　第一，文本解讀。即傳(chuan) 世文獻的閱讀利用。該方法的優(you) 點是不受時間限製，即使生活在當代的人，也可以通過流傳(chuan) 下來的文本研究數百年前乃至數千年前的法律製度。其缺點則是容易忽視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說容易忽視文本在實際社會(hui) 生活中的影響。

　　第二，社會(hui) 考證。即從(cong) 社會(hui) 上搜集複原曆史材料。這種方法涉及的內(nei) 容比文本解讀豐(feng) 富複雜，包括曆史上留下來的活動遺跡、出土文物、國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獻資料等。該方法的優(you) 點除了研究不受時間限製外，還有研究結論更符合社會(hui) 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當時事物的真實狀態，比文本解讀更豐(feng) 富多彩等。其缺點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曆史保留古跡的多少、資料分布狀況等的限製，而且史料來源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

　　第三，民族調查。即對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種族)進行田野、社會(hui) 考察。該方法優(you) 點明顯，因為(wei) 對於(yu) 現代人來說，在文本文獻、考古資料、曆史遺跡都極不充分的情況下，要對人類早期社會(hui) 進行複原研究，利用這種保留了當時生活習(xi) 慣的種族群體(ti) 進行考察，是一種有效方法，英國學者達爾文撰寫(xie) 《物種起源》、美國學者摩爾根撰寫(xie) 《古代社會(hui) 》，運用的都是這種方法。但該方法的缺點也很明顯，即這種“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數量有限，而且即便找到了這樣的民族，對其典型性、“活化石”特征中的製度和習(xi) 慣的代表性與(yu) 普遍性等，也需謹慎分析鑒別。

　　第四，當事人訪談。即對親(qin) 身經曆或接觸過曆史事件、人物和文獻的當事人進行采訪，通過其回憶再現以往社會(hui) 生活原貌。這種方法雖然有許多缺點，如當事人可能因年代久遠而記憶不清或記錯事實，或可能因某種原因故意隱瞞、歪曲乃至偽(wei) 造某些事實，或因許多當事人還健在而無法完全真實敘述一些事實等。但該方法的優(you) 點也顯而易見。因為(wei) 在研究離我們(men) 生活的時代並不遙遠的一些人和事時，曾經親(qin) 身經曆過、接觸過當時事件、人物和文獻的當事人的回憶，在得到其他相關(guan) 資料印證的前提下，是具有較大可信度的。

　　上述四種史學研究方法，對法學研究極為(wei) 重要，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推動法學研究更加成熟。比如，就文本解讀而言，法學的各個(ge) 學科，不隻法理學、法史學等基礎法學，就是各個(ge) 部門法學都可以使用。社會(hui) 考證和民族調查，不僅(jin) 對各個(ge) 部門法的理論研究，如探討民法、刑法、訴訟法等部門法的曆史起源有重大價(jia) 值，就是對部門法的立法研究都有重要意義(yi) 。如中國當前正在開展的民法典編撰工作，就離不開社會(hui) 考證，即對當代中國社會(hui) 民事、商事習(xi) 慣的調查。當事人訪談對法學研究的意義(yi) 同樣不可忽視。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曆經曲折，而親(qin) 身經曆過這一完整過程的當事人越來越少，對這些當事人進行訪談，以口述曆史的方式將中國法治的曆史進程記錄下來，將是一筆巨大法律文化遺產(chan) ，對於(yu) 指導我們(men) 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hui) 具有寶貴借鑒意義(yi) 。正是借助這一重要方法，華東(dong) 政法大學從(cong) 2007年10月開始，曆時8年時間，組織博士生和碩士生奔赴全國各地，與(yu) 500餘(yu) 名法學家進行訪談，整理出版了10卷、共600多萬(wan) 字的《中國法學家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015年出版)，不僅(jin) 填補了中國當代法學研究的空白，也為(wei) 學界留下一筆重要法律文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