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xie) 曆史，全方位地展現社會(hui) 生活，他寫(xie) 了各色人物的傳(chuan) 記，反映了曆史的本質，這是實錄精神的一種反映。

　　《史記》記敘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講清人物言談行事，以及事物的變化和發展。

　　《史記》通過“遙情想象”的獨特方法，把曆史寫(xie) 活了，使後人讀之，猶如身臨(lin) 其境。

　　《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指出：“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shu) ，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在此提出了實錄的兩(liang) 條標準。其一，其文直，其事核，即文字要質樸，說事要真實。其二，不虛美，不隱惡，即善與(yu) 惡都要說，不為(wei) 尊者諱，秉筆直書(shu) ，全麵真實地呈現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凡是讀過《史記》的都知道，《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shu) 的巨著，體(ti) 大思精，既有曆史的記錄，又有文學的描述，何以稱為(wei) “實錄”呢?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加以理解。

　　其文直 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實錄的最基本精神，也是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據，要全麵地占有材料，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全麵而係統地直書(shu) 史事，不做任何曲筆或漏略。司馬遷寫(xie) 曆史，全方位地展現社會(hui) 生活，他寫(xie) 了各色人物的傳(chuan) 記，反映了曆史的本質，這是實錄精神的一種反映。

　　實錄精神要求對具體(ti) 史實的載述，要符合事實的本來麵目，不能隨從(cong) 流俗和習(xi) 慣，要對訛傳(chuan) 的史事作細致的調查和考證。史料真實是史書(shu) 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嚴(yan) 肅的史家都會(hui) 廣泛地搜集史料，並加以審慎地考訂和選擇，寫(xie) 出真實的曆史，揭示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隻記人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司馬遷作《史記》，以繼《春秋》為(wei) 己任，從(cong) 學術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實踐上全麵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原則，創立了“考信於(yu) 《六藝》”“折中於(yu) 夫子”“厥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的考信標準和考訂方法，為(wei) 後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馬遷在許多篇章作出交代，說明所引據的史籍或其他根據。如《五帝本紀》：“予讀《春秋》《國語》。”《殷本紀》：“自成湯以來，采於(yu) 《書(shu) 》《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餘(yu) 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係，為(wei) 新發現的甲骨文所證實，為(wei) 此，西方學者大為(wei) 驚歎，認為(wei) “中國人有深刻的曆史意識”。

　　不虛美 不隱惡

　　“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記敘態度嚴(yan) 謹，反映事實準確，不僅(jin) 善惡必書(shu) ，而且恰如其分：對“善”不虛張，對“惡”不隱諱。司馬遷記敘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講清人物言談行事，以及事物的變化和發展，依據事實，給予客觀的評價(jia) 。例如，司馬遷反對秦朝的暴政，卻肯定秦朝的統一之功和製度體(ti) 係;司馬遷頌揚漢家一統，卻又深刻地揭露了漢家帝王的一些隱私和弊政;司馬遷肯定項羽滅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個(ge) 叱吒風雲(yun) 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殘暴不仁。特別是對高祖劉邦的記述堪稱典範。劉邦是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遠見卓識、智謀過人、善於(yu) 用人、從(cong) 諫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馬遷沒有完全寫(xie) 他的豐(feng) 功偉(wei) 績，沒有一味地歌功頌德，而是寫(xie) 了他流氓無賴的一麵，寫(xie) 了他性格上的缺點，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魯、奸詐圓滑等等。司馬遷力求做到尊重客觀的曆史實際，寫(xie) 出實錄的曆史，還曆史真實的麵貌。

　　“不虛美，不隱惡”，不僅(jin) 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據，全麵係統地直書(shu) 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僅(jin) 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膽量和氣魄。唐代的劉知幾特別肯定了司馬遷的“述漢非”，指出史家直筆，貴在對現實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漢非”，從(cong) 高祖一直到漢武帝，下到各級官吏，無論儒生還是酷吏，對百年漢史的整個(ge) 麵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譏”。難怪東(dong) 漢的王允把《史記》斥為(wei) “謗書(shu) ”，足見司馬遷批判的力度之大。試想，如果一個(ge) 史家沒有批判現實的勇氣、沒有愛憎分明的立場、沒有直言不諱的精神，那麽(me) 史家就喪(sang) 失了史德，也就沒有史家的地位和曆史的價(jia) 值。

　　遙情想象

　　也許許多朋友會(hui) 有疑問，如果說《史記》中有實錄的部分可以承認，但是《史記》中還有許多對話、獨白以及場景、細節描寫(xie) ，具有想象的成分，怎麽(me) 能稱為(wei) “實錄”呢?這個(ge) 疑問自《史記》問世以來，存在了兩(liang) 千餘(yu) 年，許多學者從(cong) 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進行了探討。當代的錢鍾書(shu) 在《管錐篇》中進行了概括：“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ti) 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nei) ，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錢鍾書(shu) 認為(wei) 曆史學家撰寫(xie) 史書(shu) ，不能像文學家一樣隨心所欲虛構情景，而要立足實際，潛心研究，仔細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曆史事實。他所概括的這種“遙情想象”的方法，對於(yu) 認識《史記》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內(nei) 容，有撥雲(yun) 見日般的指導意義(yi) 。《史記》中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內(nei) 容，都是司馬遷基於(yu) 史料及民間素材，據人物性格和生活邏輯，加以自己的經驗，經合理遙體(ti) 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wei) ，《史記》主幹實，枝葉虛，隻有細節的虛構，是合理的遙情想象。

　　司馬遷記載“賢君忠臣死義(yi) 之士”，為(wei) 的是傳(chuan) 之久遠，深恐“文采不表於(yu) 後世也”，所以要著意刻畫人物形象，“麵目活現”，故在他所寫(xie) 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細節的補充和想象，這是符合曆史真實的。事實的真實，隻是說明發生了什麽(me) 事，曆史的真實是要揭示為(wei) 什麽(me) 發生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與(yu) 評析補充是合乎邏輯的。以“鴻門宴”為(wei) 例，按史筆寫(xie) ：“某年某月某日，劉邦與(yu) 項羽會(hui) 於(yu) 鴻門，嫌隙稍解。”幾十字足矣，而司馬遷卻鋪陳了1000餘(yu) 字的大塊文章，補充了許多史事和細節，展示了兩(liang) 大集團君臣的智略與(yu) 鬥爭(zheng) 藝術。整個(ge) 情節驚心動魄，有對話、有神態、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強。細節揭示了人物性格與(yu) 處事風格，道出了成敗的原因，從(cong) 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實。這就是運用“遙情想象”的生動事例。《史記》通過“遙情想象”的獨特方法，把曆史寫(xie) 活了，使後人讀之，猶如身臨(lin) 其境。因此，《史記》中這些“遙情想象”的內(nei) 容，雖不是實錄，但合情入理、合乎邏輯，是對實錄有益的補充。

　　黑格爾說過：“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驚歎的，便是他們(men) 曆史著作的精細正確。”《史記》作為(wei) 中國正史的第一部，以“實錄”的麵貌展現在世人麵前，為(wei) 後世史書(shu) 作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