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興(xing) 起了曆史熱。圖書(shu) 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從(cong) 各種視角重寫(xie) 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chuan) 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曆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賣。

　　實際上，曆史熱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曆史，一個(ge) 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hui) 造成所處體(ti) 係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xi) 慣的參照係不再起作用，基於(yu) 該參照係所設定的國家目標也會(hui) 失效;於(yu) 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麽(me) 、自己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是什麽(me) 樣，往往會(hui) 陷入一種深刻的身份焦慮。

　　當下中國同樣表達著對新的曆史敘事的渴求。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曆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yi) 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種新的曆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wei) 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men) 對於(yu) 未來的想象，是基於(yu) 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曆史學也是未來學。

　　中國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裏

　　要構建新的曆史敘事，首先需要理解中國曆史的特殊性。中國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裏呢?《樞紐——3000年的中國》認為(wei) ，它體(ti) 現在兩(liang) 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ge) 軸心文明的載體(ti) ，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這兩(liang) 點以一種人們(men) 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曆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入點，都在裏麵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中華文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軸心文明的特征在於(yu) 絕不自囿於(yu) 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wei) 思考單位。很多軸心文明在曆史進程中都喪(sang) 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ti) ，但東(dong) 亞(ya) 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國作為(wei) 其政治載體(ti) ，並由此衍生出一係列曆史效應。這種差異，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因為(wei)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它首先體(ti) 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yu) 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yu) 在第一個(ge) 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yu) 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曆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

　　一個(ge) 龐大政治體(ti) 的自我維持，與(yu) 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liang) 個(ge) 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ge) 文明在其覆蓋區域內(nei) 始終以一個(ge) 獨大強國作為(wei) 其載體(ti) ，該強國則始終可以將該文明作為(wei) 自己的身份識別標誌。而沒有這種超大規模，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若幹彼此相持不下的地方強國，便不會(hui) 以軸心文明作為(wei) 自己的根本身份標誌，以免混同於(yu) 其他國家。

　　超大規模性在古代晚期的困境與(yu) 現代轉型的關(guan) 鍵變量

　　中國數千年的曆史呈現為(wei) 一個(ge) 多元體(ti) 係的運動過程。這個(ge) 體(ti) 係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hui) 經濟生態區域，各區域間有著極為(wei) 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guan) 係，以至於(yu) 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從(cong) 商、周之際的封建製度轉化為(wei) 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hui) ，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hui) ，經過幾輪的反複演化，這個(ge) 多元共生體(ti) 係最終落實為(wei) 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等多元主體(ti) 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

　　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它體(ti) 現在物質和精神兩(liang) 個(ge) 層麵：

　　就物質層麵而言，在內(nei) 部均衡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勞動力變得廉價(jia) ，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wei) 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中國因此無法內(nei) 生性地發展起工業(ye) 經濟;而不能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發展到工業(ye) 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人口。中國於(yu) 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平狀態上，有學者稱之為(wei) “內(nei) 卷化”。中國因此便有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luan) 循環，可能會(hui) 反複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曆史那樣，帶來社會(hui) 的結構性演化，而隻是無變化的重複。

　　就精神層麵而言，朝廷能夠從(cong) 這個(ge) 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hui) 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yu) 社會(hui) 已不再擁有對於(yu) 朝廷的製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yan) ，也將在政治壓製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nei) 核有可能逐漸枯萎。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liang) 重困境。因此，在內(nei) 外壓力的綜合作用下，中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現代轉型的道路。

　　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ti) 係，超大規模性反倒會(hui) 成為(wei) 競爭(zheng) 優(you) 勢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隻有在作為(wei) 封閉經濟體(ti) 的情況下，才會(hui) 導向“內(nei) 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ti) 係，反倒會(hui) 成為(wei) 競爭(zheng) 優(you) 勢。但是，想要把這種優(you) 勢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這同樣與(yu) 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guan) 。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jin) 僅(jin) 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ti) 拉動起來;中國倘若隻靠外部拉動，僅(jin) 會(hui) 被局部性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men) 和紐約、倫(lun) 敦的聯係，會(hui) 遠遠大於(yu) 它們(men) 與(yu) 幾百裏之外中國鄉(xiang) 村的聯係。這是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中期的社會(hui) 現實。它們(men) 與(yu) 那些無法被拉動的龐大鄉(xiang) 村，會(hui) 形成深深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hui) 導致劇烈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乃至於(yu) 內(nei) 戰，從(cong) 而毀掉局部的發展成果。

　　要實現政治整合，革命是繞不開的選項;革命的代價(jia) 巨大，但超大規模國家要實現現代轉型，幾乎無法避免。這就有了20世紀中國跌宕起伏的革命曆程。實現了自我整合的中國，在進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ti) 係後，其超大規模人口終於(yu) 煥發出巨大的力量，成為(wei) 成就了難以想象的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的經貿結構，影響了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乃至社會(hui) 秩序。

　　正是在這個(ge) 階段，我們(men) 過往的許多精神資源，在解釋這種新的格局時失效了;我們(men) 過往用來理解自身與(yu) 世界所依憑的參照係，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失效了。因此，重述中國的曆史、重構我們(men) 的史觀，才能讓我們(men) 獲得精神自覺，把握住這一切過程的深刻曆史涵義(yi) ，進而構想更加可期的未來。

　　新的曆史敘述，必須能夠在空間意義(yi) 上，發現中原與(yu) 非中原地區的內(nei) 在一致性，以及中國與(yu) 世界的深刻聯係;在時間意義(yi) 上，發現古代曆史與(yu) 近現代曆史在精神現象學邏輯上的內(nei) 在一致性。如此，中華民族的潛力才能真正獲得釋放，並通往建設性的方向。

　　現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構成要素，分別是海洋秩序、大陸秩序，以及海陸中介/樞紐秩序。中國內(nei) 在地包含海陸等多種要素，因此得以同時嵌入海洋秩序與(yu) 大陸秩序之中，作為(wei) 樞紐，將人類聯為(wei) 一體(ti) 。這是中國作為(wei) 世界秩序自變量的真實體(ti) 現，也是中國作為(wei) 世界曆史民族的責任擔當。

　　筆者深知，《樞紐——3000年的中國》的寫(xie) 作很可能是一個(ge) 過於(yu) 大膽的嚐試，因此不敢期待書(shu) 中建構的曆史敘述框架能夠說服足夠多的人。唯願其中所論或有些許價(jia) 值，能夠激起一定的討論，以使我們(men) 民族對於(yu) 自身的曆史處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