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對中華民族曆史的認知和運用。曆史是一麵鏡子，從(cong) 曆史中，我們(men) 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參透生活、認識自己;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曆史對話，我們(men) 能夠更好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麵向未來。“觀古今於(yu) 須臾，撫四海於(yu) 一瞬”。《資治通鑒》被譽為(wei) 資政第一書(shu) ，司馬光以“鑒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為(wei) 寫(xie) 作宗旨，本著“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的價(jia) 值判斷標準，對1362年十六個(ge) 王朝的成敗得失作了詳細的品評。其“臣光曰”更是成為(wei) 曆代史論中獨具特色的一道風景。

　　象征禮治最後一道防線徹底崩潰的“三家分晉被合法化”這一事件，成了司馬光《資治通鑒》的開卷“豹頭”，響亮而沉鬱，從(cong) 而迸發出統攝全書(shu) 的第一篇“禮”字當頭長達千言的“臣光曰”。《資治通鑒》300萬(wan) 字的宏大敘事實際上是司馬光為(wei) 主張禮治而搜求的曆史鐵證，也是司馬光以自己的禮治思想剪裁出的千年治亂(luan) 圖景，而它的解讀者正是長於(yu) 政治倫(lun) 理研究的丁萬(wan) 明，他與(yu) 司馬光穿越時空的對話能產(chan) 生共振的奧秘就在於(yu) 此。

　　“臣光曰”有三種：

　　其一，狹義(yi) 的“臣光曰”。指司馬光親(qin) 自動筆撰寫(xie) 的119條“曆史評論”。

　　其二，中義(yi) 的“臣光曰”。指包括司馬光征引前人撰寫(xie) 的99條“曆史評論。

　　其三，廣義(yi) 的“臣光曰”。包括《資治通鑒》全部的曆史記述，它們(men) 幾乎全部是“臣光曰”的潛台詞並為(wei) 司馬光“出庭作證”。

　　可以這麽(me) 說，一部《資治通鑒》其微言大義(yi) 就蘊含在“臣光曰”中。而《丁萬(wan) 明評說〈資治通鑒〉之縱橫捭闔》(以下簡稱《縱橫捭闔》)，圍繞評說“臣光曰”做了以下三件事。

　　巧設楔子引出“臣光曰”。相映成趣的是，《資治通鑒》的開頭是“三家分晉”，《縱橫捭闔》的開頭是王荊公和司馬溫公“兩(liang) 公爭(zheng) 雄”。這個(ge) 漂亮的楔子，向人們(men) 講述了從(cong) 北宋王朝的困局中抬起頭來尋覓前路的兩(liang) 個(ge) 風雲(yun) 人物，“遊處相好之日久”的昔年知己，因為(wei) “所操之術多異故也”而爭(zheng) 得麵紅耳赤。要國富還是要民富?要“漸進改革”還是要“激進改革”?“兩(liang) 公爭(zheng) 雄”的結果，是王安石爭(zheng) 來了改革的“操刀權”，司馬光爭(zheng) 來了著史的“話語權”。司馬光離開熱鬧的政治舞台而深居洛陽躲進小樓成一統，身處“獨樂(le) 園”，心存“廟堂憂”，那日子想必不是太好過。而此時的王安石，身處風口浪尖，日子也不好過。最終，北宋誕生了一個(ge) 偉(wei) 大的改革家，也誕生了一個(ge) 偉(wei) 大的史學家。“文章憎命達”，令人一歎。

　　古為(wei) 今用深化“臣光曰”。《縱橫捭闔》截取了戰國那一段狼煙風片，隨手翻開一頁仿佛都能嗅到那個(ge) 時代嗆人的煙火。作者用大量筆墨講述了列國改革家們(men) 的傳(chuan) 奇，他們(men) 都幾乎無一例外地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了淒壯的祭壇，而隱藏在祭壇背後的是一個(ge) 貫穿千古的“二難命題”：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舊的不可愛，新的也未必如願。

　　“臣光曰”守望禮、名、分主張“不變”，王安石放言“三不足”主張“變”。

　　“臣光曰”給我們(men) 的啟示是，無論社會(hui) 怎麽(me) 向前飛奔，總有一種叫鄉(xiang) 愁的東(dong) 西如影隨形，我們(men) 甩不掉也變不了。那就是“禮”。如果我們(men) 把“禮”作為(wei) 社會(hui) 規範、倫(lun) 理準則、道德風俗、法律法規，這個(ge) 經過現代性轉換的“禮”還是要經常講。

　　實事求是校正“臣光曰”。清白而樸忠的司馬光不是完人，狹義(yi) 的“臣光曰”未必都正確，廣義(yi) 的“臣光曰”未必無紕漏。於(yu) 是需要實事求是的“校正”與(yu) 校勘。作者為(wei) 此做了很多工作，保證了狹義(yi) 的“臣光曰”能夠與(yu) 時俱進，廣義(yi) 的“臣光曰”能夠去偽(wei) 存真。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曆來評者如雲(yun) 。作者則列舉(ju) 了三種觀點：立信、立法、立國之道。其中，“臣光曰”持第三種觀點，把徙木立信解讀為(wei) 注重信譽的治國之道。作者認為(wei) 這是“過度闡釋”，並提出第四種觀點，認為(wei) 商鞅此舉(ju) 的主要目的是“立威”。

　　廣義(yi) 的“臣光曰”難免在“曆史記錄”上有出入和紕漏，甚至錯誤。對此，作者大量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比如，關(guan) 於(yu) 吳起誅鄰止謗、母喪(sang) 不臨(lin) 、殺妻求將三樁大罪，結合最新研究資料，為(wei) 吳起辯誣。司馬光考異了十七史，丁萬(wan) 明考異了“臣光曰”，異代相隔雖渺渺，兩(liang) 心同構卻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