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6年期間，中國實際國民總收入年均增長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續時間最長的增長速度。這個(ge) 時期，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從(cong) 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僅(jin) 遠快於(yu)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39%)，也明顯快於(yu) 處於(yu) 類似人口轉變階段國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處於(yu) 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65%)。這個(ge) 時期中國對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貢獻為(wei) 25.6%。

　　過去40年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從(cong) 農(nong) 村向城市的遷移、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到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的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關(guan) 改革如何消除阻礙生產(chan) 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的體(ti) 製障礙，從(cong) 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轉化為(wei) 高速經濟增長、顯著結構調整和深刻社會(hui) 變遷的改革進程。因此，城市化推進的過程及其揭示的體(ti) 製變革、結構轉變、增長貢獻和分享效應，可以成為(wei) 改革開放促進發展、實現分享過程的一個(ge) 全方位縮影。

　　中國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實

　　經濟發展由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構成。增長的一個(ge) 重要源泉是生產(chan) 率，核心是配置效率。所以，促進要素特別是勞動力流動，是發展的關(guan) 鍵，也是城市化的核心。改革是為(wei) 了改變抑製發展的機製，以及消除阻礙資源合理配置的體(ti) 製障礙，後者集中表現在對要素退出、流動和進入的阻礙上。根據這一邏輯，可以概括出中國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kaiyun官方地址過程)的三個(ge) 特征化事實。

　　事實一：農(nong) 業(ye) 激勵製度的改變使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率得到改善是勞動力退出低生產(chan) 率產(chan) 業(ye) 的前提。

　　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按照人口和勞動力數量把土地承包到戶，規定必須完成的農(nong) 業(ye) 稅、統購數量和集體(ti) 提留，增產(chan) 部分完全歸農(nong) 戶所有並自由支配。這種激勵機製的變化極大提高了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農(nong) 業(ye) 增加值和糧食單產(chan) 的年均增長率，分別從(cong) 1975—1980年的0.9%和3.1%，提高到1980—1984年的9.9%和7.2%。

　　從(cong) 這一步改革與(yu) 後來發展過程之間的聯係，可以看到一個(ge) 重要事實：激勵改善導致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創造了勞動力向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和城市轉移的必要條件;而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所必然導致的對人民公社的廢除，是勞動力轉移的第一個(ge) 體(ti) 製突破。

　　由於(yu) 中國的改革與(yu) 發展是互相促進的，市場導向的經濟體(ti) 製轉型又與(yu) 二元經濟發展交織在一起，這個(ge) 勞動力轉移不僅(jin) 是突破體(ti) 製束縛的表現，還是消化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的現象，從(cong) 而是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開端。

　　事實二：經濟增長和非農(nong) 就業(ye) 擴大促進勞動力在城鄉(xiang) 、地區和產(chan) 業(ye) 間流動。

　　改革時期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並不僅(jin) 是對一個(ge) 舊增長常態(或生產(chan) 可能性邊界)的回歸。事實上，這個(ge) 時期形成的人口機會(hui) 窗口，從(cong) 要素積累和配置以及生產(chan) 率提高等方麵幫助形成了更高的潛在增長率。

　　在體(ti) 製改革釋放出這個(ge) 潛在增長能力、需求因素(城鄉(xiang) 就業(ye) 擴大和收入提高保持的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經濟增長引致的巨大投資需求、對外開放獲得的外部需求)配合的情況下，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為(wei) 實際高速增長。因此，促進勞動力流動，將其配置到生產(chan) 率更高的就業(ye) 領域，是兌(dui) 現人口紅利的關(guan) 鍵。

　　隨著微觀激勵的改善，勞動力剩餘(yu) 迅速顯性化。剩餘(yu) 勞動力轉移的壓力促進了一係列體(ti) 製性障礙的逐步拆除，並最終使勞動力得以重新配置。特定時期農(nong) 業(ye) 勞動力的剩餘(yu) 狀況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創造的對勞動力的需求，決(jue) 定了勞動力流動的動力和方向。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的轉移，先後經曆了從(cong) “以糧為(wei) 綱”到多種經營，從(cong) 單一的種植業(ye) 到農(nong) 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從(cong) 農(nong) 業(ye) 到鄉(xiang) 鎮企業(ye) ，從(cong) “離土不離鄉(xiang) ”到進入小城鎮直至大中城市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的重新配置。

　　這一時期，在勞動力重新配置的同時，還經曆著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ti) 製轉型。以下幾個(ge) 關(guan) 鍵改革對促進勞動力流動具有突破性意義(yi) 。

　　其一，農(nong) 民於(yu) 1983年獲準從(cong) 事農(nong) 產(chan) 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突破了就業(ye) 的地域限製;　　其二，1988年政府開始允許農(nong) 民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ye) ，第一次打破了城鄉(xiang) 就業(ye) 藩籬;　　其三，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糧票等票證製度取消，農(nong) 村勞動力進入各級城鎮居住、就業(ye) 不再遭遇有形的障礙。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離開本鄉(xiang) 鎮6個(ge) 月及以上的農(nong) 村勞動力於(yu) 2017年達到1.72億(yi) 人，其中80%進入城鎮居住和就業(ye) 。這個(ge) 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及與(yu) 之相伴的資源重新配置，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勞動生產(chan) 率的大幅度提高，都作出了顯著貢獻。

　　事實三：拆除製度障礙推動勞動力進入生產(chan) 率更高的城市部門。

　　在20世紀80年代，鄉(xiang) 鎮企業(ye) 開始為(wei) 轉移勞動力創造非農(nong) 就業(ye) 機會(hui) 。1992年以後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迅速發展，開始吸納大規模跨地區遷移勞動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

　　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麵臨(lin) 嚴(yan) 峻經營困難，國有企業(ye) 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用工製度改革，從(cong) 此打破了就業(ye) “鐵飯碗”。在獲得一定社會(hui) 保障的條件下，下崗職工需通過勞動力市場實現再就業(ye) ，新成長勞動力也實現了自主擇業(ye) ，市場配置勞動力的機製逐漸形成，也為(wei) 農(nong) 業(ye) 轉移勞動力提供了日益均等的競爭(zheng) 就業(ye) 機會(hui) 。

　　2017年，全部實現就業(ye) 轉移的農(nong) 民工中，29.9%在製造業(ye) ，18.9%在建築業(ye) ，48.0%在第三產(chan) 業(ye) 。近年來，農(nong) 村轉移勞動力占城鎮全部就業(ye) 的比重已經超過1/3。農(nong) 民工以其規模和年齡優(you) 勢(超過半數在40歲以下)保證了城市的勞動力供給。因此，改革時期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既是高速經濟增長的實現方式，也應與(yu) 這個(ge) 增長奇跡享有同樣的聲譽。

　　發展階段變化下的城市化新內(nei) 涵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於(yu) 2010年到達峰值，隨後進入負增長階段。這一人口轉折點不僅(jin) 從(cong) 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麵產(chan) 生對經濟增速的不利影響，還傾(qing) 向於(yu) 減慢城市化速度。

　　2010——2017年期間，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呈現遞減趨勢，年提高率從(cong) 3.33%下降到2.04%，而根據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城市化的任務遠未完成。從(cong) 城市化率指標看，中國要達到所處收入組即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

　　過去40年中，以拆除製度性障礙促進勞動力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部門退出，在城鄉(xiang) 、地區和產(chan) 業(ye) 間流動，實現對高生產(chan) 率部門的進入為(wei) 特征的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經濟發展的有效經驗。隨著人口條件的轉變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這些經驗按照內(nei) 在的邏輯實現更新，是推動城市化從(cong) 高速擴張到高質量提升的關(guan) 鍵，與(yu) 此同時，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將在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方麵產(chan) 生新的內(nei) 涵。

　　退出的動力：從(cong) 激勵製度的變革到生產(chan) 方式的變革

　　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大幅提高及與(yu) 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趨同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勞動力始終大規模轉移，而且在城鄉(xiang) 普遍呈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農(nong) 業(ye) 機械的使用越來越具有節約勞動的性質，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中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已經加速，然而，農(nong) 業(ye) 與(yu) 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之間的生產(chan) 率差距卻沒再顯著縮小。

　　其原因在於(yu) ，由於(yu) 農(nong) 業(ye) 的經營規模過於(yu) 狹小，在物質費用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導致勞動生產(chan) 率未能伴隨資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與(yu) 1978——1984年相比，2007——2013年糧食生產(chan) 中勞動邊際生產(chan) 力提高了數十倍，而資本邊際生產(chan) 力則顯著降低。

　　因此，進一步釋放農(nong) 業(ye) 勞動力，必須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打破製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現代化的瓶頸，突破口便是通過土地製度改革，鼓勵土地流轉，擴大經營規模。很長時間以來，“三農(nong) ”政策的導向著眼於(yu) 從(cong) 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轉變，對改造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實現農(nong) 業(ye) 現代化聚焦不夠。加強這一導向，有賴於(yu) 這個(ge) 產(chan) 業(ye) 的自身發展能力以及競爭(zheng) 力的提升，也是勞動力流動從(cong) 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基礎，因此，“三農(nong) ”政策應該更加聚焦於(yu) 生產(chan) 方式本身，政府各項投入應以擴大土地規模為(wei) 導向。

　　流動的目標：從(cong) 橫向為(wei) 主的流動到橫向流動引致的縱向流動

　　在城鄉(xiang) 勞動力市場日益發育的條件下，農(nong) 民工已在更大的地域範圍流動，總體(ti) 方向是從(cong) 中西部農(nong) 村流向沿海城市。在2017年外出農(nong) 民工中，44.7%的流動範圍是跨越省界的，而中西部外出農(nong) 民工的跨省流動比例高達56.5%。

　　勞動力轉移和流動越來越充分以及流動範圍的擴大，顯著地縮小了地區間的工資差距。2017年中部和西部農(nong) 民工平均工資分別相當於(yu) 東(dong) 部平均工資的90.6%和91.1%，工資趨同趨勢明顯增強。然而，這隻說明勞動力橫向流動的效果。完整的社會(hui) 流動是指通過橫向流動的擴大，使處於(yu) 社會(hui) 分層不同位置的個(ge) 人和家庭，有更多機會(hui) 沿著分層結構階梯實現社會(hui) 縱向流動。

　　為(wei) 了更充分地發揮城市化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功能，需要在勞動力橫向流動的基礎上，推進人口和家庭的縱向流動。作為(wei) 反映社會(hui) 公平程度的社會(hui) (縱向)流動性，是一整套社會(hui) 政策的綜合結果，也是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最關(guan) 鍵的環節和預期效果最明顯的著力點，就是從(cong) 滿足基本公共服務需求、消除阻礙流動的體(ti) 製機製弊端入手，把農(nong) 民工及其家庭培育為(wei) 真正的中等收入群體(ti) 。

　　進入的身份：從(cong) 作為(wei) 勞動者的進入到作為(wei) 居民的進入

　　在當下的中國，增強勞動力縱向流動的關(guan) 鍵，是在更高層次和更深程度上為(wei) 農(nong) 民工群體(ti) 開啟進入城市部門和社會(hui) 的大門，戶籍製度改革是破除流動障礙的關(guan) 鍵。戶籍製度改革之所以舉(ju) 步維艱，在於(yu) 改革的收益與(yu) 成本之間存在不對稱關(guan) 係。研究表明，戶籍製度改革可以通過增加勞動供給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顯著提高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

　　推進戶籍製度改革，讓農(nong) 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進入城市的關(guan) 鍵，在於(yu) 中央政府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創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擔和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勵相容。鑒於(yu) 戶籍製度改革的潛在收益，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中國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提高有巨大的正外部效應，這項改革具有全國層麵公共品的性質。因此，中央政府承擔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責任，有助於(yu) 切實推動這項改革並取得成效。

　　中國特色城市化經驗的一般意義(yi)

　　40年來的經濟改革破除了要素積累和配置的體(ti) 製障礙，創造出了高速增長的充分條件;特定的人口轉變階段與(yu) 改革時期的高度重合，為(wei) 高速增長提供了必要條件;中國特色城市化則是把改革、發展和分享融為(wei) 同一過程，把潛在增長率轉化為(wei) 經濟發展奇跡的實踐載體(ti) 。剩餘(yu) 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構成了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過程和內(nei) 涵，也是總結發展經驗，提煉其一般意義(yi) 以及揭示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方向的有益角度。

　　中國特色城市化的經驗表明，對傳(chuan) 統體(ti) 製的改革既創造微觀激勵又獲得宏觀效率，符合幾乎所有的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社會(hui) 變遷規律，卻又密切結合了國情，與(yu) 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轉變階段以及麵臨(lin) 的體(ti) 製狀況相對應。遵循相同的邏輯，已經獲得成功的經驗可以發揚光大，同時又可以順應變化了的情形，更新已有經驗的內(nei) 涵，完成未竟的改革和發展任務。

　　各國都有自身發展的必要條件，並且常常是獨特的。中國以城市化為(wei) 代表的改革和發展經驗，可以為(wei) 解決(jue) 一般性的發展問題提供答案：

　　第一，通過改革解決(jue) 要素積累的激勵問題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機製問題，把必要條件轉化為(wei) 實際經濟增長;

　　第二，立足於(yu) 勞動力重新配置促進充分就業(ye) ，把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融為(wei) 一體(ti) ，獲得全社會(hui) 對改革的共識，使改革得以持續推進;

　　第三，隨著發展階段變化而不斷調整改革的重點，以保持和挖掘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