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從(cong) 根本上說是為(wei) 了探索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即中國走什麽(me) 道路這一近現代中國的中心問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在不同曆史時期對這一時代大問題作了持續不斷的求解和探索，其所建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也由此成為(wei) 不同時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圍繞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與(yu) 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進行論述，期望能引發學界的進一步研討。

　　在中國近現代，時代的中心問題始終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亦即中國走什麽(me) 道路的問題。近百年來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從(cong) 根本上說就是為(wei) 了探索和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與(yu) 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不斷地創造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而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就是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對中國道路的初步哲學表達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後，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長期閉鎖的國門，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斷加劇，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日漸凸顯為(wei) 時代的中心問題。為(wei) 了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前仆後繼地向西方學習(xi) ，最終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yi) 。正如毛澤東(dong) 所說，自此以後，他們(men) 用“無產(chan) 階級的宇宙觀”即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作為(wei) 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得出了必須“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所謂“走俄國人的路”，是從(cong) 總體(ti) 方向上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回答，是就中國道路的性質而言的，是指中國必須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階級鬥爭(zheng) 和無產(chan) 階級革命而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而並不是說在一切方麵都照搬俄國人的道路。

　　五四運動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傳(chuan) 播和研究，都體(ti) 現出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作為(wei) 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注重對中國道路性質的哲學探索的鮮明特點。李大釗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和“拯救中國的導星”，並特別強調唯物史觀是整個(ge) 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論基礎。他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要解決(jue) 當時中國的各種社會(hui) 問題，必須首先致力於(yu) 經濟問題的解決(jue) ，因為(wei) “經濟問題的解決(jue) ，是根本解決(jue) 。經濟問題一旦解決(jue) ，什麽(me) 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製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jue) ”;而要解決(jue) 經濟問題，就必須像俄國那樣積極開展階級鬥爭(zheng) ，進行社會(hui) 革命。他說，假若不應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zheng) 學說，“絲(si) 毫不去用這個(ge) 學理作工具，為(wei) 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瞿秋白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是一種改造世界的哲學，而唯物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yi) 改造世界的武器。他指出，要改造中國社會(hui) ，就必須“用社會(hui) 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而社會(hui) 科學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辯律的唯物主義(yi) ”。瞿秋白也很重視研究和傳(chuan) 播曆史唯物主義(yi) 。他認為(wei)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一種辯證唯物主義(yi) 的曆史觀，它是探討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秘密和揭示人類社會(hui) 進步的學說。他還具體(ti) 地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hui) 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作了具體(ti) 而深刻的分析，論證了中國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李達之所以不遺餘(yu) 力地研究和傳(chuan) 播馬克思主義(yi) ，也是為(wei) 了探索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李達深信，唯物史觀不僅(jin) 能夠幫助人們(men) 認識和把握社會(hui) 組織的核心，而且能夠為(wei) 人們(men) 指明社會(hui) 發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會(hui) 的方針。他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確認識中國社會(hui) 是改造中國社會(hui) 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hui) ，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社會(hui) 的經濟狀況。為(wei) 此，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近代經濟史作了深入研究，並由此對中國社會(hui) 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一係列重要問題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中國社會(hui)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hui) ，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yi) 和鏟除封建遺物，中國革命的必然歸趨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達於(yu) 社會(hui) 革命;隻有全體(ti) 民眾(zhong) 起來打倒帝國主義(yi) 、鏟除封建勢力、建立民眾(zhong) 政權、大力發展國家資本、徹底解決(jue) 土地問題，才會(hui) 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會(hui) 。

　　上述表明，五四以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在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傳(chuan) 播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並由此開啟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就已對中國道路的性質作了哲學審視和探索，對中國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學表達。

　　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由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結出了巨大的理論果實，形成了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把中國馬克思主義(yi) 者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求解和對中國道路的哲學探索推進到了一個(ge) 全新的階段。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澤東(dong) 對中國道路進行哲學探索的代表性著作。這兩(liang) 篇哲學著作的理論貢獻，並不在於(yu) 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觀點的闡述，而在於(yu) 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深刻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的豐(feng) 富經驗。雖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已然揭開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實際的結合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事情，它不僅(jin) 要求人們(men) 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yi) 的精神實質，而且需要人們(men) 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國的實際。但是，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內(nei) 一直存在著背離和妨礙把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主觀主義(yi) ，包括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它們(men) 曾屢次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實踐論》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yi) 的認識論根源及其克服途徑。毛澤東(dong) 在係統論述實踐與(yu) 認識的關(guan) 係的基礎上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nei) 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dong) 認為(wei) ，一切形式的主觀主義(yi) ，“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wei) 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yi) ，就必須從(cong) 根本上消除其認識論根源：“我們(men) 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ti) 的曆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ti) 曆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矛盾論》則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yi) 的方法論根源。毛澤東(dong) 係統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及其辯證關(guan) 係，強調“共性個(ge) 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guan) 於(yu) 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yu) 拋棄了辯證法”。毛澤東(dong) 指出，從(cong) 認識方法上講，它們(men) 都不懂得“共性個(ge) 性、絕對相對的道理”、背離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辯證認識方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必須學會(hui) 這個(ge) 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的曆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20世紀40至50年代，毛澤東(dong) 把《實踐論》《矛盾論》中所係統闡述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特別是其所概括的“實踐——認識——實踐”的人類認識總公式具體(ti) 化為(wei) 黨(dang) 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後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人民內(nei) 部矛盾處理方法和“物質——精神——物質”的唯物論，闡述了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構建了一個(ge) 完整的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體(ti) 係。而在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指導下，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成功地開辟了以農(nong) 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功地開辟了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道路。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是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哲學表達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的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社會(hui) 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也揭開了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求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探索中國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通過對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實踐曆史經驗的哲學總結，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開辟和不斷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哲學方法論導引。從(cong) 1978年開始的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guan) 於(yu) 人道主義(yi) 和異化問題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關(guan) 於(yu) 生產(chan) 力標準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關(guan) 於(yu) 哲學教科書(shu) 體(ti) 係改革的討論以及由其引發並延續至今的關(guan) 於(yu) 實踐唯物主義(yi) 的討論，都從(cong) 哲學的高度深刻總結了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實踐的曆史經驗，它們(men) 不斷地推進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拓展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哲學引領作用。

　　其次，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需要融匯各種哲學資源，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探索不斷地注入新的哲學理念。新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以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著眼於(yu) 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注重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努力吸收當代世界上的各種哲學資源，為(wei) 黨(dang) 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提供了豐(feng) 富的哲學思想滋養(yang) 。例如，曾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中得到較為(wei) 充分探討的以人為(wei) 本、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人民主體(ti) 等哲學原則，通過黨(dang) 的理論創新，都已轉化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拓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執政理念;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馬克思主義(yi) 政治哲學觀念，也已被提煉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重要內(nei) 容。

　　最後，通過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中各種重大問題的哲學分析，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前進軌跡進行了哲學籌劃和哲學構建。這一點突出地體(ti) 現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推進和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明確提出上。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基本原理分析當前我國社會(hui) 實際，得出了“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科學論斷，並以此為(wei) 依據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命題，同時以“八個(ge) 明確”和“十四個(ge) 堅持”清晰闡釋了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深刻內(nei) 涵。可以說，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關(guan) 於(yu) 新時代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問題的論述，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進行了整體(ti) 性的哲學籌劃和哲學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