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hui) 各方麵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就是尊重地方政府的首創精神。在全麵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地方政府結合各自經濟社會(hui) 比較優(you) 勢，全麵解放思想，激發基層創新活力，在治理創新特別是激勵相容機製設計方麵探索出符合實踐要求的創造性方案，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

　　改革進入深水區

　　需要地方政府發揮首創精神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發展麵臨(lin) 兩(liang) 大難題：溫飽問題、工業(ye) 現代化問題。源於(yu) 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農(nong) 村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的這一土地製度的創新，一箭雙雕，極大地調動廣大農(nong) 民的積極性,解決(jue) 中國人溫飽的同時，也為(wei) 農(nong) 產(chan) 品深加工企業(ye) 的發展以及建立於(yu) 居民特別是農(nong) 村居民收入增長基礎上的產(chan) 業(ye) 結構的遞進升級，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中國人口紅利自此噴薄而出，中國現代化的帷幕亦徐徐拉開。

　　與(yu) 發展階段特別是工業(ye) 發展階段相適應，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源比較優(you) 勢，具體(ti) 表現為(wei) 勞動力的相對充裕,與(yu) 之相對的則是資本的高度稀缺。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ye) 、出口導向型企業(ye) 在沿海地區雨後春筍般出現。隨著內(nei) 地對招商引資的愈加重視，出台各項優(you) 惠政策，資本逐漸從(cong) 沿海向內(nei) 地流動，中國地域的廣闊、區域發展的壓差，自然形成“雁陣模式”。東(dong) 部沿海地區作為(wei) 領頭雁，帶動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引導產(chan) 業(ye) 從(cong) 東(dong) 向西、從(cong) 沿海到內(nei) 陸自發性梯度轉移，中國經濟的柔韌性日益增強，回旋餘(yu) 地更加廣闊。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固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端日益顯現。資源配置錯位、治理模式單一、價(jia) 值體(ti) 係重塑、生態環境惡化、社會(hui) 結構失衡等等，都要求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目的在於(yu) 實現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wei) 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wei) 主轉變，引導經濟實現發展質量變革。於(yu) 今回顧，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後，低成本勞動力所帶來的紅利效應凸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跳躍式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wei) 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出台的財政貨幣政策,長期來看阻礙了市場的自然出清,使得舊有增長方式延續至今。一些發達地區所謂的“騰籠換鳥”，卻是籠子換了，鳥也沒來。

　　如今中國發展麵臨(lin) 著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三大生產(chan) 要素的瓶頸約束：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使得過往依靠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紅利退去;實體(ti) 經濟轉型不夠導致高杠杆風險堆積;獨生子女政策引致數十年來的國民高儲(chu) 蓄率，資本邊際收益日下等等已是學界共識;資源過量開采引發生態環境觸及底線，保護生態這一發展的“生命線”已是刻不容緩。當下的中國，以扭曲資源(自然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配置為(wei) 代價(jia) 的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由此而產(chan) 生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日漸增強，已在政治和社會(hui) 的層麵阻滯了經濟結構的自然演化和變遷。

　　中國幅員遼闊，省情地情差異很大，資源稟賦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幹部激勵機製在很大程度上決(jue) 定了每一個(ge) 省份都是相對獨立且相互競爭(zheng) 的經濟體(ti) 。經濟學中的雁陣理論特別強調各經濟體(ti) 要依托自有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you) 勢，推動產(chan) 業(ye) 結構的升級變遷。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關(guan) 鍵取決(jue) 於(yu) 各地經濟轉型的效果。各地方經濟體(ti) 如何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首先要確定自身的資源稟賦如何，即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豐(feng) 裕程度，認清本地資源稟賦約束，探索本地要素稟賦結構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動態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潛在比較優(you) 勢，據此尋找發展的途徑。此時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全麵深化改革過程中的創新性突破。

　　新時代新要求

　　更需要鼓勵地方治理創新

　　當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中美貿易爭(zheng) 端導致的我國外部發展的嚴(yan) 峻複雜形勢確實對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挑戰。各地在認真貫徹落實黨(dang) 的十九大精神特別是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統一思想，應對挑戰，在加強硬件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電網、電信係統等)、軟件基礎設施(法治體(ti) 係、社會(hui) 資本、價(jia) 值體(ti) 係等)建設，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資邊際回報率的同時，更需要鼓勵基層創新實踐。

　　第一、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不斷提升地方政府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的新要求，這是在黨(dang) 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黨(dang) 的十九大之所以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就是因為(wei) 隻有完成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的建設，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才有實現的物質基礎。而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ti) 係，就必須推動政府自身的改革。

　　40年的改革開放曆程，我們(men) 遵循著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的路徑。而眼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所觸動的利益格局已不能單靠外圍的刺激促使其自動調整。因為(wei) ，改革者自身也需要改革了。簡而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為(wei) 適應中國經濟轉型之政府職能轉變，已成為(wei) 改革攻堅戰的目標。政府自身改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創新，要有刮骨療毒的勇氣，壯士斷腕的決(jue) 心。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最重要衡量指標，就是在資源(勞動、土地、資本)的配置中市場是否起到了決(jue) 定性作用。當下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最大程度最大範圍退出對經濟資源的直接配置，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場環境的法治化建設上。

　　第二、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指引，推動开云kaiyun官方向縱深處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重要內(nei) 涵。發展是解決(jue) 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guan) 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貫穿“四個(ge) 全麵”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是科學發展的指揮棒，也是地方治理創新的指揮棒。對地方政府來講，創新更關(guan) 乎體(ti) 製機製創新，協調更側(ce) 重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轉型的協調，綠色則是生產(chan) 生活方式的綠色化，開放更加注重包容性發展，共享則要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均等化落到實處。

　　第三、地方治理創新要注重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的協調製度，以製度變遷激活創新，釋放新增量。區域發展差距較大是我國的國情，這就需要地方在落實中央決(jue) 策中充分考慮本地實際，落實中央決(jue) 策決(jue) 不能打折扣，但執行政策的路徑和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就近兩(liang) 年部分地方發展競爭(zheng) 情況來看，無論是搶人還是搶項目等各種“大戰”，似乎隻趨於(yu) 做存量的打算。因為(wei) 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和金融資源，短期內(nei) 總量是固定的，隻在存量上做文章，勢必會(hui) 出現我所得即你所失的局麵。怎麽(me) 辦?必須在增量上做文章。

　　增量來源於(yu) 哪裏?農(nong) 村土地製度改革所取得的驚人績效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樸素而深刻的道理，製度變遷可以激活創新，釋放新增量。從(cong) 黨(dang) 的十八大到黨(dang) 的十九大，中央已出台多項舉(ju) 措，激勵地方創新，鼓勵幹部擔當，無論是容錯糾錯機製，還是激勵幹部作為(wei) ，目的都在於(yu) 推動地方治理創新。而治理創新的根本指向，就在於(yu) 讓市場主體(ti) ，讓廣大人民不斷提升其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進入新時代需要新作為(wei) ,迎接新挑戰需要新思維。地方治理創新是新時代堅決(jue) 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的重要保障，也是全麵深化改革向縱深發展的重要支撐，固當以時不我待之緊迫感，加快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