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王韜在上海創辦了木刻活字印書(shu) 局，名曰 “弢園書(shu) 局”。讓人感到疑惑的是，作為(wei) 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韜何以又走上傳(chuan) 統木刻活字的道路?他有著豐(feng) 富的閱曆，曾長期與(yu) 傳(chuan) 教士共事，深受西式印刷技術的熏陶;他曾主持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也非常清楚傳(chuan) 統木刻活字和鑄造活字兩(liang) 者的優(you) 劣;而且，當時石印和鑄造活字印刷都已經在上海發展起來，作為(wei) 全國的印刷中心，上海是最早采用鉛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機印刷的地方。那麽(me) ，王韜為(wei) 何要製造木刻活字，而不是向中華印務總局或就近向美華書(shu) 館購買(mai) 活字?這其中，或許有著多方麵的原因。

　　與(yu) 當時“印書(shu) 謀利者紛然”的現象不同的是，王韜創辦書(shu) 局並非為(wei) 了謀利，而主要是為(wei) 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而刊印這些著作的目的，則是為(wei) 了表彰自我之成就，以便留名後世。

　　王韜晚年對生命的體(ti) 悟殊為(wei) 慘痛深刻，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創辦弢園書(shu) 局的用心所在：“弟於(yu) 一切詩詞古文，信筆立書(shu) ，不假焦思苦慮。茲(zi) 之刻書(shu) ，非必欲傳(chuan) 世，亦使世間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王韜致謝綏之函》)

　　弢園書(shu) 局成立後不久，即“排印書(shu) 籍五種”，包括王韜本人的著作如 《重訂普法戰紀》《西學輯存六種》《春秋朔閏日至考》等。此後，還刊印了老友許起的《珊瑚舌雕談初筆》，校刊了蔣敦複的《嘯古堂詩集》等。另外，書(shu) 局還陸續刊印過一些科技文化方麵的書(shu) 籍。

　　弢園書(shu) 局所刊刻的書(shu) 籍，除了一部分用於(yu) 售賣外，大部分都用於(yu) 贈送或者換書(shu) 。由於(yu) 書(shu) 局的運營並不是以盈利為(wei) 目的，因此，很快就難以為(wei) 繼，王韜隻能到處向人求助經費。

　　也是由於(yu) 經費不足，王韜曾於(yu) 1890年刊布一篇《弢園醵資刻書(shu) 啟》，呼籲熱心人士認購弢園書(shu) 局的股單，協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籌劃。啟中曆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36種，當時已出版者隻有12種。後來未見王韜《皇清經解校勘記》和《國朝經籍誌》等書(shu) 如計出版，必是因為(wei) 經費的籌措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之故。

　　王韜生活的年代，正經曆著“數千年未有之巨變”，西式活字東(dong) 漸，與(yu) 傳(chuan) 統木刻、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競逐圖書(shu) 市場。盡管照相石印倏然興(xing) 起也隨即衰落，西式活字則不斷擴大市場範圍，最終得以超越並取代木刻，成為(wei) 20世紀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但在西式印刷和傳(chuan) 統木刻競爭(zheng) 的過程中，勢必會(hui) 有一個(ge) 此消彼長的過程，而王韜的弢園書(shu) 局，或許恰恰是這一競爭(zheng) 過程的一個(ge) 縮影。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應該是鑄造活字的成本較為(wei) 高昂。鑄造活字傳(chuan) 入我國時，大多是傳(chuan) 教士所采用，為(wei) 日既久，中國人才繼起仿製。王韜曾在墨海書(shu) 館工作，1862年又赴英華書(shu) 院參觀，對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當深刻。從(cong) 中國台灣學者蘇精對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為(wei) 中國第一家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華書(shu) 院，麵臨(lin) 的諸多困難中首當其衝(chong) 的就是鑄字。鑄造幾萬(wan) 個(ge) 漢字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傳(chuan) 教士台約兒(er) 鑄字時認為(wei) 一副活字應該包含3232個(ge) 漢字，然而，在10年中，台約兒(er) 隻鑄了1540字，還不到半數。由此可見鑄字的不易(《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相比之下，木活字則原料易得，易於(yu) 雕刻，成本低廉，王韜自然會(hui) 首選木活字印書(shu) 。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第二個(ge) 原因，是鑄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同一個(ge) 字又不多。與(yu) 英文的以字母組詞不同，中國的漢字，在同一本書(shu) 中常會(hui) 出現很多次同一個(ge) 字，以至於(yu) 很難用有限的鑄造活字來印一本完整的書(shu) 。因此，即使采用了鑄造活字印書(shu) ，也常常不得不在緊急情況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也正因為(wei) 這個(ge) 原因，當時正式書(shu) 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賴於(yu) 木刻。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滿足王韜的要求。中國木刻圖書(shu) 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觀，但是傳(chuan) 教士所鑄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觀上有所欠缺，未必能讓王韜這樣的傳(chuan) 統士人滿意。馬禮遜、米憐等先來的傳(chuan) 教士都感受到漢字字形的重要性，後來因顧慮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才不再追求美觀。至英華書(shu) 院時期，盡管其印刷優(you) 良已經是公認的事，但在字形上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木刻終究還有所區別。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原因之四，是木刻在當時仍有其相當的便利性。盡管王韜目睹過眾(zhong) 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書(shu) 籍，如《遐邇貫珍》和墨海書(shu) 館印的《六合叢(cong) 談》兩(liang) 種，都是以英華書(shu) 院的活字印刷。但是，即使是倫(lun) 敦會(hui) 的傳(chuan) 教士，若是遇到沒有印刷機、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況，便也隻能使用木刻。例如1862年麥嘉湖在上海創刊的 《中外雜誌》月刊，以及1865年湛約翰等人在廣州創刊的《中外新聞七日錄》周刊等，都是木刻印刷。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是因為(wei) 王韜心中仍對中國傳(chuan) 統的印刷技術“心有戚戚”，“而木刻一線之延，亦由於(yu) 此”(《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二編)。雖然他秉持著“西學為(wei) 用”的觀念，但其前提卻是“中學為(wei) 本”，他的骨子裏仍存著抹之不去的保守觀念。

　　王韜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或許是對自己“賣身事夷”“托跡侏離”一直耿耿於(yu) 懷，至晚年依舊希望“再持玉節騰花驄”(《王韜詩集》)。從(cong) 王韜的書(shu) 信和日記中，已經有顯著的證據證明，他是後悔自己為(wei) 洋人工作的，指稱那是“失節”的行為(wei) ，是“非分之求”(《王韜日記》)。在西式印刷即將蔚然成風之際，王韜或許還想通過複興(xing) 傳(chuan) 統木刻來“挽狂瀾於(yu) 既倒”。

　　1860年以後，已經不斷有中國人認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從(cong) 技術上衡量，這一時期傳(chuan) 教士已經能夠以價(jia) 廉工省的先進電鍍技術大量複製活字，使得西式活字具備了同傳(chuan) 統木刻競爭(zheng) 的生產(chan) 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員和士紳的注意，如郭嵩燾及其兒(er) 子、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洪仁玕、上海道台丁日昌等。

　　但西式活字徂東(dong) 之旅斷不可能一帆風順，要長期習(xi) 慣於(yu) 木刻的中國人改用西方印刷技術而沒有波折跌宕，恐怕是一種過分的期待。王韜這樣的先進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東(dong) 漸的大背景下順時而動，正是一個(ge) 生動的例證。正因如此，西式印刷直到19世紀結束前才被中國人普遍接受，並取代木刻成為(wei) 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