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具有源遠流長的“協商”因素：決(jue) 策前的“協商”是一個(ge) 開放多元的體(ti) 係，“協商”的目的是通過廣泛參與(yu) 和集中領導促成團結一致的行動。此外，“協商”還具有重視異見表達的審議慎議功能等。可以說，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中的“協商”因素是支撐起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數千年綿延發展的一種重要的文化、製度和實踐力量。

　　中國在上古時期就形成了一套以王為(wei) 中心的具有開放性的多方參與(yu) 的決(jue) 策體(ti) 係

　　在重大政治決(jue) 策中，中國在上古時期就形成了一套以王為(wei) 中心的具有開放性的多方參與(yu) 的決(jue) 策體(ti) 係。《尚書(shu) 》說：“汝則會(hui)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意思是說，如果王遇到重大疑難問題，自己先要多考慮，然後再與(yu) 卿士商量，與(yu) 庶民商量，與(yu) 龜卜和占筮的專(zhuan) 業(ye) 官員商量，最後由王綜合權衡多方意見，確定最終結果。就其主體(ti) 的多方參與(yu) 、過程的次序安排以及結果的評估運用等方麵的設計來看，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價(jia) 值。

　　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具有重視異見表達的審議慎議精神。西周末年重臣史伯指出“和”與(yu) “同”的關(guan) 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引申到治國上，史伯預言周王“去和而取同”聽不進不同意見，獨斷專(zhuan) 行遲早會(hui) 導致政權的衰敗和滅亡，曆史證實了史伯的預言。君臣之間要“和”而不是一味的“同”，如何做到“和”?在商議事情的時候，國君認為(wei) 可行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行的，臣下指出不可行的，使可行的更加完備;國君認為(wei) 不可行的，其中也包含了可行的，臣下指出其中可行的，使不可行有回轉餘(yu) 地。人事和萬(wan) 物都一樣，隻強調“同”的絕對一致性、一種聲音、一個(ge) 樣態，沒有多樣性就會(hui) 單調、沉悶，缺乏內(nei) 在活力和動力。重視“和”，是為(wei) 了讓各種相互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因素通過平衡、協調、妥洽而達到一種和諧統一的狀態，在“和”中，各種因素的存在既不是相互抵消、替代，也不是簡單地排列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積極方麵結成動態的和諧統一新整體(ti) 。在孔子看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講協調而不盲從(cong) 附和，小人盲從(cong) 附和而不講協調。老子也認為(wei) ，“萬(wan) 物負陰而抱陽，衝(chong) 氣以為(wei) 和”，對立的事物或因素總是在不斷變化，並在變化中維係著動態平衡與(yu) 統一。

　　古代豐(feng) 富多彩的古代“協商”文化在秦漢後被不斷製度化

　　從(cong) 政治製度史的角度看，中央集權是一個(ge) 龐大的製度係統。如何確保大一統體(ti) 製中各安其位、各顯其能、各負其責，充滿秩序和活力，同時又能服從(cong) 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協商”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cong) 重大決(jue) 策的角度講，寓“協商”於(yu) 決(jue) 策之中。古代政治製度中對於(yu) 重大問題決(jue) 策采取集議、廷議等形式。集議這種“協商”形式在秦漢十分活躍，秦朝凡是重大事件如議帝號、封建、封禪等都與(yu) 大臣商議。漢代承襲此製，協商的議題更為(wei) 廣泛，如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鹽鐵專(zhuan) 賣、邊事、出戰、遷都等重大問題都要協商。集議一般由丞相、禦史大夫主持，如果議題特別重要皇帝也會(hui) 參加或主持。參加集議的人數根據議題牽涉麵而定，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幾百人。漢代設置了針對國家某項重大政策的“專(zhuan) 題協商”會(hui) ：如有關(guan) 經濟民生領域的鹽鐵專(zhuan) 賣會(hui) 議、有關(guan) 教育文化領域的石渠閣會(hui) 議、白虎觀會(hui) 議等。隋唐建立起一套“中書(shu) 出令、門下封駁、尚書(shu) 施行”三省六部製的“決(jue) 策—執行”機製，將決(jue) 策、審議和執行三權分立並相互製約最終由皇帝進行集中裁決(jue) ，以宰相為(wei) 代表的中樞輔政集團“協商”議事成為(wei) 皇帝最終裁決(jue) 的前提和基礎。在明清兩(liang) 代，一些重大問題決(jue) 策、重要人事選任、重大案件審理通常都要進行不同方式的協商。

　　從(cong) 社會(hui) 治理的角度講，“協商”是基層治理的主要方式。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政治統治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而社會(hui) 管理卻相對分散，以士紳為(wei) 代表的地方精英通過共商合作的方式與(yu) 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當地事務。在基層社會(hui) ，很多有關(guan) 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賑災、治水、修路、教育、福利保障等都有士紳的參與(yu) 甚至負責，涉及政府主要職能的訴訟，也會(hui) 因為(wei) 士紳的介入由公堂轉為(wei) 民間。瞿同祖先生認為(wei) ，“他們(men) (士紳)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群與(yu) 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yu) 政治過程的集團，這一特權從(cong) 未擴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組織”。士紳階層的非權力影響力與(yu) 地方政府權力影響力相互依存，二者既協商合作又彼此製約，共同維係著大一統國家的基層治理。

　　從(cong) 政治行為(wei) 的角度講，言官諫議被製度化。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具有重視異見表達的審議慎議精神，言官諫議製度化就是這一精神最直接的體(ti) 現。言官諫議製度化的效用，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其一，設置言官廣開言路，政治視聽兼收並蓄。言路暢通，執政者耳聰目明才能兼收並蓄，如果在朝政中隻能聽到一種聲音，會(hui) 造成專(zhuan) 斷，還會(hui) 形成結黨(dang) 營私、黨(dang) 同伐異的危局;但另一方麵，如果所有人都可以言所欲言、為(wei) 所欲為(wei) ，那樣會(hui) 造成無序，還會(hui) 形成蔑視權威、四分五裂的亂(luan) 象。於(yu) 是，專(zhuan) 門設置言官負責諫諍議論，從(cong) 製度上既保證言路暢通又避免混亂(luan) 無序，維護大一統政治的長治久安。秦漢時的大夫有“協商”議政的職權。隋唐時期三省製的門下省有專(zhuan) 門負責諫諍的官員，明清的六科給事中是最主要的諫諍議論的官員，都察院的禦史等也具有諫諍議論權。

　　其二，通過諫議的方式突出問題導向。在集議、廷議、專(zhuan) 題會(hui) 議等各種形式的“協商”會(hui) 議中，如何讓問題暴露出來，集中精力關(guan) 注焦點問題，而不是“自說自話”“泛泛而談”或“議而不決(jue) ”，這需要發揮“諫議”的製度功效，“諫議”更能攻其要害，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亮觀點表明支持或反對，抑或揭露問題所在，引起不同意見觀點的交流、交融、交鋒，這樣才能有的放矢，集中討論，促使“商以成事”。

　　其三，嚴(yan) 格諫議官員選任，發揮審議慎議實效。諫議官員的議論、批評、糾劾對維護安定、鞏固政權、澄清吏治等方麵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對諫議官員的素質有較高的要求，選拔和任用也極為(wei) 嚴(yan) 格。一般說來，諫議官員，在政治上必須是忠誠之士，有家國天下的赤子情懷，以愛民尊君報國為(wei) 己任，此外，還需品德學問俱佳、膽識謀略齊備，這樣才能增強話語影響力，發揮製度的功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政治中，具有“協商”元素的言官諫議製度，之所以能發揮實效，不僅(jin) 是因為(wei) 大一統體(ti) 製中需要暢通言論、吸納不同聲音來維護長治久安，同時，它也是君主招納謀略、管理臣屬、調節衝(chong) 突、支配掌握樞機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實踐中，具有“協商”元素的言官諫議製度的外延很廣泛，除了專(zhuan) 職、兼職的諫議官外，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小吏待詔等都有諫議的責任和義(yi) 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