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經濟重心的南移始於(yu) 兩(liang) 宋之際，有一定的環境因素

　　在我國古代曆史上，大概從(cong) 春秋時期開始，一些基本經濟區如成都盆地、關(guan) 中平原、華北平原、太湖流域等，隨著區域開發的加深和擴大，區域之間的相互爭(zheng) 奪，以及開發帶來的環境變化，已成積漸之勢。到了唐宋時代，整個(ge) 氣候環境屬於(yu) 溫暖濕潤的狀態，盡管當中有若幹年份出現過運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凍死的極端現象，但總體(ti) 上是一個(ge) 回暖的時期。根據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彼時的溫暖期已越來越短，溫暖程度也越來越弱，而寒冷期則越來越長，強度逐步增大。明清兩(liang) 代處於(yu) 全球範圍內(nei) 的冰河擴張時期，故也稱“明清小冰期”。根據明末清初談遷《北遊錄》等資料中的物候記載，可以推斷北京地區冬季氣溫比今天約低2℃。

　　至於(yu) 植被，自唐宋以後，開發最早的那些地方，像河北平原，天然植被大幅度減少，嚴(yan) 重影響了生態平衡。北方的一些沙漠，大多是出於(yu) 人為(wei) 的原因而逐步形成的。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破壞、過度墾殖以及戰爭(zheng) 等因素的影響下，地表出現嚴(yan) 重侵蝕，沙化麵積大幅擴大。

　　本來，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或文化區全在北方或關(guan) 中，北宋時期已基本轉移至黃河下遊。《水滸傳(chuan) 》中講到的河北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十分繁華，可與(yu) 東(dong) 京開封府媲美。據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的說法，北宋政府為(wei) 了營建這個(ge) 京城，耗費了五年時間。這需要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關(guan) 資源，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來自木材。植被因而日漸稀少，經濟作物桑樹甚至成了建築材料與(yu) 生活燃料的替代品。歐陽修在其《文忠集》中曾說過：“河北、京東(dong) 諸州軍(jun) ，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而此時黃河的泛濫一度十分嚴(yan) 重，生存環境大為(wei) 惡化。河北平原上重要的河道遷徙變化同樣無常，黃河較大的改道，約平均十年即發生一次。原來繁華的大名府境內(nei) ，已蘆茅相望，斥鹵頻生。除了這些，還有可怕的旱災與(yu) 蝗災。明代的徐光啟在《農(nong) 政全書(shu) 》中指出，蝗蟲多集中於(yu) “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兗(yan) 以西，梁宋以東(dong) ”。黃河下遊的這片地區，正是中國蝗患區的中心。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曆史上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發生在兩(liang) 宋之際，是有一定的環境背景的。至於(yu) 宋金、宋元、元明、明清等王朝之間的戰火，不但使饑民大增，更令環境遭受重創。

　　相對而言，南方不像北方長期飽受戰爭(zheng) 的摧殘和各族人民內(nei) 遷的擾亂(luan) ，農(nong) 村的發展和變遷是較為(wei) 平穩的。在南宋時期，南方的經濟地位早已躍居全國前列，並持續興(xing) 盛，以致有所謂天下賦稅多出江南的說法。南方經濟上的長期興(xing) 盛，使北方日顯落後。加之環境的惡化，較低的生態持續力和脆弱的環境係統，使北方再無複起之勢。

　　唐宋以後，中國南方的地利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許多荒蕪的窪地、山林、灘塗等，都受到官方與(yu) 民間的重視，通過各種各樣的經營方式，基本都改造成了可耕地，並在其周圍衍生出一係列的聚落。在太湖平原，低窪的泥塘通過修築堤圍，放水排幹，成了肥美的農(nong) 田。各種紊亂(luan) 莫名的河、湖、港、浜、塘、浦、涇、蕩、瀼、淹、漊等自然水體(ti) 形態，在人工改造後，構成了比較有序的水文係統，有所謂縱而為(wei) 瀝、橫而為(wei) 塘，大者為(wei) 港，次者為(wei) 浦，轉而為(wei) 涇，分而為(wei) 浜，回而為(wei) 灣，合而為(wei) 匯，派而為(wei) 溝、為(wei) 漕的不同稱呼。這些都是水鄉(xiang) 澤國地區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環境基礎。到了明代，經濟結構上快速的商業(ye) 化轉變，使這裏持續繁榮發展，令海內(nei) 外矚目。

　　嘉靖到萬(wan) 曆年間，明代社會(hui) 經濟繁榮富庶，環境問題也相當嚴(yan) 峻

　　隨著社會(hui) 經濟的快速發展，日常生活中已經感到的環境危機或者說是民生危機，其實已經相伴而生。

　　1565年，已經六十歲的昆山人歸有光，考中當年的進士後，即蒞任長興(xing) 知縣。這個(ge) 時候的明朝，以宮廷政治的不良，深為(wei) 時人所譏評。在位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整天不上朝堂，在宮內(nei) 煉長生不老的丹藥。而在地方上，天災人禍不斷，世道大有淒愴之態。在整個(ge) 帝國最為(wei) 富庶的江南地區，由於(yu) 環境的破壞和水利的長期荒怠，以及斷續發生的“倭寇”之亂(luan) ，使民生十分艱難。

　　歸有光到長興(xing) 做官的時候，正是天災人禍劇烈之期。江南還發生了較重的旱災，天氣亢陽，夏秋之際，農(nong) 田中的禾苗全部枯死。歸有光比較重視興(xing) 修水利，采取人工改造的方式，來協調水旱的問題。但關(guan) 於(yu) 他的水利思想，直到隆慶三年，才被新任巡撫海瑞付諸實踐，獲得較好的成效。歸有光的水利論文，開始為(wei) 後世廣泛稱引。

　　許多史料都表明，嘉靖到萬(wan) 曆年間，是明代社會(hui) 經濟繁榮富庶的階段。然而整個(ge) 環境的問題，或者說是民生的問題，在這個(ge) 時期也相當嚴(yan) 峻。環境的惡化，在河港水利的淤塞、水旱疫病的發生、山林植被的濫墾等方麵，都有深刻的暴露。

　　明朝結束後隱居在浙江桐鄉(xiang) 縣楊園村的著名理學家張履祥，有著細致的體(ti) 察。他在農(nong) 村教書(shu) 的同時，抄輯湖州歸安縣一個(ge) 沈姓鄉(xiang) 居地主的《農(nong) 書(shu) 》，與(yu) 家人研究農(nong) 桑生產(chan) 技術，雇工經營桑地與(yu) 稻田，還親(qin) 身參與(yu) 田間勞動。根據在嘉興(xing) 、湖州兩(liang) 地的生活經驗，張履祥指出浙西地區內(nei) 部自然環境的不同及其營造的生活傳(chuan) 統差異。他說：“一方有一方之物產(chan) ”，所謂“山之竹木，海之魚鹽，澤國菱芡，斥鹵木棉，莽鄉(xiang) 羊豕之類”，在嘉興(xing) 、湖州水鄉(xiang) 地區就是蠶、桑、米等大宗;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對民眾(zhong) 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

　　比較而言，杭州地區內(nei) 部環境的差異顯得最大。從(cong) 整個(ge) 水係或地形上看，杭州屬於(yu) 嘉、湖的上遊地區，清代的水利專(zhuan) 家們(men) 指出，這裏發生的所有水患，根本在於(yu) 臨(lin) 安、餘(yu) 杭一帶的棚民租墾山地，導致山土疏鬆，雨期就更容易發生大規模的水土流失。上遊的不安，會(hui) 導致下遊的嘉湖地區更多的危難，連帶太湖下遊的蘇州、鬆江地區也會(hui) 受到影響。

　　而在河湖分布豐(feng) 富的地區，漁業(ye) 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了。明清時期的湖州低鄉(xiang) 地區，一遇大水，百姓們(men) 隻顧魚塘的安危，而不去搶救農(nong) 田。水田的稻作生產(chan) ，在地方百姓眼中，常常不如蠶桑業(ye) 、棉作業(ye) 以及漁業(ye) 養(yang) 殖等高收益的產(chan) 業(ye) 來得重要。

　　環境決(jue) 定了生存方式，但經營方式或技術上的選擇可以對此作出改變。常州府江陰縣人李詡，曾在其晚年所撰的《戒庵老人漫筆》中，寫(xie) 了一個(ge) 農(nong) 民如何致富的事跡：常熟人談參，在家排行第三，生活儉(jian) 樸，但很有商業(ye) 頭腦，看到鄉(xiang) 民們(men) 為(wei) 了追求漁業(ye) 上的利益，而拋棄了大量窪蕪的田地。他就以很低的價(jia) 格收購過來，將最低窪的地方開辟成魚塘，周邊築上高塍，既可以防泄，又可以耕作，每年收入是普通農(nong) 田的三倍。數以百計的池塘全部養(yang) 魚，在池塘之上搭蓋房子養(yang) 豬，豬舍既很涼快，而魚也可以食用豬糞，這樣兩(liang) 相得益。在開墾好的田塍上，平阜的種果樹，汙澤的種上菰屬，可耕的種蔬菜。其他如鳥鳧昆蟲之類，都可以設計羅取。談參在家中擺好幾個(ge) 儲(chu) 物匭，按照不同的收獲品分類放置，每個(ge) 匭滿了就往外銷售。這樣，每個(ge) 月可以賣好幾次，收益頗豐(feng) 。這是一個(ge) 人工改造環境的成功典型，也符合生態農(nong) 業(ye) 的思想。因此可以說明，明清時代的人們(men) 已經注意轉變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擴大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上的收益。

　　曆史上人們(men) 在倡導水利的同時，對水利的荒怠也時常發生

　　從(cong) 整個(ge) 東(dong) 方國家的曆史來說，水利確實是一個(ge) 極重要的社會(hui) 公共工程，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基礎。在江南地區，水利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在雨期能夠順利排除過剩的水量，以保證農(nong) 業(ye) 的穩產(chan) 高產(chan) 。宋代以來的人們(men) ，一直十分重視作為(wei) 全國經濟重心的太湖平原的水利工作。宋人單諤所寫(xie) 的《水利書(shu) 》指出，蘇州、常州、湖州三府之水為(wei) 患最久，從(cong) 溧陽五堰以東(dong) 到吳江縣，好似人的身體(ti) ：“五堰其首，宜興(xing) 荊溪其咽喉，百瀆其心，震澤其腹，旁通震澤眾(zhong) 瀆其絡脈眾(zhong) 竅，吳江則其足也。”這是著眼於(yu) 整個(ge) 太湖流域，來談水利大勢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yi) 。在後來人們(men) 的水利論議中，對單諤的這個(ge) 說法多所仿效。像清代淩廷堪的《杭湖蘇鬆源流異派同歸說》，就是借用這個(ge) 人身器官係統的妙喻，來專(zhuan) 論湖州等地的河湖漊港水利。

　　遺憾的是，曆史上人們(men) 在倡導水利的同時，對水利的荒怠也時常發生。河湖出現坍漲的地方，就要隨宜修治。但在鄉(xiang) 村地方，官豪富室每遇漲灘，就希圖承佃開發;或者將池塘占據養(yang) 魚，將湮塞之處又霸作私田進行墾種。歸有光指出，地方政府貪圖其中的短利，對地方豪民這種侵占沿江淤地，廣種蘆葦等水生作物的行為(wei) ，不但不予阻止，反而規取其稅，采取了縱容的態度。而當政府真的要規複水利，已在占墾淤沙地區中獲得利益的地方民眾(zhong) ，大都很不情願。

　　太湖平原一般被認為(wei) 是中國自然環境與(yu) 人文塑造結合得較好的地方，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從(cong) 自然天災的角度看，這裏的水、旱、蝗、疫、風災、潮災、地震等，在傳(chuan) 世文獻中屢見不鮮。而且，環境衛生長期處於(yu) 不良的狀態。

　　對曆史上的環境與(yu) 社會(hui) 變遷的考察，明清時代的人們(men) 其實已經有很多記述。許多水利專(zhuan) 家與(yu) 一些地方官員，都知道環境變化對社會(hui) 生活的影響，都為(wei) 規複水利、改善民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就特別強調了政府在興(xing) 舉(ju) 水利工程或規複生態時，應該熟識地理環境，注意區域的差異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