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與(yu) 嚴(yan) ，對立統一，極富中國智慧。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們(men) 應時局、察時變，於(yu) 治國的大道中精微地拿捏著寬與(yu) 嚴(yan) 之間的平衡。得當者，化於(yu) 成功經驗，於(yu) 今日仍能啟迪世人。失當者，亦有深刻教訓，當下看來仍發人深省。在中國的史籍書(shu) 林之中，蘊涵著十分豐(feng) 富的治國理政的曆史經驗。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hui) 、民族及個(ge) 人的成與(yu) 敗、興(xing) 與(yu) 衰、安與(yu) 危、正與(yu) 邪、榮與(yu) 辱、義(yi) 與(yu) 利、廉與(yu) 貪等等方麵的經驗與(yu) 教訓。而寬與(yu) 嚴(yan) 恰是一個(ge) 十分必要的視角，幫助我們(men) 立足當下、麵向未來，透過曆史的紛繁汲取傳(chuan) 統智慧的滋養(yang) 。

　　首先，在中國曆史上，在國家各項政策的決(jue) 策過程之中寬嚴(yan) 智慧有充分體(ti) 現。

　　一是寬嚴(yan) 要審勢。孟子曾經引用過齊國的一句諺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勢是事物潛在的發展傾(qing) 向，必須認真審視乃至影響它，以使其朝著有利於(yu) 我的趨勢發展。《孫子兵法》用激流來比喻勢，當其盛大時，可以挾礫石以俱下，它又好比張開的巨弩，潛藏著巨大的力量。因此對勢必須高度重視。現在我們(men) 仍然講因勢而變、順勢而為(wei) 、因勢利導。諸葛亮治理蜀國的成功經驗被後人總結為(wei) ：“能攻心則反側(ce) 自銷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yan) 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諸葛亮成功治蜀的奧妙就在於(yu) 先審勢後寬嚴(yan) 。政策是關(guan) 係到千百萬(wan) 人切身利益的、甚至可能是關(guan) 係到老百姓生死的大事。政策執行的標準是寬還是嚴(yan) ，不能隨心所欲，必須依據具體(ti) 的情勢反複權衡。換句話說，政策決(jue) 策的前提是審勢，要根據情勢的變化，實行相應的寬嚴(yan) 政策偏好。如果不審勢就草率決(jue) 策，無論是寬還是嚴(yan) 都會(hui) 導致失誤。

　　二是寬嚴(yan) 須平衡。一陰一陽謂之道。中國人曆來講求平衡、中庸、和諧。在政策執行問題上也是如此，注重寬嚴(yan) 的平衡。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在對待政策的寬嚴(yan) 問題上大致有兩(liang) 種主張。寬是儒家和道家治國之道的總體(ti) 特征。儒家講“仁政”，講“王道”。道家講“無為(wei) 而治”，講“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大國要像煮小魚一樣。煮小魚，不能多加攪動，多攪則易爛。法家治國之道的總體(ti) 特征是嚴(yan) ，法家講“霸道”，人民甚至用嚴(yan) 刑峻法來指代法家思想。從(cong) 表麵上看，曆代統治者青睞以寬鬆為(wei) 主要特征的治國之道，儒家思想，大體(ti) 上在中國封建社會(hui) 占據主流。以嚴(yan) 為(wei) 特征的法家思想似乎是作為(wei) 反麵教材而存在。實際上，曆代的統治者並不排斥法家思想，毛澤東(dong) 同誌“百代猶行秦法政”詩句就是對中國封建社會(hui) 儒表法裏的深刻洞見。從(cong) 漢武帝時開始確立，漢宣帝提出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製度”，主張寬的王道和嚴(yan) 的霸道兩(liang) 者兼容並蓄、互為(wei) 表裏、相得益彰，是一種主張寬嚴(yan) 相濟、寬嚴(yan) 平衡的治國之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這種寬嚴(yan) 相濟、寬嚴(yan) 平衡、寬嚴(yan) 互補、“霸王道相雜”的“漢家製度”，從(cong) 漢宣帝以後，實際上才是後來統治者實際遵循的有效治國之術。

　　其次，在古代中國，決(jue) 策任務執行過程同樣蘊含著豐(feng) 富的寬嚴(yan) 智慧，這一點在中國古代軍(jun) 隊的身上體(ti) 現得最為(wei) 明顯。

　　一是執行紀律必須嚴(yan) 。嚴(yan) 格執行紀律是科層製係統的基本要求。紀律是剛性的約束，沒有紀律作為(wei) 保證，任何科層組織的決(jue) 策都不會(hui) 實現其預期目的。以軍(jun) 隊為(wei) 例，軍(jun) 隊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按照科層製的組織編製進行管理和活動的，對紀律有著嚴(yan) 格的要求。馬克思·韋伯認為(wei) ，紀律是軍(jun) 事的產(chan) 物。紀律作為(wei) 實戰的基礎是種種體(ti) 製的母體(ti) 。科層製是建立在紀律基礎上的機製，就是說能夠按照有利於(yu) 整體(ti) 所謀求的目的，嚴(yan) 格地控製每一個(ge) 行動的特性及其與(yu) 其他行動的關(guan) 係，使每一個(ge) 人的種種行動符合於(yu) 一個(ge) 複雜的模式。紀律的重要意義(yi) 在於(yu) 能夠使每個(ge) 人恰如其時、恰如其地、恰如其分的行事。恩格斯曾經引用過拿破侖(lun) 的論述：騎術不精但有紀律，善於(yu) 配合協同作戰的法國騎兵，與(yu) 騎術精良、善於(yu) 單兵格鬥但沒有紀律又不善於(yu) 配合和協同作戰的馬木留克兵之間，“兩(liang) 個(ge) 馬木留克兵絕對可以打贏三個(ge) 法國兵;一百個(ge) 馬木留克兵與(yu) 一百個(ge) 法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ge) 法國兵大都能戰勝三百個(ge) 馬木留克兵，一千個(ge) 法國兵則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ge) 馬木留克兵”。美國學者傑弗裏·帕克認為(wei) ，古代世界有兩(liang) 個(ge) 地區非常重視軍(jun) 隊的訓練和紀律，其一是古希臘，另一個(ge) 就是古代中國。在古代中國，按照《周禮》記載，周代的軍(jun) 隊編製是，五人為(wei) 一伍，五伍為(wei) 一兩(liang) ，四兩(liang) 為(wei) 一卒，五卒為(wei) 一旅，五旅為(wei) 一師，五師為(wei) 一軍(jun) 。《孫子兵法》對決(jue) 定戰爭(zheng) 勝負的因素概括為(wei) “五事七計”，“五事”就是道、天、地、將、法。其中的法，指的是軍(jun) 隊的組織編製。其中的將，指的是指揮者的素質，包括智、信、仁、勇、嚴(yan) 五個(ge) 方麵。

　　“吳宮教戰”是體(ti) 現從(cong) 嚴(yan) 執紀重要性的著名典故。除此之外，中國曆史上還有許多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的範例。諸葛亮為(wei) 了維護軍(jun) 紀不惜揮淚斬馬謖。嶽飛的嶽家軍(jun)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令金軍(jun) 聞風喪(sang) 膽，感歎“撼山易、撼嶽家軍(jun) 難”。戚繼光的戚家軍(jun) 也以軍(jun) 紀嚴(yan) 明著稱。漢代抗擊匈奴的飛將軍(jun) 李廣是一個(ge) 很有名的將領，但他的一生卻並不得誌，終其一生沒有獲得封侯的榮耀。李廣曾經四次出擊匈奴，兩(liang) 次因迷失道路無功而返，一次遇到匈奴主力全軍(jun) 覆沒，另一次因與(yu) 主力配合不力而被匈奴圍困，在友軍(jun) 的相助下脫險。史書(shu) 中記載，李廣的軍(jun) 隊遇到困境時往往驚慌失措，全靠李廣個(ge) 人的勇氣鼓舞全軍(jun) 士氣。如此不重視紀律，單靠個(ge) 人魅力管理軍(jun) 隊，“李廣難封”也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二是執行紀律範圍應該有邊界。紀律必須嚴(yan) 格執行，但同樣要避免泛化、濫用的傾(qing) 向，從(cong) 而導致執行紀律的範圍無限度擴張。與(yu) 此同時某一領域的“嚴(yan) ”也不能機械地應用在其他領域。軍(jun) 隊要嚴(yan) 格執行紀律，但並不意味軍(jun) 隊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要按照執行紀律那樣嚴(yan) 格要求。毛澤東(dong) 在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給抗日軍(jun) 政大學的題詞“團結、緊張、嚴(yan) 肅、活潑”就體(ti) 現了寬與(yu) 嚴(yan) 的辯證法。除去軍(jun) 事鬥爭(zheng) 和軍(jun) 事訓練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允許寬一點、輕鬆一點、活潑一點。《孫子兵法》上說：“視士卒如嬰兒(er) ，故可與(yu) 之赴深溪，士卒如愛子，則可與(yu) 之俱死。”在軍(jun) 隊日常生活中，將帥對士卒能像對待嬰兒(er) 一樣體(ti) 貼，士卒就可以跟隨將帥赴湯蹈火;將帥對士卒能像對待自己的愛子一樣，士卒就可以與(yu) 將帥同生共死。將帥麵對戰火硝煙的洗禮，養(yang) 成剛毅的性格，但也不能總是鐵石心腸。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xing) 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yu) 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