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me) 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複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跡。

　　複利是什麽(me) 呢?比如經濟增長，一個(ge) 經濟總量如果有一個(ge) 增長速度，就形成了增量。這個(ge) 增量加在總量中，在這個(ge) 基礎上再有一個(ge) 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維持的時間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一國經濟有一個(ge) 足夠高的增長速度，保持足夠長的時間，這個(ge) 複利的奇跡效應就會(hui) 顯現出來。比如增長速度是1%，想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增長速度是7.2%，10年就可以翻一番。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如何體(ti) 現?

　　在工業(ye) 革命之前的整個(ge) 人類社會(hui) 中，無論何時何地，經濟都沒有增長。即使有些時期、有些國家能夠有一個(ge) 所謂高水平均衡陷阱，但都仍然處在馬爾薩斯陷阱中，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人的預期壽命也非常短。

　　工業(ye) 革命之後才有真正的經濟增長。英國是第一個(ge) 實現工業(ye) 革命的國家，因此英國人的生活水平最先得到改善。在1880年，英國人的預期壽命是50歲。到1920年，英國經濟的年增長速度達到0.9%。這已經非常了不起。因此，一個(ge) 英國人在去世的時候，生活水平差不多改善了將近56%，這是前所未有的成績了。

　　在英國之後，美國又成為(wei) 了一個(ge) 增長奇跡，1920年到1975年間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這個(ge) 時期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大約是55歲。這55年中，美國經濟年均增長2%，一個(ge) 美國人一生中感受到的生活水平改善，也就是人均GDP大約增長了1倍，也是很了不起的。

　　後來到了亞(ya) 洲，日本是東(dong) 亞(ya) 奇跡的一個(ge) 代表，也是亞(ya) 洲第一個(ge) 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從(cong) 1950年開始，那個(ge) 時候日本人的預期壽命為(wei) 60歲，也就是說可以活到2010年。在這期間日本每年的經濟增長平均是4%，因此一個(ge) 日本人臨(lin) 終時會(hui) 發現，其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是68歲，過了30年，到2011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8.8%，已經顯示出複利的效果了。這個(ge) 時候中國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經超過了10倍，超過了所有的曆史記錄。

　　如果一個(ge) 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預計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個(ge) 百年目標實現的時候，假使人均GDP 8.8%的年經濟增長還保持的話，中國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大約可以是數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盡管8.8%的人均GDP增速不會(hui) 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後保持中高速的增長速度，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經濟發展是無意識的行為(wei) 結果嗎?

　　在國際環境中活躍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人都承認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麽(me) 解釋這個(ge) 成就的取得，每個(ge) 人的看法還是不一樣。正如凱恩斯說，許多人往往是某個(ge) 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俘虜。

　　有兩(liang) 個(ge) 已故經濟學家的觀點支配著國際上經濟學家評價(jia) kaiyun官方地址和發展，比較有代表性。

　　第一個(ge) 是錢納理，曾任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他認為(wei) ，一個(ge) 國家隻要糾正體(ti) 製弊端，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不管這個(ge) 國家是否具備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wei) ，中國其實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隻是因為(wei) 改掉了弊端，因此就回到了原來的生產(chan) 可能性邊界上。因此，有很多經濟學家，比如克魯格曼，認為(wei) 中國經濟增長是一次性的，不會(hui) 長期持續，也談不上什麽(me) 奇跡。

　　這些經濟學家一直這麽(me) 說，但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到今天還在快速增長的事實，年均9.6%的增長率保持長達40年，怎麽(me) 能說是一次性的效應呢?因此，作為(wei) 經濟學家，我們(men) 需要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第二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已故經濟學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說，在很多情況下，人們(men) 看到的一個(ge) 好的結果，實際上是人類無意識行為(wei) 的一個(ge) 非預期結果，即人們(men) 沒有想到會(hui) 達到這個(ge) 結果，隻是盲目地去幹，最後形成了一個(ge) 看似好的結果。

　　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引用這句話，說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是經典的案例，注釋了哈耶克的無意識結果的假說。這個(ge) 論斷的第一個(ge) 錯誤是忽略了改革的出發點。第二，這個(ge) 論斷也忽略了改革中企業(ye) 家、農(nong) 民、工人、各級幹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們(men) 的改革努力都一筆勾銷為(wei) 無意識的行為(wei) ，這是說不通的。

　　什麽(me) 是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men) 強調人口多和勞動力豐(feng) 富是國情，後來發現這個(ge) 國情也可以說是人口紅利。

　　在改革開放的40年裏，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比如1980年到2010年這3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每年增長1.8%，勞動力供給是豐(feng) 富的，是便宜的。

　　與(yu) 此同時，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進入到勞動力市場，新增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比存量勞動力高，因此人力資本得到改善。

　　從(cong) 資本角度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多，人口撫養(yang) 比低，這樣的人口結構有利於(yu) 儲(chu) 蓄，因此我們(men) 改革開放時期具有比較高的居民儲(chu) 蓄率。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也會(hui) 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因此在這個(ge) 時期儲(chu) 蓄率高，資本積累率高，回報率也高，自然資本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一個(ge) 重要的貢獻因素。

　　再看生產(chan) 率，或經濟學家所謂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高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於(yu) 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從(cong) 生產(chan) 率低的產(chan) 業(ye) 轉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產(chan) 業(ye) ，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構成了全要素生產(chan) 率在過去這幾十年來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結構相關(guan) ，所以我們(men) 把它叫作人口紅利。有了這些因素，把它放在總體(ti) 生產(chan) 函數中，就得出了比較高的潛在增長率。我們(men) 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10%，中國也的確實現了大約10%的實際增長速度，這是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人口紅利一直都在，但中國經濟為(wei) 何在改革開放後才實現高速增長?

　　人口紅利印度有，非洲也有，改革開放之前中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men) 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傾(qing) 向於(yu) 有利於(yu) 經濟增長，但是隻有在改革開放時期才實現了高速增長。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還需要充分條件，就是改革開放。

　　以勞動力流動為(wei) 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步，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的實施，對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增長的貢獻為(wei) 46%。同時生產(chan) 率提高以後，農(nong) 戶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從(cong) 生產(chan) 率低的部門退出來。這是資源重新配置的第一個(ge) 步驟。

　　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退出以後還要有相應的改革，他們(men) 才能流動起來，從(cong) 農(nong) 業(ye) 流向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從(cong) 農(nong) 村流向小城鎮，再流向各級城市，從(cong) 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

　　第二個(ge) 步驟就是勞動力在產(chan) 業(ye) 間、城鄉(xiang) 之間的流動，也涉及了一係列的改革。包括允許農(nong) 民長途販運農(nong) 產(chan) 品、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ye) 、票證製度的改革，以及用工製度的改革等。

　　第三個(ge) 步驟，流動以後要真正進入到生產(chan) 率更高的部門，進到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進到鄉(xiang) 鎮產(chan) 業(ye) ，進到非公有製經濟，進到沿海地區，直至進入國有企業(ye) 就業(ye) ，這個(ge) 過程也需要一係列的改革。

　　因此，這個(ge) 過程既是改革，同時又概括了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紅利轉化成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

　　這個(ge) 過程是我們(men) 改革成功的體(ti) 現，同時也必然是一個(ge) 增長和分享的過程，因為(wei) 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勞動力，使就業(ye) 更加充分。

　　現階段人口紅利因素發生改變，中國經濟該如何挖掘增長潛力?

　　到201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峰值，之後是負增長，人口撫養(yang) 比也達到了低穀，之後是迅速提高，這些因素相應都改變了過去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變量。

　　比如，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工資提高了，製造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在加快喪(sang) 失。新增勞動力越來越少，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

　　勞動力開始短缺，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了。農(nong) 民工從(cong) 農(nong) 村轉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縮小了。

　　因此，利用這些新的變量進行測算，發現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了一個(ge) 台階。特別是2012年之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實際增長率也在下降。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高速增長的時期，因為(wei) 中國不再具有人口紅利，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cong) 依賴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中國人口眾(zhong) 多，勞動力總量巨大，農(nong) 村還有大量的剩餘(yu) 勞動力。

　　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還有27%的勞動力務農(nong) ，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隻有4%的勞動力在務農(nong) ，一些和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中高收入國家也隻有12%的勞動力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活動。

　　因此，中國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還很大。要實現這種轉移，必須靠改革。比如戶籍製度的改革就可以促進勞動力進一步轉移，進一步流動，進一步進入到城市。

　　通過這種改革，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也就是說改革可以使潛在增長率在原來基礎上提高。

　　從(cong) 長期看，它可以使潛在增長率下降更緩慢一些，維持高增長的時間更長一些。這樣才能支撐我們(men) 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