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斐遜與(yu) “美國精神”(一)

　　這個(ge) 世界上許多偉(wei) 人屬於(yu) 革命派或者保守派，也有些偉(wei) 人為(wei) 各派所共仰。除開非政治的、如宗教、科技方麵的偉(wei) 人外，就政治人物論，像中國的國共兩(liang) 黨(dang) 共仰孫中山，美國人共仰華盛頓。但是，這些偉(wei) 人多是開國元首，作為(wei) 民族象征在愛國主義(yi) 基礎上受到敬仰，也有的敬仰含有思想或意識形態成分，如國共兩(liang) 黨(dang) 其實都是反傳(chuan) 統的“革命黨(dang) ”，隻是激進程度有別。

　　而托馬斯. 傑斐遜卻是個(ge) 罕見的例外。他雖然也屬於(yu) 華盛頓那一代開國元勳，是《獨立宣言》起草人，還繼華盛頓和亞(ya) 當斯之後當過第三任(連任兩(liang) 屆)總統，但他畢竟不像華盛頓那樣作為(wei) 領導獨立戰爭(zheng) 的統帥和開國總統擁有“國父”地位。同時，傑弗遜作為(wei) 美國建國初期雛形兩(liang) 黨(dang) 製(聯邦黨(dang) 人和共和黨(dang) 人)中的一方(共和黨(dang) )領袖，不像華盛頓那樣超然於(yu) 黨(dang) 爭(zheng) ，更不像國共合作時期的孫中山高居於(yu) 兩(liang) 黨(dang) 之上。因此生前的傑斐遜是個(ge) 爭(zheng) 論漩渦中人，他的許多主張是有爭(zheng) 議的。

　　然而身後的傑斐遜卻贏得了普遍敬仰，而決(jue) 不僅(jin) 是“一方”之偉(wei) 人。他不僅(jin) 受到此後美國傳(chuan) 統兩(liang) 黨(dang) 製中雙方的共同仰慕，而且連兩(liang) 大黨(dang) 之外的政治力量，包括反對“資本主義(yi) ”的左派乃至極左黨(dang) 派，如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hui) 黨(dang) 和後來的美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對傑斐遜充滿敬意。

　　曆史上著名的美國社會(hui) 黨(dang) 領袖哈林頓、共產(chan) 黨(dang) 領袖白勞德，都曾宣稱傑斐遜的理想是他們(men) 黨(dang) 繼承的傳(chuan) 統之一。而對華盛頓他們(men) 反而沒有這種評價(jia) ——不是說他們(men) 不尊重華盛頓，但隻是愛國意義(yi) 上尊重，他們(men) 不會(hui) 把華盛頓看成自己的思想先驅之一。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平等主義(yi) 和強調下層民眾(zhong) 與(yu) 公共利益的主張，成了美國社會(hui) 主義(yi) 者的重要思想資源。

　　但另一方麵，當今美國的“右派”，例如在我們(men) 這裏成了“箭靶”的所謂新自由主義(yi) 或“保守主義(yi) ”者，也經常把傑斐遜掛在嘴邊。他們(men) 認為(wei) 自己的信念，如自由放任、市場競爭(zheng) 、反對強國家幹預、主張小政府大社會(hui) 等等，這些為(wei) 哈林頓、白勞德們(men) 深惡痛絕的主張，也來自於(yu) 傑斐遜的啟示。

　　傑斐遜對“美國精神”的影響之大，可以從(cong) 後者的複雜性本身看得很清楚。

　　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學、社會(hui) 學和史學家李普塞特認為(wei) ：美國之所以為(wei) 美國，就是因為(wei) 它以一場革命掃除了那種“英國的”價(jia) 值，“這些價(jia) 值與(yu) 托利黨(dang) 意識密切聯係”。在李普塞特看來，“美國是在一次革命中誕生的，這次革命顯著地削弱了植根於(yu) 等級製的歐洲舊世界的群體(ti) 價(jia) 值，”“在革命中誕生的美國是一個(ge) 圍繞意識形態組織起來的國家……這個(ge) 國家的意識形態可以用五個(ge) 詞表達：自由、平等、個(ge) 人主義(yi) 、民粹主義(yi) 與(yu) 國家不幹涉。”

　　今天這五個(ge) 詞一般認為(wei) 矛盾很大：自由、個(ge) 人主義(yi) 和國家不幹涉現在似乎是“右派”喜歡的，而平等和民粹主義(yi) 則似乎是“左派”的愛好。當然有些思想家，如法國的盧梭等也同時倡導這兩(liang) 方麵，問題在於(yu) 盧梭隻是思想家，並沒有從(cong) 政、治國的實踐，而像法國那樣的情況，一旦付諸治國，“自由”、“平等”就發生嚴(yan) 重矛盾，以至於(yu) 連盧梭本人也成了極有爭(zheng) 議的人物。而傑斐遜不但是思想家，也是總統、國務卿，他怎麽(me) 能把這兩(liang) 者融於(yu) 一爐的?

　　中國思想界有一種強大的思潮，認為(wei) 所謂“近代西方思想”包含著“英美傳(chuan) 統”與(yu) 以德法為(wei) 代表的“歐陸傳(chuan) 統”的兩(liang) 極對立。應該說這對於(yu) 80年代籠而統之談“西方”、“西化”是個(ge) 很大的進步，而且對於(yu) 理清後來的左右派學理背景不無裨益。

　　但有趣的是這種分析比較適用於(yu) 美國傳(chuan) 統中的聯邦黨(dang) 一支，而前述李普塞特對“美國精神”的概括，卻更強調傑斐遜傳(chuan) 統的影響。

　　正是基於(yu) 這種影響，李普塞特對“西方傳(chuan) 統”的結構分解和我們(men) 國內(nei) 流行的觀點截然不同——他不僅(jin) 不認為(wei) 有什麽(me) “英美傳(chuan) 統”，而且認為(wei) 英美間的區別大於(yu) 英法區別，甚至大於(yu) 美國與(yu) 一般認為(wei) 最左的一些北歐福利國家的區別。

　　例如他認為(wei) 美國和丹麥類似，都屬於(yu) “保守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左右兩(liang) 極很弱，而中間的自由平等主義(yi) (他認為(wei) 自由、平等都算是一個(ge) “主義(yi) ”)很強的類型，而英法兩(liang) 國則反之，屬於(yu) “保守主義(yi) ”(托利-保守黨(dang) 和戴高樂(le) 派)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工黨(dang) 和社會(hui) 黨(dang) )左右兩(liang) 極很強大、中間派則很弱的類型。

　　事實上，在那種“美英類似，美法對立”的認識模式中，以傑斐遜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的確很難定位。曆史上的傑斐遜以極端親(qin) 法仇英著名，他的論敵漢密爾頓曾挖苦說：“他對法國懷有一種女人所特有的感情，而對英國則抱著一種女人所特有的憎恨。”

　　如果這在外交上還不是最明顯——作為(wei) 外交家的傑斐遜雖然親(qin) 法，但還是比較實用主義(yi) 的，那麽(me) 他在思想上對法國啟蒙傳(chuan) 統的偏愛和對英國托利傳(chuan) 統的厭惡、對法國民主共和製的讚揚和對英國君主立憲製的批評就更為(wei) 突出。

　　必須指出，大概與(yu) 所謂“英美傳(chuan) 統”的說法有關(guan) ，我國當代立場相差很大的兩(liang) 派思想者以往對“美國思想資源”的借鑒，似乎都是更看好聯邦黨(dang) 人——“右派”看好聯邦黨(dang) 人的“親(qin) 富人”、“親(qin) 工商”傾(qing) 向，而“左派”看好聯邦黨(dang) 人的“強中央”、“大政府”主張。

　　然而如果像李普塞特所說，真正的美國傳(chuan) 統中聯邦黨(dang) 人一支的影響並不如傑斐遜一支那麽(me) 強大，那麽(me) 恐怕我們(men) 左右兩(liang) 派朋友的“美國觀”就都有反思的必要了。

　　而現實中的確有這樣的現象：與(yu) 我們(men) 的兩(liang) 派相反，今天美國的左右兩(liang) 翼似乎都更願意祖述傑斐遜，而不是祖述漢密爾頓。

　　“右派”很少講他們(men) 要像漢密爾頓那樣“愛富”，但經常聲言他們(men) 要繼承傑斐遜的“小政府”主張。

　　另一方麵，“左派”決(jue) 不會(hui) 說他們(men) 讚成漢密爾頓的中央集權政策，但經常宣稱他們(men) 要發揚傑斐遜的民權、民主及平等主義(yi) 傳(chuan) 統。

　　因此如果說不了解聯邦黨(dang) 人就不能理解美國的話，那麽(me) 不了解傑斐遜，要了解美國精神就更無從(cong) 談起了。

　　什麽(me) 是“最好政府”?

　　美國“左右兩(liang) 派”對傑斐遜思想遺產(chan) 的爭(zheng) 奪，典型地體(ti) 現在關(guan) 於(yu) “最好政府”的考證上。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這句名言曆來被認為(wei) 是古典自由主義(yi) “小政府大社會(hui) ”、“守夜人國家”等主張的經典表述。曆史上許多人，如19世紀美國思想家亨利.梭羅、美國第23屆總統本傑明. 哈裏森(1889-1893年在任)等都說過這句話。但他們(men) 都是當作已有的“名言”引用的。那麽(me) 誰是最早說出此話的人?

　　英語世界普遍的說法是：此話出自托馬斯. 傑斐遜。

　　不僅(jin) 從(cong) 學術專(zhuan) 著到一般讀物，這種說法十分流行。而且權威性的工具書(shu) 也常如此記載，如《大英百科全書(shu) 》“自由主義(yi) ”詞條：“傑斐遜認為(wei) ：‘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的這一名言為(wei) 美國人世世代代廣泛傳(chuan) 誦。”但是現存的各種文集與(yu) 書(shu) 信中都找不到這段話。專(zhuan) 門以搜集傑斐遜文字為(wei) 務的美國傑弗遜遺產(chan) 協會(hui) 以及弗吉尼亞(ya) 大學阿德爾曼圖書(shu) 館傑斐遜電子資源庫中也檢索不到這段話。

　　1999年，傑斐遜遺產(chan) 協會(hui) 主席科茨鑒於(yu) 查詢此話的人之多，特在網上發表答貼，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傑弗遜沒有講過這句話乃至類似的話。

　　除了現存傑斐遜文獻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還考證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最早是19世紀前期著名的政論家、傑斐遜的崇拜者，《美國雜誌與(yu) 民主評論》的撰稿人約翰. 歐蘇利文於(yu) 1837年講的, 也正是這個(ge) 歐蘇利文最先把這句話歸之於(yu) 傑斐遜。

　　科茨的這個(ge) 考證沒有遇到質疑。但問題在於(yu) ：即便這句話是歐蘇利文最先講的，畢竟歐蘇利文是個(ge) 當時著名的“傑斐遜主義(yi) 者”，他那句話即便不是傑斐遜的原話，至少也是他歸納出來並自以為(wei) 屬於(yu) 傑斐遜的思想。那麽(me) 傑斐遜是否確有類似的思想?這就大有爭(zheng) 議了。

　　科茨認為(wei) 傑斐遜不僅(jin) 沒講過這句話，而且也沒有這種“小政府”思想。他為(wei) 此引了傑弗遜1788年致薩繆爾. 史密斯的信，信中說：“我們(men) 現在正搖擺於(yu) 太大的與(yu) 太小的政府之間。但是鍾擺最終將會(hui) 停止在中間位置上。”

　　科茨說：如果傑斐遜認為(wei) 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他怎麽(me) 會(hui) 認為(wei) 政府還有“太小”之說?科茨認為(wei) ，從(cong) 其一貫思想看，如果傑斐遜要以一句話來定義(yi) “最好的政府”，那隻能是“最好的政府就是最遵從(cong) 民意的政府”。

　　不久，科茨又寫(xie) 了兩(liang) 篇論文《偽(wei) 造的傑斐遜引文》和《最好的政府是……》，收入他主編的《傑斐遜主張：以傑斐遜作品為(wei) 基礎解說當今社會(hui) 與(yu) 政治問題》一書(shu) 。在此二文中，科茨引述了傑弗遜強調政府責任的許多言論，並總結說：“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說法過分集中地關(guan) 注那作為(wei) 一種體(ti) 製化權力的政府，但傑斐遜的政府思想則是關(guan) 注作為(wei) 順從(cong) 人民意願的服務者職能，武斷地讓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於(yu) 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但是這樣的解釋引起了反駁。因為(wei) 眾(zhong) 所周知，美國建國之初以漢密爾頓為(wei) 首的聯邦黨(dang) 人與(yu) 以傑斐遜為(wei) 首的民主派進行的那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論戰，正是以要不要一個(ge) 強大的聯邦政府為(wei) 爭(zheng) 論焦點的。雙方態度鮮明：漢密爾頓要，而傑斐遜不要。

　　論戰中傑斐遜關(guan) 於(yu) 政府(尤其是中央—聯邦政府)權力太大會(hui) 威脅公民權利與(yu) 人民自由的言論可謂比比皆是。並不是科茨征引的“鍾擺論”可以抵消的。“小政府”論畢竟不是無政府主義(yi) ，盡量限製政府權力也不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既有政府，必然會(hui) 有一定規模的機構。

　　從(cong) 機構角度講政府不能“太小”，與(yu) 政治哲學意義(yi) 上講“小政府”即限製政府權力也未必是矛盾的。而正是在後一意義(yi) 上，傑斐遜的確講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著名的如“寧可無政府而有報紙(指自由輿論)，不可有政府而無報紙”、“無政府狀態下的印第安人也要比歐洲政府統治下的人們(men) 幸福得多”等。與(yu) 傑斐遜同屬民主派的一些人對政府權力的消極評價(jia) 更是著名。

　　如托馬斯. 潘恩在《常識》中說：“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隻是必要的惡，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完全不可忍受”。

　　於(yu) 是針對科茨的說法，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yi) 思想界提出了反駁。著名保守主義(yi) 思想庫——加圖研究所研究員詹姆斯. A. 多恩寫(xie) 了《政府地位的上升與(yu) 道德的墮落》一文，在引證了傑斐遜有關(guan) “好政府的哲學”之後他指出，傑斐遜民主的思想在19世紀正是被歐蘇利文、梭羅等人所吸收和弘揚。

　　“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雖然由歐蘇利文首言，但的確反映傑斐遜的思想：政府正當的管理職能應當被嚴(yan) 格局限於(yu) 保護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權利和維護社會(hui) 秩序，其他公益領域應當讓民間本著“誌願者原則”與(yu) “自由原則”實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