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多，高尚全像往常一樣來到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他的辦公室在二樓中部，沒有電梯。打開門，沙發、茶幾和辦公桌上堆滿了一摞摞的書(shu) 報和文件，從(cong) 改革內(nei) 參到大部頭理論著作，使本來就不大的辦公室顯得有些擁擠和局促。

　　“屋子太亂(luan) 了，最近沒顧上收拾。”高尚全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實在太忙了，按照中央的要求，要總結40年的改革經驗，目前已經完成了《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年》《與(yu) 改革同行》《親(qin) 曆六次中央決(jue) 議和改革建言的回顧》三部著作，正在清樣和編審階段，不久將付印出版。同時，媒體(ti) 采訪也很多。此外，他還時常出差，出席一些會(hui) 議和論壇，或給各地政府和高校講課。

　　這樣的工作強度，即使年輕人也吃不消，但高尚全卻感覺很充實。已近九旬的他，每天朝九晚五到體(ti) 改會(hui) “上班”，在鋪滿書(shu) 和文件的辦公桌前開啟一天的工作。

　　“人家都說我，你都那麽(me) 大年紀了，享享清福不好嗎，那麽(me) 忙幹嗎?但我覺得有做不完的事，我也不知道為(wei) 什麽(me) 有那麽(me) 大的幹勁，也許是因為(wei) 搞好改革是我的責任吧!”高尚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老祖宗沒說過的話”

　　1982年，一直從(cong) 事經濟政策研究工作的高尚全被調入剛成立的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從(cong) 此，改革成為(wei) 他研究的重大命題，也使他成為(wei) 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重要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這一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明確提出要係統地進行經濟體(ti) 製改革，提出“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原則，這是中共文件第一次提到“市場”，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的劃分，從(cong) 而撕開了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的口子，為(wei) 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礎。

　　那時候，一些地方開始探索商品經濟，迅速富了起來，理論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進行了探討。

　　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飯店，數十名來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聚集一堂，召開了一場研討會(hui) ，會(hui) 議的主要議題就是該不該搞商品經濟。

　　發起並召集這次會(hui) 議的，是當時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調研組組長兼中國經濟體(ti) 製研究所所長高尚全，和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童大林。此前，在參與(yu)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文件起草的過程中，高尚全極力主張將“商品經濟”寫(xie) 到文件中，卻遭到阻力，有些人擔心把社會(hui) 主義(yi) 混同於(yu) 資本主義(yi) ，也有些人不同意寫(xie) “商品經濟”，隻同意寫(xie) “商品生產(chan) 和商品交換”。

　　“那時候我人微言輕，反對的人官都比我大，沒有辦法，我就找到童大林，商量開個(ge) 會(hui) 共同探討一下。”高尚全說。

　　參加討論的有童大林、董輔甸、蔣一葦等知名學者，用高尚全的話說，大多思想比較解放，大家暢所欲言，討論的結果，認為(wei) 商品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必經階段。

　　這一結果以報告的形式上報給中央決(jue) 策者，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最終，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中共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鄧小平對這個(ge) 《決(jue) 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jia) 。他說：“這次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有些是我們(men) 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men) 不可能寫(xie) 出這樣的文件，寫(xie) 出來也不容易通過，會(hui) 被看作‘異端’。我們(men) 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鄧小平所說的“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就是《決(jue) 定》裏提出的“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

　　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關(guan) 於(yu) 計劃和市場的爭(zheng) 論並未停止，企業(ye) 受指令性計劃調控，積極性難以發揮。1986年，時任國家體(ti) 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帶隊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真切地感受到指令性計劃不但無法滿足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需要，更會(hui) 帶來巨大的資源浪費。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黨(dang) 校作了題為(wei) 《探索和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的報告，提出計劃與(yu) 市場結合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當年8月21日，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前，高尚全在《國家體(ti) 改委快報》撰文，就十三大報告(征求意見稿)中計劃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提出三點意見，認為(wei) 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手法，並不是社會(hui) 製度的屬性;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是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趨勢;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展開，計劃與(yu) 市場結合的形式會(hui) 發生變化。他指出，從(cong) 實物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

　　很快，這篇文章獲得高層批示，中共十三大報告采納了高尚全的建議，用經濟合同製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進程邁出了一大步。

　　1992年，對於(yu) kaiyun官方地址而言，無疑是個(ge) 巨大的轉折點。當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yu) 社會(hui) 進步起到了關(guan) 鍵的推動作用。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並從(cong) 理論上實現了計劃和市場的統一。

　　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終結了長期以來的計劃與(yu) 市場之爭(zheng) ，引發了新一輪思想解放，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的階段。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召開在即，高尚全再次參與(yu) 了會(hui) 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和鄭新立、張卓元一組，主要負責市場體(ti) 係部分。在對“勞動力市場”的表述上，一部分人建議提“勞動就業(ye) 市場”，認為(wei) 勞動力進入市場就會(hui) 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堅持提“勞動力市場”。

　　為(wei) 了使自己的建議能得到高層的支持，高尚全寫(xie) 了一個(ge) 報告，提出了五點意見，分別征求薄一波和李嵐清兩(liang) 位中央領導的意見。薄一波於(yu) 1993年10月14日作出批示，“我同意你的五點論述，但我覺得目前不必多爭(zheng) 論，多看幾年自然而然(或順理成章)地解決(jue) 。”李嵐清則於(yu) 10月15日作出批示，“我原則上讚成這個(ge) 意見。但勞動力一般理解為(wei) 體(ti) 力勞動，勞動力市場應為(wei) 廣義(yi) 的概念，應包括腦力勞動，因此提法上還值得推敲。”

　　得到兩(liang) 位領導的正麵評價(jia) ，高尚全有了底氣，誰知後來的送審稿依然寫(xie) 著“勞動就業(ye) 市場”，高尚全有些著急，擔心這麽(me) 長時間的努力都白費了。正好中央政治局常委專(zhuan) 門開會(hui) 討論《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高尚全作為(wei) 起草小組的市場體(ti) 係分小組負責人列席會(hui) 議。

　　本來在這個(ge) 會(hui) 議上，高尚全無權發言，但對他而言，這是最後的機會(hui) ，於(yu) 是鼓足勇氣，舉(ju) 手發言，並一口氣講了五條理由：第一，勞動力的價(jia) 值隻能通過交換才能體(ti) 現出來。第二，確立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內(nei) 在要求。第三，我們(men) 現在就業(ye) 壓力那麽(me) 大，不開放勞動力市場，就業(ye) 壓力解決(jue) 不了。第四，我們(men) 現實生活當中已經有了勞動力市場。第五，我們(men) 提出“勞動力市場”不會(hui) 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

　　高尚全侃侃而談，有理論依據也有實踐支撐，整個(ge) 過程中沒有人打斷他的發言。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聽完後，問：“提勞動力市場，社會(hui) 上能不能接受?”

　　這個(ge) 問題，讓高尚全看到了希望，顯然，他的建議已經引起了中央最高層的重視，直到此刻，他才恍然意識到自己“越級”了。“那時候最擔心的是領導不接受我的建議，都沒有顧忌其他。”高尚全如今回憶道。

　　第二天，高尚全找到起草小組組長溫家寶，向他解釋了自己衝(chong) 動之下“越級”發言的原因：“如果我不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就出不來，‘勞動就業(ye) 市場’就動不了。”溫家寶並沒有責怪他的越級，而是說，“我讚成你提勞動力市場的建議，但能不能上到中央文件，我也沒把握。”

　　後來，溫家寶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hui) 匯報時，專(zhuan) 門就高尚全關(guan) 於(yu) 勞動力市場的建議詢問中央決(jue) 策，最終，“勞動力市場”這個(ge) 概念得以寫(xie) 進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

　　改革開放以來，高尚全參與(yu) 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報告，兩(liang) 次中央關(guan) 於(yu) 五年計劃的建議，十二、十四、十六三屆三中全會(hui) 的決(jue) 定。按照kaiyun官方地址的步驟，十年一次大的綜合改革，到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前，他又兩(liang) 次就改革的核心議題向中央提出建議，並得到采納。

　　以問題為(wei) 導向

　　高尚全和改革結緣始於(yu) 1956年，當時，還在第一機械工業(ye) 部工作的高尚全注意到部裏招待所長期人滿為(wei) 患的現象，分析背後的源頭是企業(ye) 缺乏自主權，隻能“跑部錢進”，於(yu) 是以個(ge) 人名義(yi) 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企業(ye) 要有一定的自主權》，引起企業(ye) 界和各有關(guan) 部門的關(guan) 注。

　　高尚全清楚地記得，當時他正陪同一機部副部長汪道涵在沈陽出差，一天早上散步時，汪道涵說：“小高，剛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你的文章!”語氣裏似有讚賞之意。

　　然而，給企業(ye) 自主權的說法，顯然是不容於(yu) 當時的政治環境，以至於(yu) 後來在反右中高尚全差點被定為(wei) 右派，“幸好機械部是個(ge) 大部，每個(ge) 單位5%的右派名額輪不到我，躲過一劫。”

　　此後，高尚全對經濟體(ti) 製改革更加關(guan) 注，也開始思考當時中國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在實踐中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弊端，為(wei) 他以後極力主張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高尚全經常講的一個(ge) 例子是在第一機械工業(ye) 部工作時，他發現沈陽有兩(liang) 個(ge) 相鄰的工廠，一個(ge) 變壓器廠，一個(ge) 冶煉廠，都是政府行政主導的企業(ye) ，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cong) 雲(yun) 南等地調到沈陽。而冶煉廠生產(chan) 的銅則由冶金部從(cong) 沈陽調往全國各地。“現在聽起來挺可笑，但當時就是那樣。一牆之隔的兩(liang) 個(ge) 廠由於(yu) 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高尚全說。

　　後來，高尚全進入國家體(ti) 改委，經常到各地調研，看到了一些經驗，也看到很多的問題，這些都成為(wei) 他思考的源泉。

　　1994年，高尚全應山東(dong) 省委省政府之邀，給省領導和廳級幹部作一次關(guan) 於(yu) 國企改革的報告。講完後，現場有人提問，山東(dong) 諸城的改革鬧得滿城風雨，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

　　諸城是山東(dong) 省的一個(ge) 縣城，在大躍進時期建立了一批國有小企業(ye) ，1992年4月，諸城通過對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ye) 進行審計，發現有103家企業(ye) 虧(kui) 損，新上任的市長陳光決(jue) 心進行改革。

　　1992年10月，諸城市首先在五家企業(ye) 開展改革試點，試點企業(ye) 涵蓋了國有工業(ye) 企業(ye) 、小型國有商業(ye) 企業(ye) 、小型集體(ti) 企業(ye) 和鄉(xiang) 鎮企業(ye) 四種類型，當時采取的是股份合作製的辦法，將這些企業(ye) 原有的國有或集體(ti) 資產(chan) 賣給企業(ye) 內(nei) 部職工。這一做法遭到很多人反對，甚至給陳光扣上“陳賣光”的帽子，說他是走資本主義(yi) 道路。

　　麵對這個(ge) 在當時爭(zheng) 議極大的問題，高尚全用鄧小平“三個(ge) 有利於(yu) ”理論當場予以回答。從(cong) 內(nei) 心深處，高尚全是讚成諸城改革的，因為(wei) 在改革前，諸城曾做過一個(ge) 問卷調查，問假如有人偷國家工廠的東(dong) 西，你怎麽(me) 辦?結果參加答卷的300個(ge) 諸城青年職工中，大部分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甚至還有近1/5的人選擇“你偷我也偷”。

　　“這說明什麽(me) ?說明這種公有製的財產(chan) 組織形式跟職工沒有關(guan) 係，工人自然就沒有積極性，因此必須進行改革。”高尚全說。

　　在爭(zheng) 議中，諸城改革艱難前行，直到1996年3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親(qin) 自帶隊到諸城調研，諸城模式才正式得到中央的肯定。

　　2016年，高尚全再赴諸城調研國企改製的效果，已是山東(dong) 省政協副主席的陳光陪同調研。這次，高尚全是帶著兩(liang) 個(ge) 問題去的，一是國有資產(chan) 流動是否等於(yu) 流失，二是在國企改革中如何正確、完整地理解加強黨(dang) 的領導。

　　在調研過程中，高尚全去了大量企業(ye) ，看到諸城國企改製20年的巨大變化，也解答了縈繞在心中多年的疑問。一是國有資產(chan) 流動不等於(yu) 流失，而且隻有在流動中才能使企業(ye) 保值增值，做強做優(you) 做大，也隻有在流動中才能瘦身健體(ti) ，提質增效;二是隻有不斷完善黨(dang) 的領導才能加強黨(dang) 的領導。他還就加強完善黨(dang) 的領導提出了7個(ge) 建議。

　　“中央曆來重視經濟學家的作用，但經濟學家有個(ge) 通病，熟悉國內(nei) 外各種模型和理論，但在實踐上往往是一個(ge) 短板。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一些建議未必符合實際。”高尚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習(xi) 慣以問題為(wei) 導向，通過調研進行論證，已經成為(wei) 了高尚全多年的習(xi) 慣。他笑稱，這一思維習(xi) 慣得益於(yu) 從(cong) 小在上海聖約翰中學和聖約翰大學學習(xi) 的經曆，“這是教會(hui) 學校，都是全英文教學，特別注重培養(yang) 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hui) 等國際機構任職的經曆，又讓他看到更多的國外經驗，這些來源於(yu) 實踐的經驗，成為(wei) 他思考的動力和源泉，也為(wei) 他在改革中建言獻策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依據。

　　改革仍在路上

　　“中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高尚全認為(wei) ，回顧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為(wei) 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眾(zhong) 的勞動積極性才得以最大的發揮。”

　　他以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為(wei) 例，改革之前，人們(men) 吃不飽穿不暖，幾乎所有的生活物資都要憑票供應，推廣家庭聯產(chan) 承包製後，短短幾年農(nong) 村就實現了大豐(feng) 收，並倒逼城市經濟體(ti) 製進行改革，市場化帶來的勞動積極性、人民群眾(zhong) 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不可估量。

　　作為(wei) 一名經濟學家和改革派官員，高尚全對改革的貢獻更多是建言獻策，通過中央文件和領導批示成為(wei) 決(jue) 策，自上而下地推進。但在他看來，像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諸城國企改製、股權分配這些基於(yu) 實踐需求而自發開展的改革，在中國的改革史上也是光輝的一筆。

　　“老百姓有需求，基層最敏感，而我們(men) 的改革沒有現成經驗，隻能摸著石頭過河。”高尚全表示，體(ti) 改委成立後，專(zhuan) 門將幾個(ge) 城市定為(wei) “試點市”，比如湖北的武漢、沙市，江蘇的常州，四川的成都等，在改革的初期，都是在這些地方先行先試，試點成功後向全國推廣。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自下而上的基層創造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已經實現強有力的結合，最終作用於(yu) 改革實踐。比如“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浙江首先提出的創新，這項被稱為(wei) “刀刃向內(nei) ”、麵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經由浙江試點，對行政法規進行清理，該修改的修改，該廢除的廢除，同時打破各部門“信息孤島”，創造部門協同效率，最終倒逼政府改革，促使政府成為(wei) 服務型政府。

　　“改革最終是為(wei) 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與(yu) 人民分享。”在高尚全看來，中國的出路在於(yu) 改革，改革搞好了，老百姓就能夠真正富裕起來，國家才能強盛，所謂民富才能國強。

　　在高尚全看來，如今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比如如何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句話落到實處，如何為(wei) 企業(ye) 創造平等競爭(zheng) 的環境，包括平等占有生產(chan) 資料、平等展開競爭(zheng) 、平等受到法律保護等，以及如何實現產(chan) 權的保護，如何發揮企業(ye) 家的精神等。此外，還要掌握核心技術，在這一過程中，動力、活力、創新力、執行力和競爭(zheng) 力，五力並舉(ju) 。“這些都涉及一係列繁重的任務，還要衝(chong) 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是光喊幾句口號就能成功的。”

　　“改革是無止境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改革永遠在路上，因此，解放思想也無止境，還需要不斷推進思想創新和理論創新。”高尚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