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從(cong)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起步，已經走過40年光陰。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經驗彌足珍貴。在一係列成就和經驗當中，股份製改革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股份製改革不僅(jin) 鞏固了公有製經濟主體(ti) 地位，搞活了國有企業(ye) ，而且推動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激發了市場活力。回顧這一改革曆程，把握它的曆史邏輯，有助於(yu) 深化對股份製改革的理解，在新時代繼續將改革進行到底。

　　經濟改革在農(nong) 村率先破題

　　從(cong)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ti) 製。在這段時間裏，雖然我國經濟也在發展，但同一時期，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變化更加明顯，一個(ge) 重要原因是它們(men) 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力量，走上了開放道路。於(yu) 是人們(men) 開始認識到，隻有轉向改革開放，才能實現經濟加速發展。1978年12月，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作出把黨(dang) 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jue) 策。以此為(wei) 起點，開啟了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進行了三項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

　　一是實行農(nong) 村家庭承包製。盡管20世紀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農(nong) 民嚐試實行家庭承包製，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為(wei) 這與(yu) 人民公社製度不能並存。20世紀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幟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農(nong) 民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大包幹”，也就是家庭承包製。家庭承包製得到一些地方黨(dang) 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廣開來，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積極性大大提高，農(nong) 村出現了新的氣象。

　　二是興(xing) 辦鄉(xiang) 鎮企業(ye) 。農(nong) 村家庭承包製推廣後，一部分農(nong) 民考慮到農(nong) 村有富餘(yu) 勞動力，便產(chan) 生了興(xing) 辦鄉(xiang) 鎮企業(ye) 的想法。市場缺少什麽(me) ，他們(men) 就生產(chan) 什麽(me) 、銷售什麽(me) 。技術工人不足，他們(men) 便到城市中去尋找退休工人，聘他們(men) 來鄉(xiang) 鎮企業(ye) 傳(chuan) 授技術和指導生產(chan) 。很快，在交通比較方便的農(nong) 村，鄉(xiang) 鎮企業(ye) 不僅(jin) 得到較快發展，而且興(xing) 起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工廠。更意想不到的是，在鄉(xiang) 鎮企業(ye) 成長的同時，有些地方還湧現出一批鄉(xiang) 鎮企業(ye) 家。

　　三是建立經濟特區。為(wei) 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1980年，黨(dang) 中央決(jue) 定興(xing) 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ge) 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範作用。經濟特區的建立，使改革和開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這三項改革好像給平靜的湖麵投下了三塊大石頭，激起陣陣波浪。從(cong) 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間，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比如，憑票供應的時代結束了，農(nong) 貿市場中的商品日益豐(feng) 富，雞鴨魚肉、糧食蔬菜水果應有盡有。又如，鄉(xiang) 鎮企業(ye) 發展起來以後，建築材料、紡織品、食品等許多商品被生產(chan) 出來。在火車上、輪船上、長途汽車上擠滿了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農(nong) 民模樣的人，他們(men) 是鄉(xiang) 鎮企業(ye) 派出的推銷員，大包小包裏裝的是商品樣本。於(yu) 是，在大一統的計劃市場以外，出現了鄉(xiang) 鎮企業(ye) 商品市場，大一統的計劃市場被打破了。甚至像鋼材、煤炭、五金製品，在農(nong) 貿市場上也能買(mai) 到。再如，經濟特區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棟棟高樓、一座座工廠、一條條馬路、一片片商業(ye) 區和住宅的建成，都體(ti) 現出特區速度，這使得經濟特區的勞動者、經營者、投資者感到無比驕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轉移

　　1984年10月，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nei) 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wei) 重點的整個(ge)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步伐，以利於(yu) 更好地開創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轉移。

　　這時提出加快以城市為(wei) 重點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步伐，是不是農(nong) 村會(hui) 被忽視呢?並非如此。農(nong) 村家庭承包製這時已經在全國範圍推廣，農(nong) 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種經營也逐漸被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鄉(xiang) 、村所關(guan) 注。此外，鄉(xiang) 鎮企業(ye) 這時也開始重新組合，成為(wei) 農(nong) 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產(chan) 方式。可以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nong) 村改革已經步入正軌，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為(wei) 改革的重心。這是形勢使然。把改革重心轉向城市，當時至少有三個(ge) 考慮。

　　第一，城市是我國經濟的重點。因為(wei) 國有大型企業(ye) 都設在城市，如果不從(cong) 體(ti) 製方麵著手改革，很難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過渡到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第二，我國不僅(jin) 應當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轉變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而且應當提高經濟的開放度。提高經濟開放度應當從(cong) 一些條件較好的沿海城市或內(nei) 地交通要道邊上的大中型城市著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曆史文化因素決(jue) 定的。

　　第三，從(cong) 我國國情出發，就業(ye) 問題在長時期內(nei) 將一直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問題。不深化城市改革，不僅(jin) 城市發展不起來，而且農(nong) 村的富餘(yu) 勞動力也找不到就業(ye) 出路。隻要城市繁榮了，日積月累，就業(ye) 人數就會(hui) 越來越多，社會(hui) 就會(hui) 更加穩定。

　　因此，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把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是符合實際的。

　　股份製改革思路逐漸清晰

　　怎樣對城市和工業(ye) 、商業(ye) 、采礦業(ye) 、交通運輸業(ye) 進行重大改革呢?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熱門話題。在改革主線或者說優(you) 先次序問題上，經濟學界主要有兩(liang) 種主張。

　　一種是把價(jia) 格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主張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麵放開價(jia) 格，接受市場的價(jia) 格波動。他們(men) 認為(wei) ，西德的價(jia) 格放開已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範例。價(jia) 格放開以後，經濟可能會(hui) 亂(luan) 一陣，但過一段時間就會(hui) 轉入複蘇，再轉入繁榮。這種改革思路又被稱作“休克療法”。

　　另一種是把產(chan) 權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wei) ，中國的經濟體(ti) 製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經驗，因為(wei) 西德以私營企業(ye) 為(wei) 主，在市場經濟中能夠適應價(jia) 格改革的私營企業(ye) 會(hui) 繼續存在並發展壯大，不能適應價(jia) 格改革的企業(ye) 會(hui) 被淘汰或者被改組、兼並。中國的情況與(yu) 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業(ye) 是私營企業(ye) ，而中國的企業(ye) 主要是國有企業(ye) 。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之下，國有企業(ye) 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ti) ，不可能因價(jia) 格放開而變得靈活。放開價(jia) 格後，西德企業(ye) 通過重組、兼並再次獲得新生的經驗，也不適用於(yu) 當時的中國國有企業(ye) 。如果價(jia) 格一下子放開，中國的國有企業(ye) 和國民經濟很可能會(hui) 遭受到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製改革是改革的關(guan) 鍵的主張：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yu) 價(jia) 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並不取決(jue) 於(yu) 價(jia) 格改革，而取決(jue) 於(yu) 所有製的改革，也就是企業(ye) 體(ti) 製的改革。這是因為(wei) ，價(jia) 格改革主要是創造一個(ge) 適宜於(yu) 競爭(zheng) 發展的環境，而所有製改革或企業(ye) 體(ti) 製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責任、刺激、動力等問題。

　　實際上，僅(jin) 僅(jin) 是關(guan) 於(yu) 全麵放開價(jia) 格的傳(chuan) 言就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很大衝(chong) 擊。在1988年夏季，出現了擠兌(dui) 和搶購風潮，引起經濟較大波動。因此，適用於(yu) 我國工業(ye) 和企業(ye) 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動價(jia) 格改革，而隻能是首先推動產(chan) 權改革。產(chan) 權改革的主要內(nei) 容包括產(chan) 權界定、產(chan) 權清晰和股份製改造。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每一個(ge) 環節都包含了大量工作。

　　一個(ge) 富有創造性的做法：存量不動、增量先行

　　把股份製改革的思路付諸實施遠不是那麽(me) 簡單的。經濟學界有人認為(wei) ，股份製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國有企業(ye) 變為(wei) 私有企業(ye) 。他們(men) 認為(wei) ，小企業(ye) 特別是一般輕工業(ye) 企業(ye) 可以走股份製的道路，因為(wei) 它們(men) 是小企業(ye) ，國有企業(ye) 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ye) 則不能改製為(wei) 股份製企業(ye) 。

　　這種情況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以後才發生變化。鄧小平同誌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資本主義(yi) 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之後股份製開始積極試點。1997年，黨(dang) 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guan) 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ti) 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yu) 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增強公有製的主體(ti) 作用。”這無疑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它明確了通過國有企業(ye) 的股份製改革，通過現代企業(ye) 製度的建立和企業(ye) 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股份製企業(ye) 作為(wei) 一種企業(ye) 形式能夠同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相統一。於(yu) 是，理論界一部分人對股份製性質的質疑就逐漸消失了。

　　但國有大企業(ye) 的股份製改革仍麵臨(lin) 難題。例如，國有大企業(ye) 的資產(chan) 在改製過程中會(hui) 不會(hui) 被知情者個(ge) 人或相關(guan) 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這種情形不是沒有可能發生。於(yu) 是，在股份製改革實踐中，我國創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這就是說，國有大企業(ye) 的股份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動”;另一類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這樣，國有大企業(ye) 終於(yu) 走上了股份製改革道路。

　　為(wei) 了便於(yu) 更多的企業(ye) 包括國有企業(ye) 、混合所有製企業(ye) 和純粹的民營企業(ye) 能夠上市，有必要及時製定證券法。1998年12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以高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我國的股份製改革和企業(ye) 上市從(cong) 此有法可依了。

　　一個(ge) 根本性舉(ju) 措：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

　　“存量不動、增量先行”的做法雖然為(wei) 股份製改革開辟了通道，但也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在國有大企業(ye) 的股份構成中，非流通股所占比重過大，即人們(men) 所說的存量過大。這樣一來，即使國有大企業(ye) 成為(wei) 上市公司，股東(dong) 會(hui) 也開不起來，董事會(hui) 上隻有一種聲音，即絕對控股的國有大企業(ye) 的聲音。在證券市場上，有些散戶買(mai) 了上市國有大企業(ye) 發行的股票，但散戶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換句話說，上市的國有大企業(ye) 隻取得了融資，但由於(yu) 非流通股數額巨大，企業(ye) 的運行機製沒有改變，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證券法通過後，中國股份製的第二次改革就接著展開了。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數額巨大的非流通股變為(wei) 流通股，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按照“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ye) 實行規範的公司製改革，使企業(ye) 成為(wei) 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ti) 和競爭(zheng) 主體(ti) 。具體(ti) 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chang) ;國家按投入企業(ye) 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ye) 的債(zhai) 務承擔有限責任，企業(ye) 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ye) 外，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為(wei) 什麽(me) 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給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補償(chang) ?這是因為(wei) ，當初國有大企業(ye) 上市時，在招股說明書(shu) 上曾作過非流通股暫不上市的承諾。這等於(yu) 是一種“要約”，必須遵守。現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違背了當初的承諾，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諒解，給予補償(chang) 是合情合理的。至於(yu) 給每個(ge) 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補償(chang) ，則由市場根據上市企業(ye) 的效益好壞來決(jue) 定。中國股份製的第二次改革終於(yu) 成功，這是政府和企業(ye) 界、證券界、經濟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

　　麵向新時代繼續深化股份製改革

　　股份製改革的成功，展現了從(cong) 實踐突破到認識突破、再到新的實踐突破和新的認識突破，並不斷循環往複、達到新的實踐和認識高度的曆史邏輯。它說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結合起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確方向，就能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股份製改革的成功，用實踐證明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結合，建立起現代企業(ye) 製度的國有企業(ye) 能夠很好地適應市場競爭(zheng) 環境，在同其他市場主體(ti) 競爭(zheng) 與(yu) 合作中煥發活力、做大做強，成為(wei) 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如習(xi) 近平同誌所指出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ye) 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國國有企業(ye) 為(wei) 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曆史性貢獻，功勳卓著，功不可沒。”股份製改革的成功，還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勢。堅持黨(dang) 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堅持人民的主體(ti) 地位，就能激發社會(hui) 活力、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推動改革的巨大合力。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領導下，我國國有企業(ye) 在股份製改革方麵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將國有企業(ye) 分為(wei) 商業(ye) 類和公益類，實行分類改革;以管資本為(wei) 主加強國有資產(chan) 監管，依法依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ti) 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cong) 而明顯加快了國有企業(ye) 混合所有製改革步伐，已經實現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jun) 工等七大重要領域全覆蓋;明確提出堅持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ye) 製度改革方向，把黨(dang) 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ge) 環節，把企業(ye) 黨(dang) 組織內(nei) 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等等。這些改革突破，使國有企業(ye) 形成有效製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製，使國有企業(ye) 的主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得到快速提升，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you) 做大。國有企業(ye) 中的佼佼者，正在加速向具有全球競爭(zheng) 力的世界一流企業(ye) 邁進。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由大到強的轉變，仍然需要繼續深化股份製改革。要看到，我們(men) 在產(chan) 權改革和產(chan) 權保護等方麵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於(yu) 變革、勇於(yu) 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勇做新時代改革的推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