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總結傳(chuan) 統選士製度的發展曆程及其經驗教訓，有助於(yu) 我們(men) 當下建立合理的人才培養(yang) 及選拔製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wan) 類霜天競自由”的人才新局麵。

　　2018年5月2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hui) 、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hui) 上的講話中指出：“創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chu) 之。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加快形成有利於(yu) 人才成長的培養(yang) 機製、有利於(yu) 人盡其才的使用機製、有利於(yu) 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製、有利於(yu) 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zheng) 機製，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係更加發達，一茬接一茬茁壯成長。”

　　“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chu) 之”原文出自清代夏之蓉的《進書(shu) 劄子》，該文係統回顧了自漢至清的人才培養(yang) 選拔製度，著重批判了當時科舉(ju) 選士的弊端，強調學校對於(yu) 人才的儲(chu) 備功能，認為(wei) “國家致治之本，首在得人，而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chu) 之，使人不敢冒無實之名，則造就隆而賢才奮”，希望建立開放性的人才培養(yang) 、選拔、使用製度。

　　傳(chuan) 統中國的人才選拔，一般通過推薦選士、學校選士、科舉(ju) 考試選士三種方式，西周的鄉(xiang) 舉(ju) 裏選側(ce) 重於(yu) 推薦，主要是以士人的人品與(yu) 道德為(wei) 標準，漢代董仲舒設計了求賢的具體(ti) 方案：一是“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即由政府興(xing) 辦太學廣儲(chu) 賢才，太學生通過“射策”考試可以擔任不同的官職;二是使“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yu)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即建立察舉(ju) 製度以選拔任用賢才。學校培養(yang) 賢才，而察舉(ju) 選拔賢才;太學本身也有選士功能，而賢良方正、孝廉、茂才、明經等察舉(ju) 科目又為(wei) 社會(hui) 上的儒生廣開進身之路，使孔子“舉(ju) 賢才”和“學而優(you) 則仕”的觀念開始獲得了製度上的落實。

　　但是察舉(ju) 製度主觀性、隨意性較強，又無專(zhuan) 職人員負責，故很難做到公平競爭(zheng) ，沽名釣譽之風盛行，選非其人、用非其人時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下，九品中正製便應運而生。九品中正製源起於(yu) 三國曹操實施的“唯才是舉(ju) ”政策。曹操重才輕德，他針對察舉(ju) 製的弊病，主張“綜核名實”，設置中正官專(zhuan) 司選士工作，這是選士製度的一大變革。但魏末晉初以後，世家大族把持了選士大權，品第士人，“不考人才行業(ye) ，空辨姓氏高下”，以家世出身作為(wei) 品評士人的唯一標準，致使九品中正製偏離了選拔人才的方向，從(cong) 開放性向閉鎖性蛻變，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弊。九品中正製以“唯才是舉(ju) ”為(wei) 起點，卻以壓抑人才而告終。隋代結束長期分裂的局麵後，為(wei) 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創設進士科，標誌著科舉(ju) 製度正式開始。從(cong) 此，選士進入了嶄新的科舉(ju) 時代，曆經唐宋元明清，持續了將近1300年。

　　科舉(ju) 製的問世，代表著曆史的進步。從(cong) 考生來源和報考條件來看，科舉(ju) 製是向大多數人開放的，士子們(men) “投牒自進”，除少數階層外，均可自由報考，且從(cong) 貢院的規製、命題與(yu) 評卷的嚴(yan) 密程度以及懲罰作弊的措施來看，確實是為(wei) 人才選拔提供了一個(ge) 較為(wei) 公平的競爭(zheng) 環境。在錄取中，一切以程文(考場文章)定去留，以考試成績優(you) 劣作為(wei) 決(jue) 定取舍的主要依據，較之以推薦為(wei) 主的察舉(ju) 製或以門第為(wei) 主的九品中正製更為(wei) 合理。

　　然而，隨著科舉(ju) 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漸產(chan) 生了偏重人才選拔、忽略人才培養(yang) 與(yu) 儲(chu) 備的弊端，曆代有識之士對此不乏批評，如範仲淹將重選拔、輕培養(yang) 的行為(wei) 比作“不務耕而求獲”;顧炎武也說：“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jin) 出於(yu) 一途，未有不弊者也。”選拔人才如果隻有科舉(ju) 一途，那麽(me) 士子們(men) 死守書(shu) 本，專(zhuan) 注科場程文，甚至脫離了儒家原典，怎能不產(chan) 生弊端呢?此外，科舉(ju) 之於(yu) 學校，猶如雙刃劍，既能促進其發展，又隨時可起抑製作用。科舉(ju) 以功名利祿為(wei) 誘，使學校偏離育才的功能，淪為(wei) 統治者的一種治術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其間亦不斷地有人為(wei) 緩和學校與(yu) 科舉(ju) 之間的矛盾而努力，但終未挽救學校衰敗的命運。究其根源，一是因為(wei) 長期以來形成的“讀書(shu) —應舉(ju) —入仕”模式已根植於(yu) 士人心底，知識分子唯一的價(jia) 值取向是“萬(wan)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shu) 高”，除仕途以外的社會(hui) 職業(ye) 大多不受重視;二是因為(wei) 強化科舉(ju) 本是統治者控製人才的重要工具之一，從(cong) 主觀上說，統治者並不願意真正對科舉(ju) 做重大改革。

　　明清科舉(ju) 以空疏的八股文取士，強迫士人服膺程朱理學，不敢越雷池半步，致使真正有卓識才學者被排斥於(yu) 科第之外，無由仕進，清初顏元說：“千餘(yu) 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wei) 之也。”社會(hui) 道德的腐敗、人才的衰竭，皆與(yu) 此有關(guan) 。近代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中國學校“自童時至壯年，困之以八股之文”，結果使人們(men) “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故致理財無才，治兵無才，守令無才，將相無才”。他們(men) 都將中國人才不盛的根源歸於(yu) 八股取士之製，故梁啟超斷言：“吾今為(wei) 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xing) ，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ju) 。”傳(chuan) 統科舉(ju) 製度不能為(wei) 社會(hui) 發展提供科技、政治、外交、法律等各類人才，其退出曆史舞台的命運勢所難免。

　　功以才成，業(ye) 由才廣。人才是政事之本，學校是人才之源，隻有廣其視聽，廣開賢路，才能真正做到野無遺賢。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總結傳(chuan) 統選士製度的發展曆程及其經驗教訓，有助於(yu) 我們(men) 當下建立合理的人才培養(yang) 及選拔製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wan) 類霜天競自由”的人才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