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貨幣史上，由官方發行紙幣的最早記錄是中國北宋仁宗時期。北宋初，四川富民就開始發行紙幣，稱為(wei) 交子。至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改由官府發行。終北、南兩(liang) 宋，紙幣名稱複雜多變，又稱楮幣、楮券、關(guan) 子、會(hui) 子等。在這個(ge) 過程中，紙幣發行中產(chan) 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當時就有不少人對此進行了探討。由於(yu) 紙幣在宋代初次發行，紙張本身價(jia) 格低廉，對於(yu) 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銅幣的民眾(zhong) 來說，紙幣是否能長期穩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難免產(chan) 生擔心。對此，宋朝政府采取發行紙幣必須有足夠的準備金和錢鈔並用的措施，以取信於(yu) 民。

　　對準備金的強調

　　《長編》卷272的附錄中，記載了參知政事呂惠卿於(yu) 熙寧八年(1075年)8月十三日記錄的宋神宗與(yu) 群臣論交子的一段對話。“上曰：‘交子自是錢對，鹽鈔自以鹽對，兩(liang) 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許多做本?’上曰：‘但出納盡，使民間信之，自不消本。’僉(qian) 曰：‘始初須要本，俟信後，然後帶得行。’”這說明當時人們(men) 已經意識到發行紙幣，要有一定的“本”作為(wei) 準備金。當紙幣獲得人們(men) 的信用後，才可以超過“本”而發行了。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01記載了南宋紹興(xing) 年間一位臣僚的建言：北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公家和私人都有好處，沒有反對的意見，正是因為(wei) 發行紙幣的同時，政府有準備金可供民眾(zhong) 隨時兌(dui) 換，因此能取信於(yu) 民;但是，現在朝廷印造30萬(wan) 紙幣，卻未見到準備金，並且朝廷還要繼續印造150萬(wan) 紙幣，仍然沒有準備金以供民眾(zhong) 兌(dui) 換，這怎麽(me) 能取信於(yu) 民?朝廷印造發行紙幣，必須先籌足準備金，讓民眾(zhong) 不管帶多少紙幣來官府兌(dui) 換銅錢，政府都能隨時予以兌(dui) 換。

　　對準備金率的估算

　　宋徽宗大觀年間，時人周行己對準備金的具體(ti) 數量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發行紙幣“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wei) 三分之用”。所謂“水火之失”，是指紙幣意外毀於(yu) 水火等自然損耗;“盜賊之虞”是指紙幣容易被搶被偷，影響兌(dui) 現;“往來之積”是指一部分紙幣經常在流通過程中被當作資金和財富儲(chu) 積起來，不能兌(dui) 現。這三條原因中，第一條自然損耗的數量不會(hui) 很大，可以不予考慮。第二條如紙幣被搶被偷，仍有可能拿來使用或要求兌(dui) 現，不能作為(wei) 準備金可以低於(yu) 紙幣發行額的理由。隻有第三條才是紙幣發行準備金低於(yu) 發行額的最主要原因，這是占不能兌(dui) 現的紙幣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周行己預估三者各占紙幣發行量的1/3，所以認為(wei) 隻要有2/3的準備金，就可以保證全部紙幣的流通。周行己2/3準備金的理論雖然不一定是最恰當的比例，但他提出的紙幣發行不需要十足準備金的理論，則是對貨幣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貢獻。

　　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將領李綱反對發行紙幣，其依據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中之一就是“目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wan) 樁留錢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其為(wei) 害有不可勝言者”。這就是說，發行交子，如沒有錢本，將為(wei) 害無窮。但是，他又認為(wei) ，如不得已要發行紙幣，那紙幣準備金的數量要占發行紙幣總量的1/3左右。他說：“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樁留本錢一百萬(wan) 貫，以權三百萬(wan) 貫交子，公私物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李綱認為(wei) 準備金比率在1/3左右比較合適，比北宋徽宗時周行己2/3準備金的比率估計更為(wei) 準確。這與(yu) 現代金融業(ye) 中通常規定的28%準備金比率已很接近。

　　濫發紙幣的後果

　　綜觀史籍，北宋時期，紙幣的發行大多預留有準備金。據《宋史·食貨下三》載，“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wan) 緡，新舊相因”。因此，其大部分時間裏紙幣的發行還屬正常，沒有引起社會(hui) 與(yu) 經濟的大波動。宋徽宗“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複循舊法”，這場短期的超本錢發行的風波才算平複。

　　南宋初年，軍(jun) 費等浩大的開支使準備金難以籌措，宋高宗時為(wei) 解決(jue) 財政危機，朝廷發行紙幣往往是不預留準備金，遂致社會(hui) 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如南宋紹興(xing) 年間，一位言者就揭露了這種情況：“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wan) 、兩(liang) 浙路交子一十萬(wan) 、臨(lin) 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wan) ，並見造江南、兩(liang) 浙預充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wan) ，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樁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wei) 不便。”與(yu) 此相反，宋孝宗時，朝廷發行紙幣比較重視預留準備金，就取得較好的成效，市場上紙幣流通平穩。如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左藏南庫給降會(hui) 子二十五萬(wan) 貫，分下臨(lin) 安、平江、紹興(xing) 府，明、秀州主管鹽事，措置收買(mai) 額外浮鹽，報交引庫印鈔，召客算請，將息錢赴封樁庫別項樁管，以備循環收換會(hui) 子”。到了南宋後期，由於(yu) 國庫空虛，財政赤字巨大，統治者就隻能飲鴆止渴，濫發紙幣，根本談不上準備金。正如端平年間大臣李鳴複上奏所言：“今日之財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wei) 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為(wei) 理財之術而已。”

　　紙幣金屬幣並用的原則及其實際效果

　　南宋著名抗金將領辛棄疾支持發行紙幣，主張國家稅收要銅錢、紙幣各征收一半，以增強人民對紙幣的信任感。袁燮指出：“守銅楮相半之法……尚何憂銅錢之寡而楮幣之輕乎!”“錢會(hui) 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項財政原則，但實施中往往走樣。政府是會(hui) 子的發行者，但自己就不相信會(hui) 子，在向老百姓征收賦稅時多收錢少收會(hui) 子，而支付時則多支會(hui) 子少支錢，這隻能引發百姓對紙幣的更大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儲(chu) 藏紙幣。正由於(yu) 錢、楮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社會(hui) 上普遍認為(wei) ：“楮，虛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錢，實也，藏之而無弊也。況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無窮，民間之輸於(yu) 上，則惟銅幣之為(wei) 貴，吾何苦以吾之實而易彼之虛哉!”

　　南宋光宗時期，楊萬(wan) 裏提出“母子相權”論，主張金屬幣(銅錢、鐵錢)與(yu) 紙幣並行。他認為(wei) 兩(liang) 淮有鐵錢為(wei) 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鐵錢的會(hui) 子;江南有銅錢為(wei) 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銅錢的會(hui) 子。這叫做“母子不相離”。反之，如果單有“子”(會(hui) 子)，而無“母”(銅錢、鐵錢)，則不能發行。如沿江八州軍(jun) 沒有鐵錢，鐵錢會(hui) 子“無錢可兌(dui) ，是無母之子”，因此難以流通。他這裏所說的“母子相權”，就是指紙幣可以兌(dui) 為(wei) 錢幣。不過他所主張的兌(dui) 現隻是市場上錢幣和紙幣能自由兌(dui) 換，不是政府實行的紙幣兌(dui) 現製度。在封建社會(hui) 裏，市場上的自由兌(dui) 換，必須建立在政府紙幣兌(dui) 現的基礎上。隻有後者能夠保持穩定的兌(dui) 現製度，才能取信於(yu) 民，實現前者的自由兌(dui) 換。楊萬(wan) 裏的“母子相權”論在當時是有的放矢的，南宋時期政府濫發紙幣搜括百姓，以應付龐大的軍(jun) 事開支。而且政府發行了大量的會(hui) 子之後自身又不願接收，在百姓用紙幣納稅或繳納其他官項時，往往多方限製刁難。因此，楊萬(wan) 裏主張紙幣必須同金屬貨幣同時流通，紙幣能夠和金屬貨幣相兌(dui) 換，這樣才能被百姓所接受，實現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