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朝執政者治理國家、管理社會(hui) ，無不以政權長久和社會(hui) 穩定為(wei) 重要的目標，他們(men) 都很重視來自基層社會(hui) 的聲音——“輿情”的收集，傾(qing) 聽百姓的聲音，接受來自社會(hui) 各界的監督和批評。為(wei) 此還摸索出一些辦法，建立製度化的輿論監督體(ti) 係，以保證輿情上達，懲惡揚善，政通人和。

　　帝王巡曆，觀風問俗，傾(qing) 聽百姓的聲音

　　聖賢名君，是古代帝王的理想追求，如何治理好國家?從(cong) 遠古時代開始，先民們(men) 就在不斷探索並逐步形成一套被認為(wei) 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最高統治者定期到他所管轄的地區“巡狩”，巡行視察各地，意在觀風問俗，體(ti) 察民情，糾察官員，處理政務等。

　　據說，史前時代的帝王“五年一巡”，其他四年，各地諸侯王到京覲見，以示臣服與(yu) 監察之意。舜有“入於(yu) 山林川澤”野外探險的本領，“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在位期間，勤於(yu) 政事，開拓疆土，經常外出巡視，最遠時到達廣西蒼梧一帶，打通了江南與(yu) 中原的通道，史載“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yu) 蒼梧之野。”禹在位期間，足跡幾乎遍及天下，治水修河、降魔除怪、安撫黎民，最終也死在巡視天下的途中，據載：“十年，帝禹東(dong) 巡狩，至於(yu) 會(hui) 稽而崩”。秦統一六國後，始皇帝曾進行五次大規模的巡遊。雖然他的出遊飽受批評，但有兩(liang) 個(ge) 史實不容回避，一是他的巡遊名義(yi) 上遵循“三皇五帝”時的“巡狩”，二是初定天下，他希望通過到各地巡視，提高威望，打擊六國舊貴族勢力，加強對全國的控製。巡遊的地域涉及到今天的甘肅、陝西、河北、山東(dong) 、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和安徽等地。西漢武帝同樣重視對各郡縣的巡視，足跡遍及今陝西、山西、內(nei) 蒙、寧夏和遼寧、河南、山東(dong) 、湖北、江西等地。公元前110年，“天子巡邊，親(qin) 至朔方”。

　　帝王到各地巡遊，收集輿情是他們(men) 公開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像《北史·隋本紀下》中隋煬帝所講的：“朕故建立東(dong) 京，躬親(qin) 存問。今將巡曆淮海，觀省風俗。……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後世多認為(wei) 帝王巡狩興(xing) 師動眾(zhong) 、勞民傷(shang) 財，尤其是煬帝出遊過度，甚至客死在外出巡遊的路上，對後世觸動很大。所以，唐朝建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教訓，下令約束自己及後世帝王的出遊行為(wei) ，他認為(wei) 帝王出遊帶有很大的遊玩性質，娛樂(le) 的形式有很多，不必遠涉江湖，京城內(nei) 就可以滿足需要;即便是到地方觀省風俗，體(ti) 恤民情，收集輿情，也不必帝王親(qin) 自前往。他認為(wei) ，唐代有“忠良可接”，有身邊忠臣良將來輔佐，就沒有必要去求神仙來保佑了。

　　此後，曆代帝王的巡遊各地現象基本消失，僅(jin) 有個(ge) 別皇帝，如明武宗、清康熙和乾隆等還曾離開京城去遠足。但作為(wei) 最高統治者的帝王深知百姓對於(yu) 國家的重要意義(yi) ，深知民間輿論的重要，民意不可違背，民聲不可不聽。帝王直接到基層去收集輿情，是基於(yu) 中國古代對聖人君主的期盼與(yu) 要求，不到地方去同樣也要想方設法了解民意。唐太祖李世民雖然不再巡曆各地，但他卻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善於(yu) 納諫的帝王之一，也是最關(guan) 注民意與(yu) 民情的帝王之一。《貞觀政要·論政體(ti) 》中所講的“臣又聞古語雲(yun)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wei) 可畏，誠如聖旨”，揭示的正是唐初宰相魏征和唐太宗引用古訓強調民意的重要。所以，帝王離不離開京城，是否親(qin) 自到地方采集輿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民間輿論和民意的重視。

　　關(guan) 心民瘼，采聽社會(hui) 輿情，在古代中國有著悠久的傳(chuan) 統

　　魏征和唐太宗引“古語”“古訓”以表達重視民情輿論之意，在以儒家思想作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最核心內(nei) 容的背景下，仁者愛人，以民為(wei) 本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視民情輿論，體(ti) 現在國家政治體(ti) 製、司法製度和道德思想各層麵。關(guan) 心民瘼，采聽社會(hui) 輿情，在古代中國有著悠久的傳(chuan) 統。周朝時便設有采詩官，采詩觀風問俗，以了解民風、民情、民俗、民意。《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如果從(cong) 輿情監督和治國理政的角度去理解，它也算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中國輿論監督史。

　　《詩經》又稱“詩三百”，據說是孔子整理，收錄了自西周到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詩歌，約三百首。《詩經》也是“十三經”之一，“十三經”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思想文化的源頭和核心，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視。“六義(yi) ”是《詩經》最具代表性的六個(ge) 特點，包括風、雅、頌和賦、比、興(xing) ，其中“風”排在首位。何謂“風”?“風”是“國風”，計有15個(ge) “國”(地區)的詩歌，《詩經》三百首，風的部分就占了160首。被排在首位，一是數量最多，二它是《詩經》最精華的部分，它在治國理政中最具有現實的意義(yi) ，因為(wei) “風”來自民間，來自基層，反映的是人民的意願和心聲。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七月》是其中最長的一篇，八章八十八句，描寫(xie) 了農(nong) 民一年四季的農(nong) 業(ye) 勞動和勞役、田獵等，反映了人民樸素而真摯的情感。《碩鼠》更是一首現實主義(yi) 詩篇，它把統治者比喻成碩大的老鼠，既抨擊他們(men) 貪得無厭，又警告他們(men) 要愛惜百姓。“風”在古代具有輿論批評和監督的作用，已為(wei) 人所共識。如毛亨《毛詩訓詁傳(chuan) 》是最早《詩經》注本，其中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的教化不僅(jin) 是對上的，也是對下的，“詩之六義(yi) 非起於(yu) 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百姓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輿論監督與(yu) 治理施政之間的關(guan) 係在這裏得到最好的詮釋。

　　先秦以來的優(you) 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繼承與(yu) 發展，發揮民間輿論的監督作用，此後長期被以多種形式利用。清議之製在古代中國一直比較流行，自漢魏六朝，直到明清之間，以士大夫或士紳為(wei) 主要組織者，以民間輿論為(wei) 形式的清議，對國家政治進行監督或施加影響，在某些曆史時期還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清議，可議政，可議國，可議人，可議事。魏人曹羲在《至公論》中講“談論以當實為(wei) 清，不以過難為(wei) 貴……興(xing) 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東(dong) 漢末年出現的月旦評就是一種比較典型的點評時政、時人、時事的“談論”平台，汝南名士許劭、許靖兄弟自擬議題，邀請名流士子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月旦評標榜公平執中，裁量執政，關(guan) 注的重點聚焦在時政上，品核公卿，臧否朝政，從(cong) 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hui) 輿論，它對當時的社會(hui) 風氣、政治生態、官吏選拔和行政製度的運行，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要的監督作用，因此有學者認為(wei) “從(cong) 現代輿論學的角度來看，這是我國最早的一次真正意義(yi) 上的大規模、有組織的輿論監督行為(wei) ”。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良好的議政傳(chuan) 統，當時的民間輿論力量也頗為(wei) 強大。宋代學院和書(shu) 院教育的發達，文人參與(yu) 政治的熱情高，從(cong) 普通百姓到士紳官員都有比較自由地議論朝政的環境，他們(men) 以不同的方式評議時政，上到皇帝下到普通官員，都是被評議的對象。圖書(shu) 出版和文學藝術領域都比較開放，許多作品以誇張的手法和諷刺的語言，在社會(hui) 上形成了一股言論激進思潮，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也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當時社會(hui) 上出現了大量的“謠諺”抨擊時政，在《三朝北盟匯編》卷五十一，記載有時人的“十不管”之語，批評政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亂(luan) 管，不作為(wei) ，亂(luan) 作為(wei) ，可謂形象生動：“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砲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dong) 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ju) 人免解;不管河東(dong) ，卻管陳東(dong) ;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對奸臣童貫和蔡京把持朝政，禍民殃民，侵害百姓的行為(wei) ，民間也編了不少歌謠予以痛斥，吳曾《能改齋漫錄》中有“打破筒(童)，潑了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之句，曾敏行《獨醒雜誌》記有“殺了童蒿(童貫)割了菜(蔡京)，吃了羔兒(er) (高俅)荷葉(何執中)在”等，反映的都是百姓的詛咒之聲。

　　當然，民間的輿論自由度，主要取決(jue) 於(yu) 政府的管理度，對民間“妖言”“妖書(shu) ”等涉及到敏感政治事件或影響很大的，政府也必須出手幹預。到明清時期，隨著商業(ye) 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hui) 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私人販書(shu) 刻書(shu) 和商業(ye) 印刷業(ye) 的發達，來自民間的聲音越來越強勁，也迫使政府必須主動應對，既要監控好輿情，又要利用好輿論監督，做好製度建設。如果政府能聽到《碩鼠》歌謠中老百姓憤怒的哀怨，怎麽(me) 會(hui) 有後來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和“休道石人一隻眼，挑戰黃河天下反”憤怒的吼聲呢?正是因為(wei) 民間歌謠是輿情民意的表達，曆代王朝才會(hui) 如此重視來自基層社會(hui) 的輿情報告，才會(hui) 把輿論監督納入到國家的製度建設之中，通過製度規範來保障輿論能有效地發揮監督作用。

　　古代中國積極加強製度建設，把輿論監督納入國家管控體(ti) 係之中

　　在古代中國，把輿情作為(wei) 監督的一部分並製度化，出現是非常早的。規定有多個(ge) 方麵，一是天子巡狩五年一次，《孟子·告子》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二是諸侯(地方官)來京朝覲天子，陳述民情。三是委派專(zhuan) 官欽差到地方，“代天子巡狩”。四是建立專(zhuan) 門的言諫製度，或專(zhuan) 職的監察職官，巡曆天下，獲取輿情。五是允許百姓擊登聞鼓，上書(shu) 言事，或詔求直言等。

　　中國早期的地方官，郡州製下的地方長官稱“郡守”“太守”，“守”是劃地而治，代天子管理地方。而府、州、縣的長官，稱“知府”“知州”和“知縣”中的“知”強調的官員對轄區情況的了解。地方機構固定設立之後，中央又會(hui) 向地方派出監察官員，巡視地方，建立從(cong) 中央到地方的監察體(ti) 係，刺史從(cong) 監督官到地方化表明了其監察職能的突出地位。各朝代都有不同形式的負責對地方輿情監控的職官，巡行地方，發現問題，及時奏報或處置，這些機構、官員或機製的存在，是輿情上達的重要保證。

　　唐、宋時，京城設有進奏院等，它是地方在京的辦事機構，負責溝通中央與(yu) 地方之間的信息聯係，以保證上情下達，下情上聞，上下互通。在宋代，進奏院與(yu) 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糧料院、審計院和官告院合稱六院，這樣的機構設置，能保證文武官員及士民章奏表疏及時上呈。北宋慶曆年間，在進奏院任期的蘇舜欽有《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一文，作者以強烈的措辭和口吻，揭示民情、輿情與(yu) 國家穩定之間的關(guan) 係，認為(wei) 必須聽輿論、識民情。

　　明朝中央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監察與(yu) 諫議製度。朱元璋認為(wei) ，“(言官)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yu) 天下國家”。他曾給台諫官以“風聞言事”的權力，風聞奏事，言者無罪。早在建國前，他就對按察司的官員們(men) 說：“凡事當存大體(ti) ，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wei) 明，苛刻以為(wei) 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yu) 風憲矣”。洪武十年(1377)時，各道按察司官來朝，朱元璋再次詔諭各官員：“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wei) 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

　　明清時期的科道官、督撫製等，都有察訪社會(hui) 輿情的職責。由中央直接派出去的欽差，雖然多屬臨(lin) 時性質，卻也納入製度管理之中，代表皇權巡視地方，保證民間輿情可直達中央。從(cong) 明到清，陸續發展成熟並製度化的密疏製度，是更高級的輿論監督形式，除正常的監察體(ti) 係之外，有被賦予有密疏(折)言事的大臣，可更加靈活方便地把輿情直接奏報給皇帝，辦事的效率更高。

　　顧炎武在《日知錄·直言》中說：“‘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民之議矣”，顧炎武主張“許庶民之議”，就是允許百姓評議政治。在《日知錄·清議》條中，他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yu) 清議亡，而幹戈至矣。”由於(yu) 可見，清議政事、輿論監督，在以顧炎武為(wei) 代表的著名思想家看來，是多麽(me) 的重要，它既是中國優(you) 秀文化的代表，也是數千年中華文明代代相傳(chuan) 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