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的學者池田大作先生曾寫(xie) 過一本書(shu) 《我的人學》，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國——她是‘人學’的寶庫。”並特別提到司馬遷的《史記》正是“人學”寶庫的重要代表。“人學”是致力於(yu) 人的探索，而《史記》作為(wei) 開創紀傳(chuan) 體(ti) 的中國第一部正史，以人為(wei) 主體(ti) ，為(wei) 後世正史樹立了標杆，指明了方向。

　　《史記》記載了從(cong) 黃帝到漢武帝3000年的曆史。這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由五體(ti) 構成，包括《本紀》12篇，《表》10篇，《書(shu) 》8篇，《世家》30篇，《列傳(chuan) 》70篇，共130篇，52萬(wan) 餘(yu) 字。《史記》所述曆史內(nei) 容表現的社會(hui) 結構，以人為(wei) 主體(ti) ，在中國乃至整個(ge) 人類文化史上，是首次體(ti) 現曆史是“人”的社會(hui) 活動的發展史。《史記》全書(shu) ，記載了4000多位人物，立傳(chuan) 人物100多位，五體(ti) 中記載人物篇目達112篇。其中有帝王將相的傳(chuan) 、哲人的傳(chuan) 、滑稽的傳(chuan) 、遊俠(xia) 的傳(chuan) 、貨殖的傳(chuan) 等等，囊括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各個(ge) 行業(ye) ，充分展示了社會(hui) 的全貌，是留給後世以資借鑒的“人學”寶庫。

　　眾(zhong) 所周知，司馬遷作《史記》是直接效法孔子，是以《春秋》為(wei) 學習(xi) 榜樣的。但是孔子作為(wei) 春秋時期人，他所作的《春秋》是編年體(ti) 的史書(shu) ，是以記事為(wei) 主，孔子本人也宣稱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而司馬遷開創了紀傳(chuan) 體(ti) ，以人為(wei) 主體(ti) ，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這要從(cong) 當時的社會(hui) 背景說起。

　　春秋時期，雖然麵臨(lin) 禮崩樂(le) 壞的諸侯混戰局麵，但是社會(hui) 主導者還是貴族階層，而作為(wei) 平民百姓是難以彪炳史冊(ce) 的。而孔子也隻是“論史記舊聞，興(xing) 於(yu) 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yi) 法”。這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社會(hui) 背景。

　　經過秦末社會(hui) 大變革後，西漢政治開創了布衣將相之局，劉邦和許多開國功臣都是出身低微的農(nong) 民。劉邦父兄都是種地的農(nong) 民，周勃是吹鼓手，樊噲是狗屠，蕭何是刀筆吏，韓信是無業(ye) 青年，黥布是囚犯，這樣一群來自社會(hui) 最底層的人登上了治國舞台。民眾(zhong) 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原來人世間的一切是由人創造的。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漢興(xing) 六十餘(yu) 載，海內(nei) 艾安，府庫充實”，正是西漢達到鼎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位很有作為(wei) 的皇帝，他開疆辟土，勵精圖治，國家正是用人之際，於(yu) 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yu) 芻牧，弘羊擢於(yu) 賈豎，衛青奮於(yu) 奴仆，日磾出於(yu) 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yu) 茲(zi) 為(wei) 盛”。整個(ge) 國家不論血統貴賤，資曆深淺，門第高低，一律唯才是舉(ju) 。人們(men) 的潛能被挖掘出來，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可謂“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如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在這樣一個(ge) 個(ge) 人意誌高揚的時代，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可輕視，任何一個(ge) 人都有資格揚名青史。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chuan) 》中曾感慨地說：“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yun) 之士，惡能施於(yu) 後世哉?”一個(ge) 普通人要想讓自己的道德、名聲流傳(chuan) 於(yu) 後世，這其間如果沒有曆史家的記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司馬遷要把這些普通人寫(xie) 入《史記》，讓他們(men) 的道德、聲名也可以流傳(chuan) 後世。這是《史記》以人為(wei) 中心述史的社會(hui) 背景。

　　西漢盛世為(wei) 司馬遷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時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質條件，這是《史記》成書(shu) 的客觀因素，司馬遷所受教育、修養(yang) 及其經曆是《史記》成書(shu) 的主觀因素。《史記》之所以成為(wei) 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觀因素的統一、曆史的必然與(yu) 偶然錯綜交織的產(chan) 物。綜觀《史記》的“人學”背景還有許多，難以一一贅述，這裏僅(jin) 是擇其要者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