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作為(wei) 先秦文化的重要源頭，湧現出呂尚、管仲、晏嬰、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先聖先賢，他們(men) 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作出了卓著貢獻，僅(jin) 就“富民”思想而言，齊魯先賢的不少思想主張今天看來仍有很好的啟示或借鑒意義(yi) 。

　　治國之要，首在富民。齊魯先賢，不論孔子、墨子，還是管子、晏子等，都秉承了《尚書(shu) 》“民為(wei) 邦本”的民本思想，從(cong) 而對古代的國家治理思想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如《管子·治國》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認為(wei) ，治國之要，首在使民眾(zhong) 富裕，民眾(zhong) 富裕就易於(yu) 治理，否則難以駕馭。因此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比較富足的，社會(hui) 政治混亂(luan) 之國常常與(yu) 貧窮相伴。在管仲看來，道德水平與(yu) 經濟水平相輔相成，經濟水平高了，道德水準自然而然會(hui) 提高，正所謂“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cong) 而形成了先富足而後方可教化的思想。孔子亦是如此，《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由此可見，孔子把“足食”放在首位，認為(wei) 為(wei) 政為(wei) 官者，應首先考慮民眾(zhong) 的生活問題，隻有生活富足了，才能對其進行禮儀(yi) 教化，社會(hui) 才能進步，因此《論語·子路》曰：“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知，管子、孔子主張民眾(zhong) 先富而後禮、後教的思想和具體(ti) 做法，與(yu) 《尚書(shu) 》“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思想一脈相承，並且逐步形成了先秦時期延續不斷的重民思想傳(chuan) 統。

　　因地製宜，重視工商。齊國開國之君呂尚初到齊地時，麵對的環境非常惡劣，地多鹽堿，不宜耕種，人煙稀少，荒草叢(cong) 生。麵對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呂尚因地製宜，在注重改良土地、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同時，利用境內(nei) 礦藏、魚鹽等資源豐(feng) 富的特點，大力發展冶煉業(ye) 、漁鹽業(ye) 、絲(si) 麻紡織業(ye) 等手工業(ye) ，如《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e)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此外，他還利用齊國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傳(chuan) 統的優(you) 勢，著力發展商業(ye) ，推行與(yu) 列國通商的外貿政策，如桓寬《鹽鐵論》載：“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yu) 齊，財畜貨殖，世為(wei) 強國。”

　　利民惠民，與(yu) 民恒產(chan) 。管仲輔佐齊桓公，注重發展經濟，“設輕重漁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孔子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曾褒揚施恩惠於(yu) 民的鄭國大夫子產(chan) 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ang)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yi) 。”(《論語·公冶長》)弟子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止)於(yu)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如果能做到廣泛地施惠於(yu) 民，並能在貧困時救濟大眾(zhong) ，哪裏僅(jin) 是仁道，那一定是聖德了!恐怕堯舜也擔心難以做到呀!孟子主張給民以恒產(chan) 。他認為(wei) ，君主應使民眾(zhong) 對土地擁有常年耕種的權利。恒產(chan) 不僅(jin) 是農(nong) 民生活的物質保障，同時也是統治者能否有效實行統治的重要條件。《孟子·梁惠王上》曰：“五畝(mu)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mu)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頒白者不負戴於(yu)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認為(wei) ，百姓有了固定的土地，有了生活保障，還要辦好學校，反複地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等道理來教育他們(men) 。百姓衣食無憂，加之良好的文明教化，君王的地位就必然穩定。

　　推行仁政，輕徭薄賦。富民是愛民的最好體(ti) 現，作為(wei) 執政者，首先要對民眾(zhong) 有仁愛之心。孔子麵對“苛政猛於(yu) 虎”的現實，極力倡導仁政，他說：“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論語·為(wei) 政》)倡導“斂從(cong) 其薄”(《左傳(chuan) ·哀公十一年》)，讚揚大禹“卑宮室，盡力於(yu) 溝洫”(《論語·泰伯》)。管子堅守對老百姓“愛之、益之、利之、安之”的主張(《管子·樞言》)，提出“寬政役、敬百姓”，“省刑罰、薄賦斂”的政策(《管子·小匡》)。晏子麵對“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的廣大災民，勸諫齊景公不能終日聲色犬馬，不顧百姓饑寒，力陳不愛民恤民之害，促使景公賑濟災民。又勸諫齊景公輕徭薄賦，不能“厚取於(yu) 民，而薄其施”(《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好大喜功，不恤民力，長年役使百姓，修築高台、宮殿、道路，百姓不堪其苦。晏子以楚靈王的事實做比較，警示景公不恤民力的危害，勸其停止這些工程。孟子也主張施行仁政，輕徭薄賦，他勸諫當政者說：“王如施仁政於(yu)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yang) 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yu) 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勤勞致富，以貧為(wei) 恥。富裕是民眾(zhong) 的普遍願望。孔子說：“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裏仁》)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論語·述而》)充分表達了他對富貴的態度。但是，富裕不是嘴上說說就能得來的，要靠自己的勤勞，通過辛勤勞作才能致富。孔子鄙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並且說：“邦有道，貧且賤也，恥也。”國家政治清明，別人都逐步富裕了，而自己還總是貧窮，那就是恥辱。致富是每個(ge) 人的事，不能隻是依賴國家和別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

　　拒奢尚儉(jian) ，節用裕民。晏子反對奢靡之風，反對厚葬，倡導勤儉(jian) 節約。《史記·管晏列傳(chuan) 》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jian) 力行重於(yu) 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直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yu) 諸侯。”《晏子春秋》對晏嬰的節儉(jian) 多有記載。例如齊景公賜他千戶之縣為(wei) 食邑，他一再推辭不受。為(wei) 他建新宅，賜良馬大車，也不接受。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舍棄。這種節儉(jian) 樸素的生活作風為(wei) 齊國君民樹立了良好榜樣。荀子著有《富國》一文，其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yu) 。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yu) 。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荀子認為(wei) ，國家實現富足的途徑是節約用度，妥善儲(chu) 藏多餘(yu) 的財物。節約費用依靠禮製，使民眾(zhong) 富裕依靠政策。他認識到生產(chan) 、分配、消費是一個(ge) 統一的經濟過程。生產(chan) 是基礎，而分配和消費製約著生產(chan) 。墨子甚至發出“節儉(jian) 則昌，淫佚則亡”(《墨子·辭過》)的警告，認為(wei) 節約是富國安邦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