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各位同仁：

　　我提出一個(ge) 問題與(yu) 大家討論：如何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改革和政治經濟學?關(guan) 鍵詞是“戰略理性思維”。

　　我談四點看法。

　　第一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尊重曆史，尊重事實。

　　最近，為(wei) 總結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年，有關(guan) 方麵出了一套叢(cong) 書(shu) (共13部,今天與(yu) 會(hui) 的張卓元先生為(wei) 編委會(hui) 負責人之一)，其中，按研究專(zhuan) 長責成我負責撰寫(xie) 《所有製改革與(yu) 創新——中國所有製結構改革40年》一書(shu) 。經過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在過去40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上幹了兩(liang) 年多，終於(yu) 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讀書(shu) 日”出版、發行。

　　寫(xie) 作中，我深深體(ti) 會(hui) 到，要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首先要尊重曆史，尊重人民群眾(zhong) 創造的曆史。在書(shu) 中，我引用了習(xi) 近平同誌的一句話：“曆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ge) 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ge) 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這裏的精髓是“忠實記錄”。

　　在書(shu) 中我力求按“忠實記錄”來要求自己。寫(xie) 成績，“不虛美”;寫(xie) 問題，也“不掩飾”。特別是對改革曆史上的一些符號性人物盡量還原本相。如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nong) 民的“大包幹”手印，以及今天《新聞聯播》播的中國“10101號”工商營業(ye) 執照的領取者溫州人章華妹等等。對他們(men) 在改革史上的作用，都“忠實記錄”下來，並有相應的評價(jia) 。

　　但也有的進展不太順利。如，中國國有企業(ye) 改革“第一聲炮響”是哪裏開始的?是四川。1978年10月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是12月18日召開的)，他們(men) 10月份就下達了“擴大國有企業(ye) 自主權”的試點文件，體(ti) 現了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的一種曆史主動精神。

　　大的事件寫(xie) 上了，但是在寫(xie) 符號性的“代表人物”的時候，我遇到了麻煩。5月3日，在有關(guan) 部門請我談如何總結kaiyun官方地址40年的時候，我建議：我們(men) 能不能在紀念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年這樣一個(ge) 曆史時刻，很謹慎地、理性地、穩妥地解決(jue) 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現在大國博弈激烈，應該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民族內(nei) 部矛盾能化解就化解。對一些在改革史上起作用的人物，應該像習(xi) 近平同誌說的那樣：“忠實記錄”。一句話，“曆史不能隻露半邊臉”(我在《所有製改革與(yu) 創新——中國所有製結構改革40年》寫(xie) 了這句話)。

　　第二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走自己的路，堅持兩(liang) 個(ge) “不拘泥於(yu) ”。

　　中國40年的改革，既不拘泥於(yu) 傳(chuan) 統的或稱“經典的”體(ti) 製模式，也不拘泥於(yu) 當代西方某些國家的現存模式，而是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當代一種把“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新體(ti) 製的探求。這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ge) 創舉(ju) 。

　　這種探索是需要理論勇氣的。這裏順便回顧一件《經濟研究》編輯部支持探索的往事。1989年下半年之後，中國的理論界和社會(hui) 上出現了一股否定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錯誤思潮。穀書(shu) 堂老師帶著我寫(xie) 了篇《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商品經濟論綱》，《經濟研究》編輯部頂著當時的政治壓力，在1990年的第6期全文刊發，並且特意放在《經濟研究》的卷首。《新華文摘》當年第9期全文轉載。《經濟研究》編輯部表現了難得的理論勇氣。

　　這個(ge) 問題，即“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市場經濟相結合”，到今天還是很複雜的，並未完全解決(jue) 。怎麽(me) 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老老實實從(cong) 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兩(liang) 個(ge) “不拘泥於(yu) ”：第一，不拘泥於(yu) 傳(chuan) 統的，包括前蘇聯所謂“經典的”理論模式;第二，不拘泥於(yu) 發達國家現行的理論模式。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我們(men) 的政治經濟學。

　　第三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尋求“特”與(yu) “共”的有機結合。

　　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這裏麵的關(guan) 鍵字是個(ge) “特”字。但是，這隻是一個(ge) 方麵;同時，按照十九大精神，還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這裏麵的關(guan) 鍵字是“共”字。這就帶來一個(ge) “特”和“共”的關(guan) 係問題。

　　“特”和“共”的各自內(nei) 涵如何把握?我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核桃”還沒有砸開，特別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內(nei) 在聯係，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現在能講清楚的文獻還很少，探索空間很大。

　　建議：把國內(nei) 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研究和國際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研究結合在一起，把“特”和“共”整合起來探討。要融合起來，既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肯定是有些人類共同的東(dong) 西在裏麵，共同的規律在裏麵。我們(men) 的解釋可以和別人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沒有人類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近幾年人們(men) 回避、否定，個(ge) 別人甚至批“人類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是不對的。怎麽(me) 會(hui) 沒有“人類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否則，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就沒有根基了。

　　這個(ge) “特”和“共”怎麽(me) 融合?怎麽(me) 形成一個(ge) “特共一體(ti) ”的政治經濟學?在我看來，名字可變也可以不變，不變：還可以叫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但是它內(nei) 涵裏麵一定要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共同的規律和共同的價(jia) 值理念，也可以稱“特共一體(ti) ”的政治經濟學。此題可以進一步討論。

　　第四點，要“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在“根基論”的基礎上推進“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改革論》是我2013年出版的一部經濟哲學著作。我們(men) 下一步討論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一個(ge) 重要命題是怎麽(me) 樣在“根基論”的基礎上來推進包容性改革。

　　憲法和中央文件都寫(xie) 了“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是我們(men)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根基”，是“重要支柱”。在這個(ge) 根基基礎之上，我們(men) 現在的經濟包括公有經濟與(yu) 非公有經濟。問題是，怎麽(me) 科學地、理性的來把握這兩(liang) 種經濟形式?我在《所有製改革與(yu) 創新》一書(shu) 中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他說世界是“千姿百態”的，“玫瑰花”和“紫羅蘭(lan) ”各有自己的芳香。在我看來，中國的國有經濟、中國的民營經濟，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羅蘭(lan) ”，各有自己的芳香。不知大家是否能認同這種 “思維”?

　　要特別關(guan) 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花”。比如，我去華為(wei) 調研，他們(men) 十幾萬(wan) 員工，其中有9萬(wan) 員工持股，任正非先生隻占1.24%。像華為(wei) 這種9萬(wan) 人持股，老板隻占1.24%的企業(ye) ，究竟是什麽(me) 性質的?第一，它肯定不是國有的，跟中興(xing) 有質的區別;第二，它也不是傳(chuan) 統的私人企業(ye) 。但現在人們(men) 普遍把它列入“非公企業(ye) ”。這樣合適嗎?第三，有點類似於(yu) 馬克思說的“重建勞動者的個(ge) 人所有製”，但又有一點區別;第四，寫(xie) 實白描，它相當於(yu) 一個(ge) 集團內(nei) 部9萬(wan) 人的“共有製”。不過“共有”一詞，我又怕人們(men) 理解成“共產(chan) ”;故我說，它是一種非國非私的、勞動者勞動聯合與(yu) 資本聯合相結合的新型利益共同體(ti) (一種新型的公有製形式)。我們(men) 要追求包容性，追求創新性。

　　馬克思的“兩(liang) 朵花”理論和中國的“新花”實踐，核心是創新性思想和“包容性”的思想，而不是排斥性的思想。我們(men) 排斥了一些該排斥的東(dong) 西，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不該排斥的東(dong) 西啊。因此，怎麽(me) 樣學會(hui) “戰略理性思維”，是我們(men) 麵臨(lin) 的關(guan) 鍵問題。就講這些，謝謝。

　　(常修澤係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根據其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2018——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暨《經濟研究》複刊40周年”研討會(hui) 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