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一門人文學科，曆史學的性質究竟是不是“科學”的問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度引起人們(men) 的重視。受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中國史學界分別出現了對曆史學科學性質堅持和懷疑的不同聲音。就一般情況而言，曾表現出對“科學”的篤信程度越高，對曆史學性質問題爭(zheng) 議則越大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爭(zheng) 論者對於(yu) “科學”內(nei) 涵的不同理解，往往增加了爭(zheng) 論的複雜性和含混性。

　　對曆史學“科學”性質持懷疑或反對態度

　　曾把曆史學定義(yi) 為(wei) “敘述人類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梁啟超，在一戰結束遊曆歐洲各國後，對他曾深信不疑的進化史觀開始懷疑。受到德國新康德主義(yi) 理論和法國學者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梁啟超開始從(cong) 自然科學與(yu) 人文學科的區別方麵看待這個(ge) 問題，他認為(wei) ：“吾儕(chai) 常須以炯眼觀察因果關(guan) 係，但其所適用之因果律，與(yu) 自然科學之因果律不能同視耳。”他進而質疑曆史學的科學性質：“史學向來並沒有被認為(wei) 科學，於(yu) 是治史學的人因為(wei) 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那時候的病根，因為(wei) 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wan) 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矛盾不徹底的見解。”

　　另一位力主曆史學與(yu) 自然科學不同、曆史學不是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的學者是何炳鬆。何炳鬆翻譯了美國史家魯濱遜的《新史學》，受這本書(shu) 的影響，他認為(wei) ：“世之習(xi) 史者，不諳史學之性質及其困難，妄欲以自然科學之方法施諸史學，以求人群活動之因果，或欲以社會(hui) 學之方法，施諸史學，以求人群活動之常規。其言似是，其理實非。”他的結論是：“故史之為(wei) 學，純屬主觀，殆無疑義(yi) 。世之以自然科學視史學者，觀此亦可以自反矣。”

　　以梁啟超、何炳鬆等人為(wei) 代表，認為(wei) 曆史學完全不同於(yu) 自然科學、曆史發展中沒有因果關(guan) 係的觀點，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史壇成為(wei) 具有相當影響的一種觀點。

　　堅持曆史學的科學屬性

　　李大釗在以傳(chuan) 播唯物史觀為(wei) 主旨撰寫(xie) 的《史學要論》和其他論著中明確表示：“史學之當為(wei) 一種科學，在今日已無疑義(yi) 。”說明他對曆史學科學性質問題的肯定態度。李大釗反駁了那些懷疑和否定曆史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人事現象的複雜，於(yu) 研究上特感困難，亦誠為(wei) 事實;然不能因為(wei) 研究困難，遽謂人事科學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論定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見其不能?”因此，李大釗堅信曆史科學是可以建立起來的。

　　還有人對否認曆史學是科學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如徐琚清認為(wei) ，持曆史學不具有科學屬性的人，其主要依據是曆史學的研究對象既不能實驗也難以總結出定律，然而並非所有“科學”都能夠“實驗”，比如人類學、政治學等，至於(yu) “定律”問題，“曆史的定律——史律——的確很沒有標準。……然而萬(wan) 不能說沒有，或者不會(hui) 有;雖然人類活動非常複雜不定，但從(cong) ‘大勢’上觀察出共同趨向和變遷線索，是很可能的”。徐琚清並不把所謂“實驗”和“定律”認定為(wei) 自然科學範疇中的狹義(yi) 屬性，在他看來曆史變遷的大勢還是有規律可尋的。

　　堅持曆史學的科學屬性，除了受到五四時期倡導“科學”“科學方法”的重要作用的影響外，還有像李大釗這樣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堅信在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下，曆史學通過對包括人類發展中經濟因素等方麵的深入研究能夠發現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態度有直接關(guan) 係。

　　曆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五四時期，除了上述對曆史學科學性質問題的兩(liang) 種對立的觀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觀點，即認為(wei) 曆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胡適曾說：“史學有兩(liang) 方麵：一方麵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搜集與(yu) 整理;一方麵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yu) 解釋。”受杜威實驗主義(yi) 的影響，胡適反複申明曆史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他並未過多強調自然科學與(yu) 人文學科的不同特點，而是更看重“科學方法”帶給曆史學的重視材料、關(guan) 注研究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意識與(yu) 科學精神，他認為(wei) 這比討論曆史學究竟是不是科學更為(wei) 重要。張蔭麟的觀點是：“史學應為(wei) 科學歟?抑藝術歟?曰：兼之。”他是把曆史學歸入“科學”的範圍之內(nei) 的，但是又將曆史學與(yu) 自然科學的不同性質特點作了區別。

　　在曆史學性質問題上，以創刊於(yu) 1922年的《學衡》雜誌而得名的學衡派學人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在曆史觀方麵，學衡派因強調人的主觀因素的作用而不承認存在著客觀的、影響曆史發展的基本動因。如繆鳳林說：“史為(wei) 人類之活動，人類各方麵之運動，皆起於(yu) 適應保生樂(le) 生之需要……研究曆史，亦不外乎人類保生樂(le) 生之活動。”這與(yu) 學衡派的“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dang) ，不激不隨”的基調相吻合，並直接反映到對曆史學性質的看法中。學衡派一方麵強調曆史學的相對性，另一方麵也肯定了曆史學的科學性。他們(men) 既不主張把曆史學看作是與(yu) 自然科學的性質完全相同的一門科學，也反對將曆史學看作是與(yu) 自然科學迥異的純然“主觀”的學問。他們(men) 並不是簡單地折中或模糊曆史學是不是科學的觀點，而是非常認真地探討曆史學的科學因素和曆史學自身的特殊性。

　　經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激烈爭(zheng) 論，中國學術界關(guan) 於(yu) 曆史學性質的看法基本形成脈絡分明的若幹種觀點。一個(ge) 在西方史學界孳生並引發長期爭(zheng) 論的問題，在中國史學界開辟了新的“戰場”，產(chan) 生了積極成果，反映了社會(hui) 轉型背景下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獨特路徑。對曆史學性質問題的討論，是中國近代史學轉型的表現之一，對此後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具有積極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