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參考報》記者梳理，與(yu) 2014年相比，今年計有26個(ge) 省（區、市）下調了城鄉(xiang) 收入的同比增長目標，4省（區、市）保持不變，僅(jin) 有西藏目標上調。計有22個(ge) 省（區、市）2014年城鄉(xiang) 收入增長未能同時達到年初設立的增長目標，其中8省（區、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nong) 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均不及預期。此外，在13個(ge) 公開公布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區、市）中，實際增速慢於(yu) 該省去年地區生產(chan) 總值（GDP）增速的有9個(ge) 。

 

　　專(zhuan) 家表示，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城鄉(xiang) 收入增長目標下調符合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各級政府應加大保障支出，確保低收入群體(ti) 的利益。

 

　　從(cong) 各地情況看，僅(jin) 有西藏將收入增長目標從(cong) 去年的“農(nong) 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上調為(wei) “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0%”。陝西、江西、安徽、內(nei) 蒙古的收入增長目標基本保持不變。其餘(yu) 26個(ge) 省（區、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調了城鄉(xiang) 收入的同比增長目標。其中，重慶、江蘇、廣東(dong) 、上海、遼寧5個(ge) 省市去年與(yu) 今年均提出，當地居民收入增長要與(yu) 經濟增長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這5個(ge) 省市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均較去年有所下調。

 

　　各省比較來看，吉林從(cong) 去年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nong) 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2%”下調至今年的“城鄉(xiang)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8.5%左右”，下調幅度最為(wei) 明顯。其次是雲(yun) 南，再次是山西。此外，天津、青海、甘肅、寧夏4個(ge) 省（區、市）同步下調了城鄉(xiang) 收入增長目標各2個(ge) 百分點。

 

　　對於(yu) 今年城鄉(xiang) 收入增長目標普遍下調，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認為(wei) 符合新常態下經濟形勢的客觀實際。他說，從(cong) 經濟規律看，經濟增長與(yu) 收入增長為(wei) 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在經濟下行後還維持收入的高增長並不現實，反而可能更加擠壓現階段已經較薄的產(chan) 品利潤，使得產(chan) 品價(jia) 格更加缺乏競爭(zheng) 力。收入增長率雖然下降，但與(yu) 以前相比，居民收入水平已經躍上較高水平。我國目前在世界上已經位居中高收入國家之列。居民收入增長很難再複製以前那種高增長的情況。發達國家的曆程證實了同樣的情形。不過一個(ge) 有利的情況是，在收入增長放緩的同時，通脹水平也一同下降。這使得居民收入實際購買(mai) 力水平的增幅要大於(yu) 名義(yi) 收入對購買(mai) 力水平的提升。

 

　　數據也支持胡遲的觀點。以較發達省份江蘇為(wei) 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該省GDP分別同比增長10.1%、9.6%、8.7%；城鎮居民收入分別名義(yi) 增長12%、9.6%、8.7%。

 

　　而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呂慶喆博士看來，影響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在於(yu) 收入增長缺乏長效機製。首先，企業(ye) 職工收入與(yu) 效益協調增長機製雖已建立，但是企業(ye) 工資指導線的落實程度總體(ti) 偏低，尤其是在外資、合資、私營企業(ye) 中知曉率低、執行力度小。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有待建立。其次，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職工的工資標準已經多年沒有進行調整，工資正常增長機製尚未建立，工資增長對臨(lin) 時性增資政策的依賴性較強。

 

　　此外，還存在部分結構性原因。國家發改委社會(hui) 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wei) ，隨著國有企業(ye) 負責人薪酬製度改革和反腐敗鬥爭(zheng) 開展等直接或者間接影響收入分配秩序政策的實施，城鎮中高收入戶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將會(hui) 明顯下降；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農(nong) 產(chan) 品物價(jia) 水平將顯著下降，這將降低農(nong) 民經營性收入的增長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戶農(nong) 民收入增長速度；產(chan) 業(ye) 結構發展不合理導致大學畢業(ye) 生需求量增長緩慢，加之大學畢業(ye) 生供給增加，兩(liang) 者共同作用導致大學畢業(ye) 生工資增長乏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yu) 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jun) 認為(wei) ，在收入增長目標回落的同時，政府應該增加保障支出，以穩定尤其是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和消費，這既可以采用減稅的辦法，也可以擴大民生開支。他還解釋說，地方財政支出不僅(jin) 是用來投資，還包括三公經費和民生保障性支出兩(liang) 大部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保障性支出必然隨之增大，這並不意味著地方在超出實際情況地上項目。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表示，當前，經濟增速持續減緩中出現了新的困難和風險。企業(ye) 經營困難加重，利潤由增變減；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公共財政支出收縮；居民收入增速降低，消費增速減緩。新常態下，麵對經濟下行加重，應當從(cong) 容應對，不走老路錯路。應當注重擴大消費，把寶貴的公共財政資源用到增大社會(hui) 保障尤其是新型城鎮化農(nong) 民轉移進城的社會(hui) 保障上，提高城鄉(xiang) 廣大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市場需求。

 

　　當然，治本的辦法還是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所所長陳光金認為(wei) ，一是要繼續加大力度，建立農(nong) 民增收新機製，進一步縮小城鄉(xiang) 收入差距。二是要重視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連續幾年低於(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長速度的問題。三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個(ge) 人所得稅製度和征繳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