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ge) 國家的司法實踐總是根植於(yu) 本國國情和社會(hui) 現實，根植於(yu) 本國內(nei) 在固有的文化之中，對司法的研究不可能離開對該國社會(hui) 和文化曆史的考察。而說到我國古代司法傳(chuan) 統，就不得不提到宋代。

　　南宋有一個(ge) 著名的案例：宋孝宗時期，有一名叫阿梁的農(nong) 婦，因涉嫌謀殺罪被判斬刑。但阿梁不平，前後翻供近10次，司法部門審理了9年，但直到最後，阿梁依然不認罪，且缺乏確鑿的物證支持，法官最後依據“罪疑惟輕”準繩，下判決(jue) 書(shu) 免阿梁一死，從(cong) 輕發落。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案件會(hui) 審理長達9年之久?雖然難以還原案件的細節，但我們(men) 也許可以從(cong) 宋代的司法製度中找到答案。

　　宋代是中國古代法律全麵發展的時期。隨著工商業(ye) 的繁榮發展，宋代的民事、涉外商貿、貨幣金融等法律不斷完善，人民的財產(chan) 、權利意識有所提升，相關(guan) 的司法保護也隨之發展。宋代司法活動體(ti) 現出較高的理性，積累了豐(feng) 富的實踐經驗。

　　對司法活動高度重視。在宋代統治者看來，司法審判事關(guan) 國家命運，事關(guan) 百姓苦樂(le) ，須給予高度重視。宋太宗曾說：庶政之中，獄訟為(wei) 切。欽恤之意，何嚐暫忘。他多次勸諭司法官員認真研讀法律。同時，宋代還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法官隊伍的素養(yang) 與(yu) 司法公正的密切聯係。從(cong) 事司法活動的主體(ti) 是法律實施效果的重要保證，宋代雖沒有現代意義(yi) 上的職業(ye) 法學家和法官，但士大夫群體(ti) 作為(wei) 禮法文化的維係者和傳(chuan) 承者，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宋代十分重視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試，通過在科舉(ju) 中設置明法一科來改變文人的知識結構，在宋神宗時期，對於(yu) 已經及第的具備做官資格的士人，還要進行法律考試——出官試，將具備較高的法律素養(yang) 作為(wei) 選拔司法官員的必備條件。宋太宗曾說：法律之書(shu) ，甚資政理。在宋代，規模宏大、組織嚴(yan) 密的法律考試，培養(yang) 了士大夫的法律意識及法律素養(yang) ，造就了宋代許多著名的司法官員及法律專(zhuan) 家。宋代通過對司法官員職責和能力的重視，來塑造司法官員的職業(ye) 威信，從(cong) 而建立良好的社會(hui) 秩序，實現人們(men) 對司法公正的期待。

　　分權製衡，鞠讞分司。考察宋代的司法，可以發現其中有較多的法理思考和實際措施，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鞠讞分司”，其含義(yi) 是案情調查與(yu) 司法判決(jue) 互相分離，各司其職，互不幹擾，相互製衡。在中央，司法機構仍承唐製為(wei) 大理寺、刑部、審刑院、禦史台，但同時又成立了專(zhuan) 門受理向皇帝投訴的機構，即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軍(jun) 頭引見司，這為(wei) 申訴人提供了上訴的機會(hui) ，旨在防止司法舞弊事件，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在地方，路一級的大監察區設置有提點刑獄司，與(yu) 今天的巡回法院有相似之處。提刑司負責審核州府上報的刑案，對沒有疑難的死刑案擁有終審權與(yu) 核準權，但疑案須奏報大理寺複審。提刑司也有權力組建臨(lin) 時法庭，開庭審理州法院的上訴刑案。為(wei) 了審判的有效性，審判機構分專(zhuan) 門審判機構，其主要包括軍(jun) 事審判機構、財經審判機構和臨(lin) 時審判機構，臨(lin) 時審判機構主要包括雜議、製勘院、推勘院，這種嚴(yan) 密的審判機構能夠有效地提供權利救濟途徑。

　　對訴訟程序及司法規律的尊重和遵循。在宋代，司法的程序非常繁複和周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ge) 程序就是錄問，它是宋代重大刑事案審判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是指在庭審結束之後，凡徒罪以上的刑案，庭審程序結束後，便進入錄問程序。由一位依法不需要回避的司法官擔任錄問官，至獄中向嫌犯宣讀供狀，核對供詞，詢問嫌犯所供是否屬實。該程序的目的在於(yu) 發現冤情、駁正錯案。阿梁案中，犯罪嫌疑人對案件的異議是案件重審的起因，而缺乏確鑿證據則是從(cong) 輕判罪的理由。從(cong) 司法規律來看，訴訟活動不斷走向文明的一個(ge) 重要標誌就是證據製度的不斷理性化和經驗化。宋代的證據製度，除了傳(chuan) 統的人證外，物證和書(shu) 證得以普遍使用，尤其是類似於(yu) 今天的刑事偵(zhen) 查、現場勘驗、法醫鑒定等專(zhuan) 門技能的廣泛運用，使傳(chuan) 統訴訟活動的科學性得到了較大提升。而且無論言辭證據，還是實物證據，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發展，強調一定要有確鑿的證據才能下結論，不要主觀臆斷。尤其是檢驗製度，該製度主要包括檢驗範圍的規定，要求證據必須經過報檢、初檢、複檢三個(ge) 程序，且必須製作筆錄，這為(wei) 案件審判的準確性提供了科學依據。

　　司法官員的人文情懷。國家對司法官員在能力素養(yang) 方麵的考察以及在製度、程序上的縝密設置，使得司法主體(ti) 具備了依律斷案的現實性，但宋代的司法傳(chuan) 統還與(yu) 士大夫的時代風貌，即關(guan) 注生命、以人為(wei) 本的人文精神有著密切關(guan) 聯。斷獄聽訟，對於(yu) 司法官員來說，懂法曉律，嫻熟司法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興(xing) 教化、厚人倫(lun) 的社會(hui) 意義(yi) 也不能被忽視。從(cong) 宋代的許多司法判例來看，在司法實踐的運作過程中往往體(ti) 現出矜恤弱勢群體(ti) 和慎刑的態度。我們(men) 不可能要求當時的司法官員按“疑罪從(cong) 無”的現代法治理念斷案，慎用刑罰已經是很值得肯定的了。對阿梁從(cong) 輕判決(jue) 正說明了這一點。例如，處理財產(chan) 之爭(zheng) 時，“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處理家庭糾紛時，考慮到對家庭秩序的維護和社會(hui) 矛盾的實質解決(jue) ，等等。當然，對情理的追求並不代表完全脫離法律而走向純粹的道德世界，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在保持足夠的司法理性的前提下，將以人為(wei) 本貫穿到司法理念與(yu) 運作機製的內(nei) 在訴求之中。因此可以說，是宋代嚴(yan) 密的司法製度和慎刑的理念救了阿梁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