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ge) 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隻能靠實踐來檢驗。依靠這一方法，馬克思一次次完成了理論創新和自我超越。

　　由於(yu) 馬克思把自己學說的命運同社會(hui) 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確保了《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能夠緊跟時代甚至引領時代，永不過時。

　　“如果我們(men) 選擇了最能為(wei) 人類而工作的職業(ye) ，那麽(me) ，重擔就不能把我們(men) 壓倒，因為(wei) 這是為(wei) 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men) 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le) 趣，我們(men) 的幸福將屬於(yu) 千百萬(wan) 人，我們(men) 的事業(ye) 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hui) 永遠發揮作用，而麵對我們(men) 的骨灰，高尚的人們(men) 將灑下熱淚。”

　　這段非常著名的話，出自17歲的馬克思的高中畢業(ye) 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ye) 時的考慮》。馬克思在中學時就提出了選擇誌向的原則。循著這一原則，馬克思孜孜不倦地奮鬥，用他革命的一生踐行了這一偉(wei) 大誌向。

　　以實踐檢驗權威、超越權威

　　讓我們(men) 記住鐫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哲學家隻是解釋世界，問題在於(yu) 改變世界。”

　　如何“改變”?年輕的馬克思拜先哲為(wei) 師，吸收其思想精華;同時以實踐作工具，來檢驗先哲們(men) 的理論，從(cong) 而發現問題，不讓思維禁錮於(yu) 對世俗權威的迷信之中。

　　從(cong) 確定為(wei) 人類解放而獻身的偉(wei) 大抱負，到《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誕生，13年間，馬克思在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的結合中完成了從(cong) 唯心主義(yi) 到唯物主義(yi) 、從(cong) 革命民主主義(yi) 到共產(chan) 主義(yi) 的轉變。馬克思的轉變曆程，自始至終體(ti) 現著“改變世界”的創新精神。

　　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些大人物都曾被馬克思奉為(wei) 精神偶像。但馬克思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人雲(yun) 亦雲(yun) ，而是從(cong) 實踐中檢驗每個(ge) 理論的漏洞和破綻。他用黑格爾的革命精神和辯證法的“批判的武器”，來克服康德哲學中抽象和具體(ti) 的對立;繼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又發現黑格爾的思想並不能幫他解決(jue) 一些具體(ti) 問題，於(yu) 是堅決(jue) 同黑格爾唯心主義(yi) 決(jue) 裂，宣揚費爾巴哈唯物主義(yi) ;最終他了解了“革命實踐活動”的目的，認識到費爾巴哈唯物主義(yi) 是機械的、片麵的、非曆史非辯證的，創造出屬於(yu) 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yi) ”，實現“改變世界”的目的。

　　學習(xi) 、質疑、批判，這恰恰體(ti) 現出馬克思對於(yu) 探索真理的虔誠的態度。用實踐來檢驗真理，這一方法，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他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問題，這不是一個(ge) 理論問題，而是一個(ge) 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這就清楚地告訴世人，一個(ge) 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隻能靠實踐來檢驗。依靠這一方法，馬克思一次次完成了理論創新和自我超越。

　　“實踐問題”，這是貫穿馬克思一生而思考的問題。馬克思認為(wei) ，對於(yu) 自己所處的時代來說，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各類標新立異的思想派別彼此間互相寫(xie) 文吵架，但隻是流於(yu) 言語和表達形式上的爭(zheng) 辯，卻沒有意識到真正要緊的是關(guan) 注社會(hui) 實際的發展變化，以及製定切實有效的行動方案。

　　馬克思用實踐的原則代替了思辨的原則。但實踐活動的地點放在哪裏?馬克思擺脫了當時流行的本末倒置的哲學和國家理念的束縛，認識到要獲得理解人類曆史發展的鑰匙，不能到“大廈之頂”去尋找，而應當走進“市民社會(hui) ”，關(guan) 注人的勞動生產(chan) 。

　　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的工人運動進入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zheng) 和政治鬥爭(zheng) 時期。他們(men) 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新的綱領。在這種曆史背景下，馬克思研究了各國的革命史，直接參加了許多工人團體(ti) 的活動，並同它們(men) 保持密切聯係，在1844年發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與(yu) 此同時，作為(wei) 馬克思親(qin) 密戰友的恩格斯也沒有高高在上，而是在紡織工廠和工人住宅區與(yu) 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還結識了一批社會(hui) 主義(yi) 者和工人運動的領袖，密切關(guan) 注和支持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1845年，他通過親(qin) 身觀察和可靠材料寫(xie) 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有著資產(chan) 階級身份的恩格斯，卻能寫(xie) 出深刻反映工人階級狀況的理論著作，這無疑讓馬克思產(chan) 生極大的興(xing) 趣。1844年，在巴黎第二次見麵時，馬克思便迫不及待地問道：“你是怎麽(me) 做到的?”可以想象，恩格斯的社會(hui) 實踐之法為(wei) 馬克思解決(jue) 問題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幫助。在今後的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的曆程中，馬克思也正是綜合了兩(liang) 個(ge) 人各自的實踐成果，將之上升為(wei) 共同的理論，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誕生奠定了基石。縱觀《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理論觀點，無一不帶有實踐的烙印;這一烙印，也使《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區別於(yu) 以往任何一種著作。

　　以嚴(yan) 謹的態度對待學術問題

　　馬克思主義(yi) 產(chan) 生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ge) 批判地繼承、借鑒地吸收的過程。而《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則是以實踐來批判和借鑒前人理論的典範。作為(wei)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第一部著作，《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在以實踐為(wei) 武器去偽(wei) 存真的同時，也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自身的成色。若沒有嚴(yan) 謹的創作態度，是難以達到這一要求的。

　　馬克思對待學術的嚴(yan) 謹，很大程度體(ti) 現在對待著作的責任心上。他說：“我還有這樣一個(ge) 特點：要是隔一個(ge) 月重看自己所寫(xie) 的一些東(dong) 西，就會(hui) 感到不滿意，於(yu) 是又得全部改寫(xie) 。”《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全文僅(jin) 2.5萬(wan) 字，然而卻字字珠璣，這是馬克思對自己苛刻要求的結果。凡未經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的作品，他決(jue) 不出版。恩格斯曾給馬克思寫(xie) 信說：“……對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馬虎一次也好……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原因一直是你過於(yu) 嚴(yan) 謹。”但馬克思不能忍受將不完美的東(dong) 西公之於(yu) 眾(zhong) 。馬克思曾告訴他的女婿拉法格，他寧願自己的手稿燒掉，也不願半生不熟地遺留於(yu) 身後。

　　1844年，馬克思埋頭於(yu) 不為(wei) 人知的艱苦寫(xie) 作之中，寫(xie) 作內(nei) 容甚至連恩格斯也不知情。80多年後，這些厚厚的手稿才被後人發表出來，命名為(wei)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重要的手稿為(wei) 何當初沒有發表?這恐怕是跟馬克思嚴(yan) 謹的態度分不開的。在他看來，自己需要向恩格斯請教有關(guan) 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在是太多，很多論據都需要核對清楚。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事實，把沒有作最後校正的手稿拿給別人看，對他來說是痛苦的事情。

　　馬克思的嚴(yan) 謹，還體(ti) 現在對待工作親(qin) 力親(qin) 為(wei) 。為(wei) 了研究需要的資料，他不厭其煩地做著許多瑣碎的事情。為(wei) 了證實哪怕一個(ge) 不重要的事實，他經常奔走於(yu) 圖書(shu) 館與(yu) 博物館，作詳細的讀書(shu) 筆記。在1843年到1847年間，他寫(xie) 出24本經濟學筆記，摘錄了從(cong) 17世紀到19世紀大約70個(ge) 經濟學家的著作。為(wei) 了能閱讀第一手資料，馬克思在50歲時開始學習(xi) 俄文，不到兩(liang) 年，就能順利地閱讀俄國文獻了。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吃驚地發現，馬克思的稿紙裏竟有超過兩(liang) 立方米的材料是俄國的統計數字。

　　嚴(yan) 謹，造就了馬克思極為(wei) 紮實的理論功底和淵博的知識體(ti) 係，讓他在集中創作《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那段時期能文思泉湧、信手拈來。從(cong) 1847年12月到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僅(jin) 用了不到兩(liang) 個(ge) 月就創作完成《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看似一揮而就的輕鬆，其背後是十幾年的刻苦勤奮。《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和無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學說，無一不是他們(men) 十幾年理論創新、親(qin) 身實踐、嚴(yan) 謹治學累積的成果。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翻開最新一版《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不同時期特點和不同國情，為(wei) 其在各國出版撰寫(xie) 的7篇序言。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兩(liang) 位偉(wei) 人在近半個(ge) 世紀裏，不斷向世人傳(chuan) 達著他們(men) 的觀點：革命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時根據形勢，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體(ti) 現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yi) 的特點，概括了兩(liang) 位偉(wei) 人所秉持的理念。在他們(men) 看來，一套科學的理論並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同具體(ti) 的時代背景有密切聯係。《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發表25年後，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經曆了長期低潮的考驗。一係列實踐上的“重創”導致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備遭質疑。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馬克思發表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堅定地說道：“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ge) 《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ge) 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又指出，《宣言》中的一些觀點、一些論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經過時了”，如果可以重寫(xie) ，“許多方麵都會(hui) 有不同寫(xie) 法”。1848年歐洲爆發資產(chan) 階級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以為(wei) “偉(wei) 大的決(jue) 戰已經開始”“結局隻能是無產(chan) 階級的最終勝利”，但到了1895年，恩格斯則明白無誤地指出：“曆史表明我們(men) 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men) 當時的看法隻是一個(ge) 幻想。曆史走得更遠：它不僅(jin) 打破了我們(men) 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chan) 階級借以鬥爭(zheng) 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zheng) 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麵都已經過時了。”

　　就像在序言中所說，“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wei) 轉移”，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曆史事實的發現，對《宣言》的個(ge) 別論點作了修改。這並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使自己的理論更加經得起曆史的檢驗，繼而引導後人正確理解《宣言》的應有之義(yi) 。

　　“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wei) 轉移”，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待和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他們(men) 的理論不是教條主義(yi) ，而要時刻與(yu) 時代發展條件相結合。恩格斯說：“我們(men) 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認為(wei) 人們(men) 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yi) ”是一種“誤解”。正是由於(yu) 馬克思把自己學說的命運同社會(hui) 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確保了《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能夠緊跟時代甚至引領時代，永不過時。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馬克思的這一方法論，為(wei) 世人學習(xi) 《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指明了方向——共產(chan) 黨(dang) 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開辟前進道路，同時又不能將之標簽化、套路化，而是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聯係實際創造性地加以運用，並在實踐中將其發展到新的水平。毛澤東(dong) 當年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知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yi) 者;等於(yu) 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yi) 者;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yi) 者。正因為(wei) 如此，毛澤東(dong) 讀懂了《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讀懂了馬克思，在並沒有大量無產(chan) 階級、並不具備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哲學條件”的中國，開辟了一條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同馬克思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1872年序言中的“告誡”與(yu) “教誨”，在話語體(ti) 係上何其相似，在思想方法上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