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今後一個(ge) 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降成本是其中重要內(nei) 容。當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觀成本，也就是通過深化改革來降低製度成本。

　　過去我國的發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現在變成高成本，但整體(ti) 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經濟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根本原因是體(ti) 製機製改革滯後，製度成本高。

　　資源錯配，投入多，產(chan) 出少，經濟運行成本自然會(hui) 高。產(chan) 能過剩意味著設備利用率低，有大量的無效成本;杠杆率高意味著財務費用過重，成本就上去了;庫存多導致資金周轉慢，也推高成本，這些都是資源錯配的成本。“僵屍企業(ye) ”就是典型的資源錯配，杠杆率高實際也是資金的配置出了問題。要素不能市場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適的途徑上，會(hui) 提高整個(ge) 經濟運行成本，多數企業(ye) 難以幸免。

　　而社會(hui) 誠信缺失，風險水平上升，經濟社會(hui) 運行成本也會(hui) 全麵提高。經濟運行是相互關(guan) 聯的，其中一個(ge) 企業(ye) 不守契約，會(hui) 影響一串企業(ye) 。若許多企業(ye) 不講誠信，則企業(ye) 之間的交易成本會(hui) 大大增加。融資成本高，也與(yu) 誠信不足引發的風險擴大直接相關(guan) 。為(wei) 規避風險，過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擔保、認證和公證等最終都會(hui) 添加到融資成本的賬單上。

　　製度變遷遲緩，風險溢出會(hui) 導致成本上升。生產(chan) 、生活的成本本質上都是因風險轉化而來的。當定價(jia) 機製不是按照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來的風險來定時，公共風險水平就會(hui) 上升，意味著所有的生產(chan) 要素都會(hui) 變貴。高成本與(yu) 高風險隻是同義(yi) 的不同表述而已。

　　要降低整個(ge) 社會(hui) 的公共風險水平，那就要加快製度創新步伐，使製度和風險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匹配，充分發揮製度及時防範化解風險的功能。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破除勞動力、土地、資金、能源、科技等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ti) 製機製障礙。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yi) ，也是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的關(guan) 鍵。

　　二是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屍企業(ye) ”導致的資源錯配。轉向以資本為(wei) 導向來做優(you) 做強做大國有經濟，通過資本優(you) 化配置來夯實國有經濟。這需要轉變單一以國企為(wei) 導向的國有經濟發展思路，把國有經濟的微觀基礎從(cong) 企業(ye) 轉移到資本上來。

　　三是加快科研事業(ye) 單位管理體(ti) 製改革，實現產(chan) 學研的深度融合，解放人才創造力。人才是我國當前發展的根本製約因素，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礙人才流動和優(you) 化配置的體(ti) 製機製。當前的事業(ye) 單位體(ti) 製對人才培養(yang) 、使用和發展產(chan) 生了嚴(yan) 重束縛，亟待改革。

　　四是加快社會(hui) 身份製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強人力資源的內(nei) 生動力。城鄉(xiang) 身份、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編製內(nei) 編製外身份帶來了社會(hui) 的不平等，應通過社會(hui) 化改革，實現所有社會(hui) 成員從(cong) “身份人”向“社會(hui) 人”的轉變。

　　五是加快金融監管改革，減少金融扭曲，破除“錢多反而貴”的悖論。資金的供需結構脫節，與(yu) 金融監管帶來的扭曲密切相關(guan) 。金融監管不是針對所有的金融行為(wei) 和金融風險，而隻是針對產(chan) 生公共風險的金融行為(wei) ，這需要以大數據分析為(wei) 基礎的新監管模式。好的監管不是在前台吆喝，而是在後台分析，尋找公共風險的蛛絲(si) 馬跡。

　　六是加快財稅改革，從(cong) 收錢、花錢方式的改革來倒逼國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一個(ge) 國家收錢、花錢的方式，代表了一個(ge) 國家的治理方式。財政支出結構固化、資金使用碎片化，表麵上看是財政事務問題，從(cong) 深層看是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問題。需借黨(dang) 和國家機構係統性重塑的東(dong) 風，真正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

　　七是加強和完善法治，保護產(chan) 權，穩定預期，提升社會(hui) 誠信水平。如果說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那麽(me) 產(chan) 權則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基石。我國需要徹底解決(jue) 所有權清晰而產(chan) 權不清晰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保護產(chan) 權，穩定長遠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