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消費改變中國，也將改變世界。中國大國的優(you) 勢，在於(yu) 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消費與(yu) 製造業(ye) 升級。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hui) 議，時隔三年再提“擴大內(nei) 需”，此內(nei) 需或與(yu) 之前的內(nei) 需不同，擴大國內(nei) 消費很可能成為(wei) “新內(nei) 需”。

　　在未來3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取決(jue) 於(yu) 能否在確保製造業(ye) 全球份額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增長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費占比。2016年，中國製造業(ye) 占G20的比重為(wei) 34.8%，而居民消費占比僅(jin) 為(wei) 10%。

　　中國消費潛力即是經濟增長的韌性。根據國際經驗估計，未來30年，按不變價(jia) 計算，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大約將增長4-7倍左右;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名義(yi) 消費增幅或可能會(hui) 高達18-32倍左右;而如果維持過去30年中國名義(yi) 消費支出增速，年均增長14.1%，人民幣計價(jia) 的中國名義(yi) 消費支出將增長52.5倍。

　　從(cong) 消費結構看，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大致相當於(yu) 美國上個(ge) 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在東(dong) 部較發達地區，非必需品占比已接近60%，與(yu) 日本相同人均GDP時的水平相當;30年後，這一比率可能接近80%，同時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可能減半。

　　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麵麵，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ge) 方麵：通過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ye) 升級，也隻有消費升級，才能帶動製造業(ye) 升級，製造業(ye) 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從(cong) 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中國或從(cong) 外貿順差國轉為(wei) 外貿逆差國;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後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

　　如果維持過去10年的消費增速，20年後，中國有可能成為(wei) 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布局中國消費升級，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這需要把握以下幾個(ge) 關(guan) 鍵詞：品牌、標準化、代際升級、新業(ye) 態、世界級企業(ye) 。

　　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貿易冷戰”，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但這一招對於(yu) 中國不一定適用。如果能夠利用好大國消費的規模優(you) 勢，中國可以化解貿易摩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wei) 世界最大經濟體(ti) 。

　　正 文

　　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消費而不是出口和投資，將改變中國。

　　從(cong) 內(nei) 在邏輯來看， 這樣的改變已經在發生。 出口撐起了過去 40 年中國的工業(ye) 化， 而消費將是未來 30 年1中國現代化的可持續動力;惟有消費升級，才能帶動製造業(ye) 升級，而製造業(ye) 升級反過來又是消費可持續升級的必要條件; 如果轉型成功， 未來 30 年， 中國將從(cong) 出口大國轉變為(wei) 消費大國，從(cong) 貿易順差轉為(wei) 貿易逆差，從(cong) 工業(ye) 化走向現代化。

　　中美貿易摩擦將加速中國經濟向消費轉變的進程。世界兩(liang) 個(ge) 大國的貿易摩擦，有貿易爭(zheng) 端、有技術遏製，也有實力較量，但其背後的實質，是兩(liang) 個(ge) 世界級消費中心的競爭(zheng) ，即現在的美國和未來的中國。因此，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 ，有很多方法(如報複措施、補貼措施等) ，但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有代價(jia) 的， 不少是“零和遊戲”;隻有鼓勵消費將使中國處於(yu) 戰略有利地位，對內(nei) 可以繼續推動製造業(ye) 升級，保持適度經濟增長，對外可以化解“遏製中國” 的力量， 更為(wei) 人民幣國際化打開突破口。

　　一、 中國消費的潛力

　　從總量來看， 由於大國效應， 中國工業化在國民富起來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大部分。 按照Maddison Program 基於購買力平價的計算， 在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下，中國製造業占 G20的比重高達 34.8%，較同一人均 GDP 水平時的日本高 25.6 個百分點(圖表 1) 。盡管相較於圖中美國的最高點 48%，仍有 10 多個百分點的差距，但美國的這一個高位發生在全球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的 1966 年。在目前基礎上， 中國製造業占比繼續升高， 無疑將會擠壓其他國家的市場份額，甚至導致貿易摩擦。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占 G20 的份額，已經從1966 年的高位跌去一半以上至 2016 年的 21.7%。與中國製造業總量的強大相比，中國消費力量明顯較弱。 2016 年，中國居民消費占 G20 的比重僅為 10%， 不到同期製造業占比的三成(圖表 2)。 德國和日本的消費占比與其製造業占比幾乎同起同落，美國是例外， 在其製造業占比跌去一多半的 50 年間，居民消費占比僅下降了 7.6 個百分點。  

　　過去 40 年， 工業(ye) 化帶動了中國整個(ge) 經濟崛起。 按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中國 GDP 已經超過美國，全球從(cong) 美歐世紀， 將再次輪回到中印世紀。

　　然而，對中國而言，過去的 40 年不可完全複製，也難以從過去的 40 年外推未來 30 年。1978-2016 年的全球經濟增長中，消費與投資增長基本同步。 這一期間，扣除物價因素，全球消費增長了 2.9 倍，僅略低於投資 3.2 倍的增速。 相對來講，中國式崛起，出口帶動投資， 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 與世界同期水平相比，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倍數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9、 18.5 和 7.1 倍。  
　　不同的數據都支持這麽一個判斷， 即中國的消費相對滯後。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占 G20的比重分別從 1980 年的 1.6%、 2.2%和 1.4%，快速提升至 2016 年的 22.0%、 27.9%和 10.1%，消費沒有同比例增長(圖表 5) 。這個圖也說明，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相對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投資過度，是之後出現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 2016 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同期美國的 6.9%，同期， 韓國是美國的 33.6%，且從 1970 年以來一直沒有低過 10% 。  

　　從(cong) G20 的經驗來看，發達國家消費占 GDP 的比重較高，但占高並不一定是發達國家。特別之處在於(yu) ，中國居民消費占比為(wei) G20 新興(xing) 市場中第二低，僅(jin) 次於(yu) 沙特。這裏麵，有中國消費被低估的成分， 主要是由於(yu) 非正規經濟的比重相對較大， 但中國的消費數據總體(ti) 上符合過去中國投資、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特征。

　　未來三十年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力和規模，可以通過以下兩(liang) 個(ge) 方法來推算。

　　1.1 人均消費水平

　　中國人均消費占人均 GDP 的比例從(cong) 全球範圍內(nei) 來看明顯偏低。按照世界銀行 2010 年不變價(jia) 美元計價(jia) ， 2015 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wei) 2337 美元， 是人均 GDP 的 36% 。

在全球 74 個人口超過 1000 萬的國家中，人均 GDP 與人均消費存在非常強的正相關關係。 如果我們將中國 2015 年的人均 GDP 代入圖表 8 中的經驗公式，發現中國在2015 年的人均消費應該達到 3765 美元(2010 年不變價美元) ，對應消費 GDP 占比應為58%，與實際相差 22 個百分點。  

　　1.2 消費總量

　　過去三十年，盡管滯後於(yu) 出口和投資增長，中國消費總量在較低的基數上仍然增長了11.2 倍，遠快於(yu) 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xing) 市場經濟(圖表 9)。

　　按照可比的人均 GDP 水平， 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於(yu) 美國 1934 年， 日本 1957 年，以及韓國 1987 年。按照 2010 年不變價(jia) 美元計算，倘若參照美日韓的發展路徑，可以推算出中國 30 年後人均 GDP 在 20466(美國路徑，該路徑部分是受二戰影響)至 34332 美元(日本路徑) 之間， 韓國路徑非常接近美日均值， 為(wei) 27031 美元。

　　我們可以用兩個方法推算三十年後中國人均消費規模：  

　　其一， 用人均消費與(yu) 人均 GDP 的相關(guan) 關(guan) 係來確定。將上述美日韓人均 GDP 代入圖表 8 的公式，按 14 億(yi) 人口推算，日韓美三個(ge) 路徑可以得到 30 年後中國消費總規模分別為(wei) 26.9、21.3 和 16.1 萬(wan) 億(yi) 美元，分別是 2017 年居民消費規模的 7.2、 5.7 和 4.3 倍。

　　其二，用美國、日本和韓國相應年份的人均消費支出與(yu) 人均 GDP 關(guan) 係來確定(圖表 10) 。在這些國家人均 GDP 與(yu) 目前中國相當之後的 30 年，即 1964 年的美國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重為(wei) 57%， 1987 年的日本消費占比為(wei) 55%， 以及 2017 年的韓國消費占比為(wei) 49%。同樣按 14 億(yi) 人口和美日韓三國人均 GDP 的走勢和消費占比， 我們(men) 可以得到中國在 30 年後三種路徑下的居民消費總規模，即 26.3、 18.4 和 16.3 萬(wan) 億(yi) 美元，分別是 2017 年居民消費規模的 7.0、 4.9 和 4.3 倍。

　　由此可以說明，中國未來消費潛力巨大，可以成為(wei) 經濟中速增長( 4-6%左右)的主要動力。上述分析表明，未來 30 年，按不變價(jia) 計算，中國消費支出大約可以增長 4-7 倍左右。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增幅將大幅度提高。 過去 30 年，美日韓消費支出扣除物價(jia) 因素後分別上漲 2.4， 1.6 和 3.8 倍，三國本幣通貨膨脹分別上升 2.2、 1.2、 3.2 倍， 名義(yi) 值累計分別增長 4.4， 1.6 和 14.8 倍，名義(yi) 增速接近實際增速與(yu) CPI 相乘， 部分差距或來自不同國家統計口徑的不同和調整。 中國過去30年通脹上升4.5倍， 以此推算未來30年，按人民幣計價(jia) ， 中國名義(yi) 消費增幅或可能會(hui) 高達 18-32 倍左右。 比較而言，如果維持過去30 年的名義(yi) 消費支出增速， 即年均增長 14.1%， 未來 30 年，人民幣計價(jia) 的中國名義(yi) 消費支出將增長 52.5 倍。

　　可以預料的是， 除非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否則， 中國消費規模超越美國，將較 GDP 趕超要慢得多。目前，中國消費總規模已經超過日本，但仍隻是美國的 30%。

　　情景一： 假設 1) 按日本的路徑， 即中國維持日本 1957 年後 30 年的增速; 2) 中國人口規模不變，即維持 14 億(yi) 人口; 3) 以美元實際值推算，即按照現在匯率計價(jia) ; 4) 美國維持過去 10 年增速(約 2%年度實際增速) ， 中國 GDP 將於(yu) 2026 年左右超過美國。 但是， 由於(yu) 中國目前居民消費占比偏低，即使按照日本 1957-1987 年的增長推算，中國未來 30 年都難以超越美國成為(wei) 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

　　情景二：如果我們調整假設 1)為按照中國過去 10 年增速(即美元計價的 8.2%年實際增速) 外推，同時維持美國的路徑不變，那麽，中國 GDP 同樣將於 2026 年左右超越美國，但消費總規模或於 11 年後的 2037 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中心。  

　　在討論消費數據的國際比較時， 需要區別三大因素，即一個(ge) 國家的通脹、 匯率和人口變化，對消費規模估算產(chan) 生的重大影響。 以美國為(wei) 例， 1976-2006 期間，美國居民名義(yi) 消費支出增加了 8.1 倍， 實際消費支出增加了 2.7 倍， 兩(liang) 者之差主要來源於(yu) 通貨膨脹以及人口的變化。 以日本為(wei) 例，則需額外考慮日元與(yu) 美元的匯率， 在 1970-2000 年間， 日本以美元計價(jia) 的消費支出名義(yi) 值增長了 26.7 倍， 而實際值隻增長了 3.1 倍， 除了通貨膨脹和人數變化外，日元相對於(yu) 美元還升值了 320%。

　　上述討論表明，如果政策措施得當，未來 30 年中國存在著保持消費繼續較快增長的需要和可能。 在製造業(ye) 增速放慢的時候，消費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未來的消費規模，很可能介於(yu) 情景一和二之間。 重要的是， 消費增長是一個(ge) 慢變量，因而需要更早、更快地采取措施鼓勵消費，具體(ti) 措施包括加快城市化進程、大規模減稅、大幅度提高退休保障和醫療保障水平等。

　　二、 消費結構的演進

　　中國的消費水平可能被低估，但從(cong) 目前中國部分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數據看， 與(yu) 當年人均GDP 跟目前中國相似時的美國、日本和韓國很接近。 概括而言， 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的發展階段大致相當於(yu) 美國上個(ge) 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韓國八十年代。 我們(men) 從(cong) 三個(ge) 方麵做比較：

　　 前麵提到， 以 2010 年美元計價(jia) 的人均 GDP，中國目前相當於(yu) 美國的 1934 年、日本的 1957 年和韓國的 1987 年;

　　 從(cong) 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例看，中國目前相當於(yu) 美國的 1930 年代(由於(yu) 數據原因，沒有具體(ti) 年份) 、日本的 1970 年和韓國的 1988 年 ;

 從每 1000 名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看，中國目前相當於美國的 1923 年、日本的1969 年和韓國的 1992 年。  

　　在這之後的 30 年時間裏，美日韓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發生了什麽(me) 樣的變化呢? 在之後的 30 年中(韓國為(wei) 2016 年數據) ，美國、日本和韓國的食品消費支出占比從(cong) 接近 30%分別下降到 18.9%、 16.1%和 16.3%; 每千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從(cong) 134 輛分別增長到 351、 582和 425。 這表明，食品消費支出占比將下降近一半，而每千居民汽車擁有量將有兩(liang) 三倍以上的成長。

　　從(cong) 國際經驗看， 綜合而言， 隨著人均 GDP 的增長，消費行業(ye) 將出現分化，必需品的消費增速慢於(yu) 非必需品的增速。結果是， 在整個(ge) 消費支出大類中， 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非必需品消費占比支出提高。 由於(yu) 早期數據缺乏，我們(men) 分析美國 1976 到 2006 這三十年和日本稍早的 30 年(1970-2000)的消費結構變化， 結論非常接近。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每日消費占比均下降的行業歸為必需品，占比都上升的歸為非必需品。根據這一定義，必需品包括食品、煙酒飲料、服裝鞋類、家具和家庭設備;非必需品為健康醫療、教育、休閑娛樂、運輸通訊、水電燃料和住房。  

　　比較而言， 日本 1970 年的消費結構與(yu) 當下中國更為(wei) 接近。 1970 年，日本的食品煙酒， 衣著， 醫療保健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分別為(wei) 30.8%， 7.9%和 7.8%， 而 2016 年，中國上述三項消費支出占比分別為(wei) 30.1%， 7.0%和 7.6%， 非常接近。在教育文化娛樂(le) ， 居住支出等方麵兩(liang) 國也具有很大的類似性。 受通信技術進步和房地產(chan) 價(jia) 格上升的影響，中國目前的交通信息、 居住及水電支出占比較當年的日本高一些。

　　日本從 1970 年開始 30 年後非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的變化， 或許可以預示中國現在以後 30 年消費結構的變化。 可以看到，在隨後的 30 年間，日本居住及水電支出、 醫療保健支出、 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以及交通通訊消費支出占比均成倍增長，應是未來 30 年中國最具成長性的消費行業。 與此同時， 日本的食品煙酒消費、 衣著消費和生活用品消費支出占比持續下降， 占比大都接近減半。 其中， 食品煙酒消費占比下降最多， 從 1970 年的 30.8%下降到 2000 年的 16.1%。 中國目前的食品煙酒消費份額為 30.1%，可以預計在接下去三十年中， 占比很可能會減半至 15%左右。  
　　中國分省的消費結構數據來看， 人均 GDP 與消費占 GDP 的比重呈現 U 型關係，即消費占 GDP 的比重會隨著人均 GDP 的上升先下降，後上升 。 目前，北京， 上海，浙江等較發達地區的消費 GDP 占比已經隨著人均 GDP 的上升而走高。 食品消費占比與人均 GDP 存在著較強的負相關關係， 未來食品占比必然會不斷下降。  
　　分省數據看，中國較為發達的江蘇、浙江和廣東，從食品支出占比和每千人擁有汽車數量等指標來看，基本上跟隨韓國、日本和美國的發展路徑。相對而言，中國食品消費占比總體跟日本接近，但高於人均 GDP 相同水平時的美國和韓國。 從每千人擁有汽車數量看，中國發達省份低於人均 GDP 相同時的美日韓三國。  
　　按照必需品與非必需品的分類方法，同時結合國家統計局東部、 中部、 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區域劃分2， 我們發現， 過去十幾年， 各個地區的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都在下降， 尤其是在 2013 年之後下降速度加快，不同地區的同步性或受統計口徑變化等非經濟因素影響，也有代際消費升級的支撐。 2016 年，西北地區必需品消費支出占 47.1%，分別高於中部和東部地區 3.0 和 5.5 個百分點。 在 2002-2016 年間， 東中西和東北必需品消費增速分別為 2.6， 3.1， 3.1， 3.3 倍，而非必需品增長倍數則達到了 4.8， 4.7， 4.4， 和5.5 倍，除東北地區的非必需品消費支出數據好於其他三個地區外， 其他數據變動方向與經濟走勢基本一致，即東中西必須品消費支出增速梯次上升，而非必需品支出增速遞減，隻是東中西部地區的消費支出增速差距並不明顯。  

　　國際比較顯示，中國東(dong) 中西部地區非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基本上在日本與(yu) 韓國的範圍之內(nei) (圖表 25)。即使在東(dong) 部較發達地區， 2013 年以來，非必需品占比已向 60%靠攏， 接近日本相同人均 GDP 時的水平。 30 年後，這一水平可能接近 80%，即有 20 個(ge) 百分點的上升空間。

中國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下降是大勢所趨，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必需品消費沒有成長的空間。由於消費基數低，即使按目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 10%左右的增長， 30 年可以累計增長 19.2倍。 中國分省的經驗顯示，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與居民儲蓄率負相關，即降低居民儲蓄率，可以提高必需品消費支出占比，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地區預防性儲蓄比重較高。  

　　三、 消費將如何改變中國?

　　消費改變中國，也將改變世界，這是由中國的大國效應和發展階段決(jue) 定的。一個(ge) 大國難以可持續地通過出口和全球消費來支撐其現代化;相反，大國的優(you) 勢恰恰在於(yu) ，不需要依賴外國需求來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從(cong) 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消費和消費升級將成為(wei) 高質量發展的核心。

　　消費改變中國的方方麵麵，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ge) 方麵：通過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ye) 升級;從(cong) 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變，是一個(ge) 從(cong) 外貿順差向外貿逆差轉變的過程;消費驅動的外貿逆差，是人民幣先區域化後國際化的基礎性支撐。

　　3.1 消費升級帶動製造業(ye) 升級

　　對中國的增長模式而言，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ge) 重要的拐點。當全球貿易受挫，中國製造業(ye) 就難以繼續依靠出口維持快速增長。 2008 年以後，中國貨物出口和製造業(ye) 占 G20 市場份額開始出現“剪刀差”，這個(ge) 缺口近來繼續擴大。相應地，出口交貨值占工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的比重持續下降(圖表 28)。這預示著三種可能，一是全球貿易繼續複蘇，通過增加出口來緩解國內(nei) 產(chan) 能過剩壓力;二是通過鼓勵國內(nei) 消費，確保總需求有一個(ge) 合理的增長空間;三是放慢製造業(ye) 的增速，相應地容忍 GDP 增速放緩。這三種路徑中，鼓勵國內(nei) 消費更具建設性，經濟增速或仍有放慢， 但消費增長韌性有助於(yu) 提高整體(ti) 增長的韌性。

　　目前中國政府強調創新和製造業升級，這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創新和升級不隻是解決存量問題，更需要解決增量問題，因為隻有增量才能帶動經濟增長。鼓勵消費就是創造增量空間，打開製造業升級的空間。  

　　在未來 30 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的策略或是，確保製造業(ye) 占 G20 的份額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增長，同時大力提升消費占比。從(cong) 中長期來看，中國麵臨(lin) 的挑戰是，在製造業(ye) 占 G20份額不能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如何確保 GDP 份額的持續提高。從(cong) 上個(ge) 世紀 60 年代到現在，美國製造業(ye) 占 G20 的份額已經跌去一半以上，然而，美國 GDP 的份額僅(jin) 略微下降，背後的支撐力量就是國內(nei) 消費。按照名義(yi) 匯率計算，中國消費支出已經超過日本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繼中國成為(wei) 出口和製造業(ye) 大國之後，能否成為(wei) 消費大國，將決(jue) 定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消費升級決定了製造業升級的空間，即製造業增長的空間主要決定於消費升級的能力和空間。  

　　3.2 消費升級降低貿易順差

　　中國成為(wei) 消費大國的過程，基本上是一個(ge) 外貿順差減少的過程。這主要有兩(liang) 方麵的原因：一是低端製造業(ye) 轉移之後出口減少，這一過程通常與(yu) 消費升級同時發生;二是消費升級帶動進口增長。

中國離貿易逆差國並不遙遠，而且，貿易逆差也不是洪水猛獸。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占GDP 的比重通常與外貿順差占 GDP 的比重負相關。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消費占比上升了將近 10 個百分點，使美國逐漸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在這一過程中外貿順差與消費占比高度負相關。從 1970 年到現在，德國一直保持了外貿順差，但順差占 GDP 的比重與消費占 GDP 的比重也是高度負相關。  
　　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也有相似的負相關關係，但是消費的路徑並不完全相同。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日本和韓國基本上都保持了外貿順差，但日本消費占 GDP 的比重繼續上升，韓國的消費占比卻保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兩國的最大區別是，韓國是一個較小的國家，其增長主要依賴出口，而日本卻難以依靠更多的出口來維持經濟增長，或者說，日本采取的是出口和國內消費兩條腿走路的辦法。即使如此，也沒有阻止日本GDP 在全球比重的下降。  

　除八十年代一些年份外，中國一直是外貿順差國。但是，近來外貿順差也有下降的趨勢，其占 GDP 的比重已經從(cong) 最高峰的 6.5%至 2017 年的 3.5%。今年 3 月中國出現了297.8 億(yi) 元的貿易逆差，是 2017 年 2 月以來的第一次。 盡管這並不意味著近期中國會(hui) 出現年度逆差，但低端製造業(ye) 轉移和消費升級與(yu) 進口增加，中國未來會(hui) 出現更多的月度逆差，最終成為(wei) 年度逆差國的可能性將大幅度增加。

　　總而言之，各國經驗基本一致，即居民消費占比與外貿順差占比呈負相關關係。惟有印度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外貿逆差可以發生在新興市場經濟，也可以發生在發達國家，從較長的時間來看，這無關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與本幣貶值和資金外流沒有必然的聯係。  

　3.3 消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很多因素決定著一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但我們認為，消費或與消費相匹配的外貿逆差是關鍵因素之一。 有不少指標都可以衡量一國貨幣全球化的指標， 從全球交易投資貨幣的角度看，消費和貿易占比基本上可以解釋一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圖表 37)。相比之下，受政策管製的影響，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低於其基本麵所決定的比例，也就是說，人民幣的國際化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從(cong) 全球經驗來看，外貿逆差國家本幣國際化的可能性較大。主要國家的外貿順差占 GDP 的比重與(yu) 全球交易投資貨幣中本幣的占比呈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即一個(ge) 國家的順差越多，其本幣的國際化程度就越低(圖表 38)。換句話說，那些貿易逆差國，即進口大於(yu) 出口，將有更多的本幣流向海外，推動本幣的國際化。當然，貿易順差國本幣也會(hui) 隨其經濟總量的擴大得到更加廣泛的使用，但該貨幣國際化的進程有較大的可能性被逆轉，日本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

　　如果國際經驗對中國適用，高額外貿順差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ge) 製約因素。從(cong) 主要國家和地區看，中國是最大外貿順差國，遠高於(yu) 歐洲，而美國則是最大的逆差國(圖表 39)。不過，這並不排斥人民幣仍然可以逐步國際化，國內(nei) 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都有可能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使之在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與(yu) 經濟實力相適應的作用。

本幣國際化將助力海外投資( ODI)擴張，進而進一步推動本幣的國際化。國際經驗顯示，一國貨幣越國際化，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的比重就越高(圖表 40)。“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實現，一定是以人民幣為中心的戰略。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改革和消費升級高度相關，但這兩個都是慢變量，由此我們也可以認為，“一帶一路”將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  

　到目前為(wei) 止，盡管中國總體(ti) 上是一個(ge) 貿易順差國家， 但也存在著區域性貿易逆差，這決(jue) 定了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會(hui) 從(cong) 區域化開始。 在 G20 國家中，中國跟大多數發達國家(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ya) 除外)和資源型新興(xing) 市場經濟存在外貿逆差，對這部分以中國需求為(wei) 主的商品，存在著人民幣定價(jia) 的潛在可能性(圖表 41)。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與(yu) 其中的一些國家存在著外貿逆差(圖表 42)。與(yu) 這些貿易逆差國之間，人民幣區域化有可能率先開始;然後，隨著中國消費實力的上升，最終推動人民幣逐漸成為(wei) 主要國際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將帶動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的海外直接投資，配合中國的消費升級與進口增長，是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  

　四、 布局全球消費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3 日召開會(hui) 議，時隔三年再提“擴大內(nei) 需” ， 提出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yu) 持續擴大內(nei) 需結合起來。這固然有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新不確定性，但重要的是，此內(nei) 需或與(yu) 之前的內(nei) 需不同，擴大國內(nei) 消費很可能成為(wei) “新內(nei) 需” 。

　　鼓勵消費，是化解中美貿易摩擦的良藥。首先，中國的貿易順差將隨著消費升級和製造業(ye) 轉移而逐步下降，中國與(yu) 美國貿易摩擦最激烈的階段即將過去。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中美貿易爭(zheng) 端的經濟風險或迎刃而解。其次，如果貿易摩擦是被用來遏製中國崛起的手段，國內(nei) 消費增長正好可以對衝(chong) 外部風險，消費升級仍有可能推動中國製造業(ye) 創新與(yu) 升級，也可化解政治風險。

　　我們(men) 可以據此認為(wei) ，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或“貿易冷戰”，或許曾經成功地遏止了前蘇聯、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但這一招對於(yu) 中國並不一定適用，中國仍有足夠的優(you) 勢、空間和措施，在未來十年內(nei)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wei) 世界最大的經濟體(ti) 。

　　20 年後，中國有可能成為(wei) 全球最大的消費中心。布局中國消費升級，就是布局中國的未來，需要把握以下幾個(ge) 關(guan) 鍵詞： 品牌、標準化、代際升級、新業(ye) 態、世界級企業(ye) 。

　　第一、 突出品牌優(you) 勢。 過去很多消費品牌主要來自歐美發達國家，這是由他們(men) 的消費實力決(jue) 定的;大國大眾(zhong) 消費崛起，特別是非必需品消費需求的可持續增長， 就是中國消費品牌崛起的過程。即使是現在的西方消費品牌，隻有跟中國消費市場相結合，才可能保有其品牌優(you) 勢。

　　第二、 實現標準化可複製。 即使在必需品消費方麵，中國仍有明顯優(you) 勢。 以麥當勞肯德基為(wei) 代表的西方快餐風靡全球，而目前中餐還沒能有一家全球性的企業(ye) ，關(guan) 鍵找到中餐標準化的突破口。 相對而言， 火鍋的標準化程度是最高的; 隨著 AI 的普及和大數據的運用，中餐在食品標準化這一問題上很可能會(hui) 迎來新的突破口。

　　第三、代際消費升級方興(xing) 未艾。 代際消費升級，也是消費創新的過程。 隨著 80 後， 90 後，乃至 00 後的逐漸成長，代際更迭引發的消費升級顯得越來越重要。在個(ge) 性崛起的時代，小眾(zhong) 興(xing) 趣衍生倒逼消費升級。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未來的消費主力軍(jun) ， 意味著未來中國儲(chu) 蓄率下降和家庭杠杆率進一步提高，由於(yu) 年輕人消費的收入彈性高，收入增加會(hui) 帶動非必需品支出較大幅的增加。

　　第四、互聯網時代的新業(ye) 態，使得中國在消費在很多方麵後來居上。 在互聯網的時代，體(ti) 量是關(guan) 鍵。中國世界級互聯網企業(ye) 的崛起， 跟消費市場規模優(you) 勢的疊加交互影響是分不開的。從(cong) 目前市值來看，中國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和騰訊， 已經與(yu) 美國的亞(ya) 馬遜和Facebook 相當。 在移動支付領域，中國已經遠遠領先於(yu) 美國。 據估算， 2016 全年美國移動支付規模是 1120 億(yi) 美元， 而中國移動支付的市場規模高達 5.5 萬(wan) 億(yi) 美元，是美國的近50 倍。 中國移動支付技術領先美國，在“無現金社會(hui) ” 方麵領先一籌。

　　第五、 發現和布局世界級企業(ye) 。 1955 年財富世界 500 強名單中，隻有 60 家公司出現在了2016 年的榜單中。在 1955-1994 年中，每年有 8.5 家新企業(ye) 躋身 500 強，在 1995-2016 年間更替速度加快到了每年 14.2 家(圖表 43) 。 在 1996-2016 年這 20 年間，全球 500 強中， 日本企業(ye) 從(cong) 141 家銳減為(wei) 52 家，而中國則從(cong) 2 家大幅躍升到 110 家， 這背後最大的原因在於(yu) 中國龐大的製造業(ye) 的崛起。 目前， 中國進入全球 500 強的企業(ye) 絕大部分是大型國有企業(ye) ，零售消費公司占比較少。 據統計， 2015 年， 全球 100 強零售與(yu) 消費公司裏，美國占了 39 席，中國隻占 7 席(圖表 44) 。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結合中國龐大的國內(nei) 市場， 一批具有成長性的本土零售與(yu) 消費公司正在崛起， 提早發現和布局這些未來的世界級企業(ye) ，將是價(jia) 值投資者的必爭(zheng) 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