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提及帝王武功之盛，而國力強大的，莫不會(hui) 想到漢武帝。

　　素有“詩史”之稱的杜甫，在他著名的《兵車行》中寫(xie) 道，“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借漢武帝諷唐玄宗，表達了對長期征戰、煩擾百姓的批評態度。杜甫在《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一提到，“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卻是以期待的態度渴望漢武帝那樣的君主了。詩人態度的反複與(yu) 矛盾，指示了漢武帝武功之盛的複雜性。其成敗之間，自有值得後人追索處。

　　漢武帝伐匈奴

　　漢文帝、景帝兩(liang) 朝注重與(yu) 民休息，至漢武帝時，國力達到空前強盛。《史記·平準書(shu) 》記載：“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yu) 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wan)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cang)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yu) 外，至腐敗不可食。眾(zhong)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bin) 而不得聚會(hui) 。守閭閻者食粱肉，為(wei)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wei) 姓號。”漢武帝乘此強大國力，欲成就古來帝王都未達到的功業(ye) 。北逐匈奴、南並南越、東(dong) 征朝鮮、西通西域，開辟國土，威震四海。民國時期夏曾佑完成的《中國古代史》將漢代視作中古極盛之時，指出“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此論已經成為(wei) 了今日的共識。

　　四境征伐中，耗時最長、影響最大的莫過於(yu) 漢匈之爭(zheng) 了。

　　匈奴是活躍於(yu) 蒙古高原上的遊牧部族。秦滅亡之時，匈奴在冒頓單於(yu) 的率領下日漸強大，史稱“控弦之士三十萬(wan) ”，橫絕中國北部邊疆。漢高祖統一天下，欲與(yu) 匈奴爭(zheng) 鋒，中計被圍於(yu) 白登，此後不得不通過和親(qin) 交換取得與(yu) 匈奴的和平。此後高後、惠帝、文帝、景帝各朝，均奉行與(yu) 匈奴和親(qin) 的政策，實是由於(yu) 國力不足，且不欲重煩百姓之故。

　　漢武帝少年即位，意氣很盛。他以《公羊傳(chuan) 》讚成齊襄公複九世之仇為(wei) 依據，將高祖以下困於(yu) 匈奴的曆史當作世仇，企圖一雪前恥。

　　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策劃了在馬邑圍殲匈奴主力的方案。匈奴單於(yu) 率主力十萬(wan) 南下，至馬邑外百餘(yu) 裏發現有詐北還。此役漢軍(jun) 無功而返。

　　此後漢武帝任命衛青、李廣、公孫賀等人為(wei) 將，數次北伐匈奴，沉重打擊了匈奴的有生力量。特別是每次出征漢軍(jun) 都俘獲了匈奴大量人口、畜產(chan) ，有力地破壞了匈奴的經濟生活。其中戰略層麵的大戰，主要有三次。

　　元朔二年春(前127)，將軍(jun) 衛青、李息出雲(yun) 中，至高闕，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此役最大意義(yi) 在於(yu) 收複河南地。河南地是古黃河河道與(yu) 秦昭襄王長城之間的地域。本為(wei) 秦將蒙恬從(cong) 匈奴手中奪得之地，後失於(yu) 匈奴。衛青此役重得河南地，取得對匈奴作戰的地利優(you) 勢。漢於(yu) 此設立朔方、五原郡，形成對匈奴作戰的前沿。

　　元狩二年(前121)，為(wei) 溝通漢廷與(yu) 西域之間的聯係，打通河西走廊，驃騎將軍(jun) 霍去病出隴西，與(yu) 河西匈奴決(jue) 戰，收降匈奴渾邪王部數萬(wan) 餘(yu) 眾(zhong) ，占領河西走廊地區。漢後於(yu) 此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此役收到了“斷匈奴右臂”的效果。匈奴人作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足見此役對匈奴打擊之大。

　　經此二役，匈奴勢力急轉直下。漢武帝決(jue) 定發動對匈奴的戰略決(jue) 戰。元狩四年(前119)，衛青率五萬(wan) 騎出定襄，霍去病率五萬(wan) 騎出代郡，追隨他們(men) 的步兵及負責後勤人員有數十萬(wan) 之眾(zhong) 。衛青、霍去病兩(liang) 部直驅漠北，尋找單於(yu) 主力決(jue) 戰。單於(yu) 部隊與(yu) 衛青遭遇，戰敗向西北逃遁。霍去病殲滅左賢王部精銳，後於(yu) 狼居胥山刻石記功，此役之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武帝征匈奴的戰略目標完全實現。

　　從(cong) “李廣難封”看漢武用將

　　漢武帝征伐匈奴，之所以取得盛大功業(ye) ，有多種因素支撐。如國力盛大、士民選練等等，其中可以進一步申明的是漢武帝用將不拘常格。

　　李廣和程不識同為(wei) 漢武帝時名將戍邊，統兵風格大相徑庭。每出擊時，李廣“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鬥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shu) 籍事，然亦遠斥候”。是一種比較散漫的風格。程不識則“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鬥，士吏治軍(jun) 簿至明，軍(jun) 不得休息。然亦未嚐遇害”。是一種較為(wei) 嚴(yan) 謹的風格。當時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也“多樂(le) 從(cong) 李廣而苦程不識”。比較而言，似程不識不如李廣善為(wei) 將。

　　既然如此，王勃感懷“李廣難封”，確乎可以成為(wei) 武帝不識人而士不逢時的千古定論了。

　　不過如果考慮到對匈奴作戰的具體(ti) 情況，似乎又不能作此理解。自漢立國以來，邊境上與(yu) 匈奴的戰術多為(wei) 防守反擊式。匈奴入境，漢軍(jun) 追襲，雙方各有死傷(shang) ，而互不能為(wei) 製。李廣自漢景帝時期，屢任邊將，對這套戰術模式非常熟悉，甚為(wei) 時人賞識，至有典屬國公孫昆邪評價(jia) 他“天下無雙”。而且李廣在戰鬥中常率小部隊執行偵(zhen) 察任務，約以百騎為(wei) 限。憑借過硬的騎射本領，他往往能脫身而返。但身為(wei) 將軍(jun) 統帥，李廣卻不善於(yu) 指揮大部隊作戰。李廣為(wei) 將軍(jun) 出雁門，一度被匈奴生擒，恐怕與(yu) 他冒險進軍(jun) 有關(guan) 。後來李廣指揮大部隊作戰，也多以失敗告終。

　　李廣的見識和技能，作為(wei) 基層指揮官，綽綽有餘(yu) ;而作為(wei) 高級指揮官，每每捉襟見肘。《孫子兵法》上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輕易的態度對待戰爭(zheng) ，戰爭(zheng) 將回以猛烈的痛擊。李廣被人賞識的，終究是他的英雄氣概和戰鬥技能，而非統帥才華和指揮才能。

　　這時，就愈加看出漢武帝用將的英明之處了。

　　漢武帝一改過去麵對匈奴時防守反擊的戰術，實行用騎兵追擊合圍的戰術。為(wei) 此，就要培養(yang) 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就要選擇一批適應既有戰術能力又有戰略眼光的將領。他倚重的是新成長起來的衛青與(yu) 霍去病。

　　衛青是武帝衛皇後之弟，因女寵與(yu) 漢武帝親(qin) 近貴幸。但他並非是個(ge) 憑裙帶關(guan) 係求取富貴的浮浪子弟，很快成長為(wei) 漢軍(jun) 的主要將領，擔負起攻擊匈奴的主要任務。衛青的戰術特點就是擅長騎兵大兵團作戰，他常率領萬(wan) 人以上騎兵軍(jun) 團，長驅匈奴腹地，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

　　衛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在戰爭(zheng) 中嶄露頭角。與(yu) 他的舅舅一樣，霍去病更擅長遠距離奔襲。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將萬(wan) 騎，轉戰千餘(yu) 裏，大破匈奴折蘭(lan) 王等部。《史記》稱霍去病“敢深入”，不隻是對他勇敢精神的肯定，也透露出漢軍(jun) 作戰思想的變化。正因為(wei) 衛青、霍去病等一批“敢深入”將領的大量湧現，漢軍(jun) 的戰果才日漸輝煌。

　　趙翼《廿二史劄記》肯定漢武帝用將，不計流品，“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可謂自出機杼的言論了。

　　漢武帝選人不計較出身。如與(yu) 張騫同出使西域者數輩，多為(wei) 輕險不軌之人。究其原因，就是漢武帝看到此行前途未卜、凶險莫測，必用“妄言無行”之徒，方能成功，所以才“募吏民無問所從(cong) 來”。

　　將軍(jun) 出征，或有沿途貪墨軍(jun) 資財貨者，如李廣利;或有迷途失機者，如張騫、趙食其;或有折損士卒者，如李廣、公孫敖，漢武帝均不拘以文法，使立功自新。誠所謂“使功不如使過”，如此則將士用命，無不奮力。

　　深陳既往之悔

　　雖然對匈奴的戰爭(zheng) 取得勝利，但漢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jia) 。

　　《漢書(shu) ·西域傳(chuan) 》中班固指出，漢武帝連年征戰，使“民力屈，財用竭”，遇到災異，則“寇盜並起，道路不通”。《五行誌》說“師出三十餘(yu) 年，天下戶口減半”。《食貨誌》說，漢武帝“外事四夷，內(nei) 興(xing) 功利，役費並興(xing) ”，後來“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複相食”。可見，漢武帝後期積累的社會(hui) 矛盾已經很嚴(yan) 重了。

　　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宣布：“朕即位以來，所為(wei)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shang) 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同年，以田千秋為(wei) 宰相，封富民侯。田千秋數月間由小吏而至宰相，在漢代是從(cong) 未有過的。漢武此舉(ju) ，更表現了自己改弦更張的態度。

　　此後，一直主持漢財政工作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議武帝於(yu) 西域輪台地區設置屯田，此舉(ju) 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采納。《資治通鑒》記載漢武帝“深陳既往之悔”。詔書(shu) 最後，他提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ong) ，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此漢武帝在自己統治的最後時代，終止了對外出擊的國策。

　　後代史家每每將漢武帝與(yu) 秦始皇、隋煬帝並舉(ju) ，批評他們(men) 空耗民力。《貞觀政要》記載房玄齡說：“昔者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總評是：“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nei) 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wei) 盜賊，其所以異於(yu) 秦始皇者無幾矣。”這些批評，無疑很有說服力。

　　王夫之於(yu) 《讀通鑒論》中指出，武帝雖勞民其過，“而其救饑民也為(wei) 得”，能“乘其時而為(wei) 民利”，也觀察到了漢武帝政策中內(nei) 在的積極因素。不過漢武帝晚年能夠完成政策由武向文的轉向，也被看作漢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轍的原因。

　　田餘(yu) 慶先生在《論輪台詔》一文中指出：“曆史動向向我們(men) 昭示，漢武帝作為(wei) 早期的專(zhuan) 製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治經驗，既要盡可能地發展秦始皇創建的專(zhuan) 製主義(yi) 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秦亡覆轍。在西漢國家大發展之後繼之以輪台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在此基礎上，田先生更提示：曆史人物的個(ge) 人意圖往往無法超越曆史條件的限定。“輪台詔能夠奏效，是由於(yu) 它頒行於(yu) 局勢有可挽回之際，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禎罪己，此旨可謂酷切，但是既非其時，又無其方，不足阻闖王的鋒銳。”這樣富有見解的思考，是值得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