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提高經濟發展裝備和產(chan) 出質量，轉向提高經濟發展要素配置結構質量;

　　從(cong) 產(chan) 能結構調整供給側(ce) 改革，轉向要素結構調整供給側(ce) 改革;

　　供給側(ce) 改革與(yu) 需求側(ce) 改善互動，從(cong) 改善要素配比、疏通城鄉(xiang) 要素模塊間循環，提高中下兩(liang) 個(ge) 群體(ti) 居民收入水平入手，擴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緩解生產(chan) 過剩、出口受阻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

　　東(dong) 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yu)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天勇

　　東(dong) 北財經大學既有國民經濟運行、增長和發展方麵的學科基礎和研究力量，產(chan) 業(ye) 、財政、稅收、貨幣金融、對外經濟、農(nong) 村經濟、城鎮經濟、人口和勞動、土地和住宅、商業(ye) 流通、新經濟等也學科齊全和人才積澱，統計和數量經濟研究力量也很雄厚。其培養(yang) 的教研人員，既熟悉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又深知中國經濟的實際和國情，了解中國各部門、各領域、各環節之間的經濟聯係。因而，東(dong) 北財經大學是一個(ge) 學術和政策研究具有務實眼光和思路的高等財經學府。

　　21世紀第2個(ge) 10年中，中國經濟從(cong) 高速轉向了中高速增長，未來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壓力仍然存在。從(cong) 東(dong) 北財經大學畢業(ye) 的一些學者，以及新成立的中國戰略與(yu) 政策中心，就中國增長放緩的深層次原因，增長麵臨(lin) 的困境，需要什麽(me) 樣新的思路，進行什麽(me) 樣的改革，怎樣才能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前提下獲得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初步形成了我們(men) 的研究報告。這裏初步披露我們(men) 對國民經濟形勢自己的看法，以及走出國民經濟困境改革和調整的思路和對策。供學術和政策界參考和討論。

　　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根據國內(nei) 經濟運行和中美貿易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加快調整結構與(yu) 持續擴大內(nei) 需相結合，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調控方略。[1]我們(men) 覺得有必要對中國2007年以來國內(nei) 需求下行的原因做一個(ge) 深層次的分析，給出一個(ge) 經濟學的合理解釋，在此基礎上選擇和采取正確擴大國內(nei) 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途徑和政策。2007年中國GDP增長率為(wei) 14.2%，2008年開始速度放緩到2011年的9.5%，但還在8%以上的高位上。這段時間裏，國內(nei) 外經濟學和政策界的人士，大多對國民經濟的增長持樂(le) 觀的看法，並沒有意識到速度會(hui) 持續下行，而2012年增長速度跌到7.9%，直到2016年為(wei) 6.7%。若從(cong) 2008年算起，增長速度下行的時間長達9年之久，這一現象非常值得關(guan) 注和研究。

　　我們(men) 長期研究的主要觀點為(wei) ：(1)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結構的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對國民經濟重要的影響是，需要撫養(yang) 消費的人口在減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持續收縮，老年人口消費率較低，進而影響到整個(ge) 國民經濟的消費需求增長可能持續放緩，甚至萎縮。(2)對於(yu) 人口流動和遷移的限製，使中國城市化水平比國際一般標準滯後，其後果是，應當為(wei) 市民的人數比實有的市民少得多，其收入比市民偏低，造成了居民消費需求不足。(3)居民收入是消費支出的基礎。由於(yu) 土地的強製低價(jia) 征用和農(nong) 村土地產(chan) 權和市場被管製，數億(yi) 農(nong) 民基本上沒有得到土地財產(chan) 性收益。而轉移到城鎮中的土地資產(chan) ，卻因地方政府行政寡頭壟斷饑餓賣地、央行發行貨幣、銀行貸款、房地產(chan) 商和炒房客推動，地方政府、房地產(chan) 商和城鎮居民都得到了豐(feng) 厚的漲價(jia) 利潤。一方麵形成了房地產(chan) 商、城鎮多套房居民與(yu) 農(nong) 村居民之間巨大的財富收入差距，另一方麵政府高額的土地出讓金，也分配了農(nong) 民的土地利益和城鎮居民的一部分收入。這樣形成了大眾(zhong) 居民收入總額在GDP中的比例降低，政府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提高，資本在GDP分配中的比例上升。這種格局，造成了生產(chan) 能力越來越強，有支付能力的群體(ti) 消費需求日益不足。總之，計劃生育減少的人口和老齡化，農(nong) 村人口因體(ti) 製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退不出和進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資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體(ti) 製造成更大的城鄉(xiang) 財富收入差距，幹預和影響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費，特別是大眾(zhong) 居民收入和消費。而技術的進步、資本的集中和集聚，則是生產(chan) 能力越來越強大。於(yu) 是，發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產(chan) 的相對過剩，從(cong) 而使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這是我們(men) 的一個(ge) 研究結論。

　　我們(men) 隻是就中國實際發生的問題，盡可能地對照一些國家同樣發展階段的標準值，來比較中國人口增長結構變動、二元結構轉型等過程中人口增長、市民化水平、農(nong) 業(ye) 就業(ye) 比例、財富收入房地產(chan) 化、企業(ye) 稅費和其他成本、居民收入消費等方麵的偏差;再從(cong) 偏差來估計可能有誤的政策和體(ti) 製給國民經濟消費需求、居民收入和GDP產(chan) 出造成的損失，包括長期過程中的20年前人口增長決(jue) 定20年後經濟增長、錯過城市化人口，以及這些各類經濟損失的累積性效應。從(cong) 分析工具上講，隻是根據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因素影響鏈等，構建了一些較為(wei) 簡單的數理模型，並使它們(men) 能利用現有的數據，來邏輯地解釋中國經濟消費需求不足、生產(chan) 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的因果關(guan) 係。不僅(jin) 是數理關(guan) 係的假設，而且是一些人口等因素數據變動引起另一些經濟因素數據變化的證明。雖然可能還不完善，也較為(wei) 簡略，但我們(men) 想提供研究中國經濟下行的一種可能符合實際和有解釋力的分析思路、範疇、方法和邏輯框架。

　　在此基礎上給出我們(men) 調控國民經濟步入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的戰略性思路：(1)由於(yu) 固定資產(chan) 投資的勞動報酬轉化率從(cong) 20世紀80年代的40%下降到了目前交通建設的15%左右和房地產(chan) 的25%左右，其財政政策投資增加消費需求的效應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替代勞動力的趨勢下，越來越減弱，擴大內(nei) 需的重點應當從(cong) 擴大投資需求轉向擴大消費需求。(2)擴大國內(nei) 消費需求的著力點應當提高農(nong) 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平，使消費需求的支付能力增強，以緩解最終消費產(chan) 品過剩和中美貿易衝(chong) 突造成的出口需求不確定性問題。(3)在經濟主力人口增長上行時，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要求上年的生產(chan) 能力不斷地擴張，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當市場調節的生育機會(hui) 成本和住宅、教育、醫療成本太高時，加上對生育的行政性過度幹預，造成了經濟主力人口的不斷收縮，而其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不斷收縮也要求上年相對過多的生產(chan) 能力不斷地出清，這時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假定因市場對人口的失效性幹預，而不再成立，而且生產(chan) 過剩縮可能會(hui) 常態化。因此，宏觀政策上用不改變體(ti) 製而市場機製自然修複的辦法穩定和恢複經濟增長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4)雖然2016年農(nong) 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和城鎮居民間，存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wei) 12363元、22990元和37884元，以及消費分別為(wei) 10130元、17702元和25382元的差距;特別是三者之間財富擁有和財產(chan) 性收入的更大差距，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穩定方麵的重大問題;然而，因三者的收入消費率為(wei) 67%、77%和82%，如果能夠大力度提高目前57662萬(wan) 農(nong) 村居民和22000萬(wan) 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將會(hui) 極大地增加中國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與(yu) 城鎮居民不同的是，這些中低收入居民對傳(chuan) 統工業(ye) 化產(chan) 品還是有著巨大的需求，會(hui) 扭轉生產(chan) 持續過剩的格局，使工業(ye) 化時間延長，保證國民經濟未來以7%，甚至8%的中高速度，增長8到10年。

　　我們(men) 基於(yu) 國民經濟增長放緩深層次原因提出的政策前提是：一是近年來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下降，源於(yu) 推動增長的要素主要增加在資本投資方麵，擴大投資伴隨著超發貨幣，而貨幣不能被消費需求持續相對收縮的製造業(ye) 所吸收，過多地流向土地和住宅成為(wei) 房地產(chan) GDP，也過多地在金融體(ti) 係中自我循環，形成金融業(ye) GDP，投入與(yu) 實體(ti) 經濟產(chan) 出和效益不相對稱。二是如果結構性地分析城鎮二元非農(nong) 業(ye) 全要素模塊和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全要素模塊結構，我們(men) 可以發現，由於(yu) 二者之間的流動受到長期的阻礙，發生了嚴(yan) 重的通道淤堵和互相排斥。在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全要素模塊中，農(nong) 業(ye) 中勞動力勞均土地的比例實在是太低，其基本上失去了對城鎮過剩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吸引和吸收功能，農(nong) 村因土地房產(chan) 是休眠和“僵屍”資產(chan) 也排斥城鎮和信貸資金，使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全要素生產(chan) 率模塊中，勞動力高達21000萬(wan) 之多，土地要素相對勞動力實在是太少，資本和技術比率比城鎮低得多得多;而城鎮非農(nong) 業(ye) 全要素模塊中，資本越來越強大，技術越來越進步，有素質的勞動力供應不足，而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卻排斥城鎮較低素質的流動和非戶籍勞動力開始回鄉(xiang) ，土地要素因饑餓供給體(ti) 製價(jia) 格越來越高，其形成的生產(chan) 能力，不能被農(nong) 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所平衡，再加上經濟主力人口收縮雪上加霜，導致了城鎮資本和產(chan) 業(ye) 的過剩。實際上形成了農(nong) 村全要素模塊與(yu) 城鎮全要素模塊之間要素不斷通過流動而優(you) 化的通道堵塞越來越嚴(yan) 重，可能會(hui) 成為(wei) 中國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推進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城鄉(xiang) 二元要素模塊間淤積性陷阱。

　　因此，我們(men) 首先提出的一個(ge) 政策性含義(yi) 是：不解決(jue) 全要素生產(chan) 率低下的城鄉(xiang) 二元模塊間要素不能正常流動和循環問題，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chan) 率，謀求高質量發展，實現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供給側(ce) 改革，應當將調整產(chan) 能結構為(wei) 主的改革向更深層次延伸，轉向以調整城鄉(xiang) 二元模塊各自要素結構和要素能夠互相流動和循環為(wei) 主的改革。

　　我們(men) 的第二個(ge) 政策含義(yi) 是：通過調整產(chan) 能結構供給側(ce) 改革轉向更深層次的調整要素結構供給側(ce) 改革，提高全要素配置質量和空間，來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

　　首先，農(nong) 村需要加快改革土地產(chan) 權及配置方式的改革，城鎮需要向進入的新市民提供教育、醫療和社保等均等化的服務，廢除戶籍製度，使人口、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等在城鄉(xiang) 間、非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業(ye) 間雙向流動和再配置。這樣的改革，我們(men) 估計，會(hui) 顯著改善和優(you) 化城鄉(xiang) 各自要素模塊內(nei) 的要素配比，改善產(chan) 出和效益，帶來1%以上的增長新動能。

　　其次，切實加快農(nong) 村土地產(chan) 權和配置方式的改革，使農(nong) 村土地從(cong) 生產(chan) 和生活資料轉變為(wei) 資產(chan) ，使農(nong) 民擁有財富和財產(chan) 性收入，並且使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及農(nong) 村非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有其土地資產(chan) 吸收城鎮社會(hui) 資金和信貸資金及技術的功能，改善農(nong) 村勞動力、土地、資金和技術等要素的配比結構。這樣的改革，我們(men) 估計，由於(yu) 農(nong) 村全要素結構質量提高，其土地生產(chan) 和生活資料資產(chan) 化具有吸收貨幣和資金功能，增加GDP和農(nong) 民的財富和收入，以及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和非農(nong) 業(ye) 得到社會(hui) 資金注入的發展，會(hui) 帶來1%以上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再次，通過工程力量和技術進步改變淡水的地區分布，改造可利用的幹旱土壤地、鹽堿地和沙漠地為(wei) 國民經濟發展新城鎮、新農(nong) 村、新產(chan) 業(ye) 和新交通體(ti) 係，在現有的要素城鄉(xiang) 存量模塊外，再增加一經濟發展的全要素新模塊，吸收現有農(nong) 村模塊中過多的勞動力和人口，也吸收現有城鎮模塊中過剩的資本要素，也給技術進步在新的模塊中以更大和更廣闊的使用之地。這樣既改善城鄉(xiang) 存量要素模塊的質量和生產(chan) 率，增強其產(chan) 出的動能，更是增加了一塊新的可以優(you) 化配比的高質量的全要素模塊，擴張了國民經濟增長的新的空間。我們(men) 估計，要素新模塊的構建，會(hui) 帶來未來國民經濟增長2個(ge) 百分點以上的新動能。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men) 計算表明，生育率的低下，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以及少子化和老齡化越來截止嚴(yan) 峻，在未來10年之內(nei) ，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著逐步由目前的6.5%下降到3%的可能壓力。如果順著上述思路和政策，新增的動能除了替代對衝(chong) 人口變動造成的3個(ge) 百分點的壓力外，還會(hui) 額外增加2個(ge) 百分點的新增動能。在8到10年的時間內(nei) ，將經濟增長保持在6.5%到8%之間的中高速水平上。

　　上述構想基於(yu) 這樣一種國情：如果在全要素模塊中，不能充分地使用現有的2.1億(yi) 農(nong) 業(ye) 勞動力，不能很好地使用2.86億(yi) 農(nong) 民工，未來我們(men) 不能有效地利用逐步進入勞動力年齡的6000萬(wan) 留守兒(er) 童(這部分勞動力與(yu) 新技術的新經濟關(guan) 聯程度不同，很容易被資本和技術所替代)，在全要素模塊中僅(jin) 僅(jin) 用資本和技術這樣的要素提高產(chan) 出，則由於(yu) 與(yu) 勞動和人口有關(guan) 的要素因無法參加財富創造而分配收入能力下降，其關(guan) 聯5.9億(yi) 億(yi) 農(nong) 村人口和2.1億(yi) 城鎮非戶籍人口，他們(men) 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低下，與(yu) 越來越強大的資本和技術生產(chan) 能力相對，使生產(chan) 能力會(hui) 更加過剩，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壓力將會(hui) 更大。

　　而從(cong) 去產(chan) 能結構供給側(ce) 改革，轉向可以有效提高這樣5億(yi) 勞動力和8億(yi) 人口收入的上述調整要素結構供給則改革，通過提高要素配置結構質量，製定和實施其有效的政策，則會(hui) 解開目前城鄉(xiang) 二元存量要素模塊間的淤積和梗阻陷阱，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倍增，也使中國國民經濟的未來展現一個(ge) 良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