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這個(ge) 變革的社會(hui)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在《魔山》中有這樣一句話：“往昔越是接近當下，其往昔性豈非越深刻和越顯傳(chuan) 奇?”步入2018年，kaiyun官方地址開放迎來“不惑之年”。四十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cong) 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變遷，到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豐(feng) 富，無不折射出社會(hui) 的變化。那麽(me)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men) 的社會(hui) 與(yu) 之前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要的是社會(hui) 轉型。其中最主要的轉型是由鄉(xiang) 土中國轉向城鎮中國。傳(chuan) 統中國是一個(ge) 鄉(xiang) 土社會(hui) 。根據費孝通先生的研究，“鄉(xiang) 土中國”的主要特征體(ti) 現為(wei) 用“禮治秩序”進行社會(hui) 管理。那是一個(ge) 熟人社會(hui) ，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為(wei) 主，農(nong) 民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與(yu) 大部分先發現代化國家不同，中國的現代建國走的是“農(nong) 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在城市化規模較小的情況下發生的。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計劃經濟、城鄉(xiang) 分割的體(ti) 製，通過農(nong) 業(ye) 反哺工業(ye) ，建立了初具規模的工業(ye) 化。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開啟了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改變了中國的社會(hui) 麵貌，在這個(ge) 過程中也出現了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hui) 遇到的一些問題，同時還伴隨著一些中國的獨特問題。

　　改革開放需要改變經濟體(ti) 製。“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ge) 關(guan) 鍵詞。鄧小平和陳雲(yun) 是中國市場經濟觀念的先行者。根據《陳雲(yun) 年譜》記載，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會(hui) 上說：“我同陳雲(yun) 同誌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wei) 補充，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經濟是個(ge) 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陳雲(yun) 3月8日撰寫(xie) 的文章“計劃與(yu) 市場問題”也提出了市場經濟概念，將“市場調節”與(yu) “市場經濟”兩(liang) 個(ge) 概念通用。原文最後部分提到：在經濟體(ti) 製改革中，並不是隨著計劃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正式發表時，根據別人建議，將“市場經濟”一詞改成“市場調節”，1995年《陳雲(yun) 文選》出版時，又改回“市場經濟”。鄧小平於(yu) 1979年11月與(yu) 外賓談話時，講到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但當時依然強調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隨著改革實踐的發展，1987年鄧小平同中央幾位領導談話時說：“我們(men) 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為(wei) 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ge) 了。”他又在1989年6月9日的講話中：“我們(men) 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ge) 不能改”。這時已經不是以計劃為(wei) 主了。黨(dang) 的十三大報告也沒有再提計劃經濟為(wei) 主，而是講計劃與(yu) 市場內(nei) 在結合。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完全超越和突破了計劃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內(nei) 在屬性的傳(chuan) 統看法。1992年，十四大報告根據鄧小平的理論指導，提出我國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與(yu) 城鎮中國相呼應的是，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轉向工商社會(hui) 。夏禹治水而家天下，開創了中國以家庭農(nong) 業(ye) 自然經濟為(wei) 基礎的政治國家。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與(yu) 大一統居高臨(lin) 下的皇權相呼應，依靠血緣紐帶聯係，由血緣關(guan) 係派生出同姓、同宗、同族、同鄉(xiang) 關(guan) 係。而工商社會(hui) 則意味著市場主體(ti) 的多元化和商品的極大豐(feng) 富，同時也意味著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秩序的解體(ti) 。在精細化的工業(ye) 生產(chan) 模式下，地域的同盟被打破。

　　在這場變革中，中國所麵臨(lin) 的問題可以概括為(wei) 分化和失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導致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已經解體(ti) ，數以億(yi) 計的農(nong) 民離開世代據以為(wei) 生的土地進城打工，動搖了中國人幾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也悄無聲息地在農(nong) 業(ye) 文明上打開了一個(ge) 缺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hui) 整齊劃一;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hui) 開始分化。這一方麵反映了中國社會(hui) 日益多元化，但另一方麵貧富分化、階層分化等問題凸顯。

　　中國當前的社會(hui) 分化一定程度上與(yu) 改革的模式有關(guan) 。與(yu) 蘇聯的“休克療法”改革相比，中國采取的是一種漸進式改革的模式。在改革順序上，我們(men) 采取的是先生產(chan) 後流通、先經濟後社會(hui) 、先沿海後內(nei) 地的方式;在改革進程上，我們(men) 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局部試點後逐漸全麵推開的方式;在改革的利益分享結構上，我們(men) 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後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的辦法。這種改革特點導致改革的受益人群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yu) 改革是從(cong) 基層率先發動的，農(nong) 民、工人從(cong) 中優(you) 先獲得較大利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從(cong) 生產(chan) 到流通、從(cong) 經濟到社會(hui) 、從(cong) 一般部門到壟斷部門的推進，改革的受益群體(ti) 從(cong) 農(nong) 民、工人轉向精英群體(ti) ，而且隨時間推移，精英群體(ti) 從(cong) 改革開放中獲益越來越多，農(nong) 民和工人獲益相比之下越來越少，甚至出現了邊緣化傾(qing) 向。

　　與(yu) 分化同時，在西方文明與(yu) 現代文明的雙重衝(chong) 擊下，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道德體(ti) 係麵臨(lin) 著挑戰，體(ti) 現為(wei) 社會(hui) 失範。傳(chuan) 統中國可以說是一個(ge) 倫(lun) 理社會(hui) ，以熟人社會(hui) 為(wei) 主，社會(hui) 秩序主要靠倫(lun) 理道德來維持。隨著社會(hui) 流動的增加，熟人社會(hui) 向陌生人社會(hui) 轉變，倫(lun) 理社會(hui) 賴以維係的基礎不複存在，中國走向了工商社會(hui) 。工商社會(hui) 的主要準則是法律，依賴於(yu) 契約關(guan) 係，但是由於(yu) 中國法治建設的滯後，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司法方麵，都不夠完善。同時，中國的社會(hui) 組織建設遲緩，還沒有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組織形態轉型到現代社會(hui) 所需要的自治型社會(hui) 形態之中。中國社會(hui) 舊的體(ti) 係已經瓦解，新的體(ti) 係尚未建立，社會(hui) 失範嚴(yan) 重。

　　這就是我們(men) 所處的這個(ge) 變革的社會(hui) 。

　　二、如何看待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所謂現代化，即工業(ye) 化、市場化、科學化的進程。這一進程帶來了經濟和技術的長足發展。所謂全球化，即“世界範圍內(nei) 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強化，這種關(guan) 係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此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裏以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現代化和全球化都體(ti) 現了一種“進步”的觀念，而在此之前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人們(men) 更安於(yu) 現狀、不求改進。現代化和全球化對中國社會(hui) 構成了全方位的衝(chong) 擊。

　　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hui) 的繁榮，但是清流與(yu) 泥沙俱下。社會(hui) 失範、貧富分化等問題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人們(men) 常常感歎“人心不古”，於(yu) 是懷念改革開放前的“純真”歲月。我們(men) 該如何看待這個(ge) 問題呢?

　　曆史學家房龍在《寬容》一書(shu) 的開篇描寫(xie) 了一個(ge) 虛構的故事：寧靜的山穀裏，人們(men) 過著幸福的生活。然而總是有少數人想走出山穀，看看外麵的世界。這些人是山穀裏的異數，為(wei) 山穀的規則所不容。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終於(yu) 有一天，山穀遭遇了天災，無法繼續自給自足。山穀裏的人尋著被他們(men) 判為(wei) “異數”的人的足跡走出山穀，獲得了新生。

　　的確，走出山穀人們(men) 會(hui) 遭遇更多變數，既往的平靜不複存在。但是自給自足無法永遠維係，追求自由、多元的生活符合人的本性。改革開放對於(yu) 中國而言也是如此。當前人們(men) 的心理落差主要源於(yu) 經濟與(yu) 製度和文化之間的落差，我們(men) 在物質層麵已經現代化了，中國的GDP現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們(men) 的製度和文化還沒有完全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矛盾滋生。比如，中國的私家車數量逐年增加，許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車，但是我們(men) 的交通規則和交通意識還沒有跟上，導致許多問題，闖紅燈、亂(luan) 停亂(luan) 放、擠道占道、肇事逃逸等等，讓人覺得還不如“出門基本靠走”的年代和諧。但是我們(men) 已經不可能回到不使用機動車的年代，隻能不斷改善體(ti) 製機製。

　　對於(yu) 改革我們(men) 需要有正確的認識。第一，任何改革都存在著理想與(yu) 現實的落差，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為(wei) 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就去否認改革本身。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是一種激進的想法。

　　第二，現實具有複雜性，社會(hui) 中有不同的利益群體(ti) ，改革對不同的利益群體(ti) 的觸動不同，改革的效果不能看個(ge) 別人的短時間狀況，而要看社會(hui) 整體(ti) 的狀況是否得到了改善。

　　第三，改革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不能忽視國家的曆史、文化等的影響。這些“本土資源”製約著改革的限度。

　　我們(men) 要保護好改革的成果，對於(yu) 改革開放帶來的許多問題隻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jue) ，而不能走回頭路。

　　深化改革，首要的是解放思想。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提出了“傳(chuan) 統觀念”的概念，他認為(wei) ，人們(men) 對事物的認識以以及方便為(wei) 準，而避免費力不討好或擾亂(luan) 生活的說法。傳(chuan) 統觀念能夠撫慰人心，卻不一定合乎事實。正是這種“傳(chuan) 統觀念”會(hui) 阻礙變革。而曆史經驗表明：“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一大法寶。”(十七大報告)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各種教條，不唯上、不唯書(shu) 、隻唯實。對於(yu) 各種觀點，可以爭(zheng) 鳴，避免上綱上線，形成一個(ge) 自由的思想市場，集思廣益，在思想碰撞中，讓更優(you) 的決(jue) 策勝出。

　　三、本書(shu) 的內(nei) 容

　　我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可以說與(yu) kaiyun官方地址一同成長，寫(xie) 作這本書(shu) 就是從(cong) 一個(ge) 常人的視角入手去描述改革開放給我們(men) 的社會(hui) 生活帶來的變化。對於(yu) 改革開放的關(guan) 注更多地強調其經濟意義(yi) ，實際上改革開放也帶來了一場社會(hui) 變革，產(chan) 生了一個(ge) 相對獨立的社會(hui) 領域，這個(ge) 變化過程構成了中國現代轉型的一部分。改革開放是由政府主導、民間呼應，政府與(yu) 民間良性互動的一個(ge) 曆史進程。

　　改革開放影響了每個(ge) 中國人的生活，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已經與(yu) 四十年前截然不同。社會(hui) 生活受製度影響，反過來，社會(hui) 生活狀況也會(hui) 影響製度的下一步走向，構成了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觀現狀。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製度環境中，這是我們(men) “走不出的背景”。對這個(ge) “背景”進行描述和反思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之一。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農(nong) 民社會(hui) 與(yu) 文化》中提出了一種二元分析框架，即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用來說明在複雜社會(hui) 中存在的兩(liang) 個(ge) 不同文化層次的傳(chuan) 統。大傳(chuan) 統是指以城市為(wei) 中心，社會(hui) 中少數上層人士、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chuan) 統是指在農(nong) 村中多數農(nong) 民所代表的文化。其後，歐洲學者用精英文化和大眾(zhong) 文化對這一概念進行修正。筆者在本書(shu) 中展示了不同的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所謂大傳(chuan) 統，即正式的國家製度;小傳(chuan) 統則指大眾(zhong) 的日常生活。本書(shu) 的敘述有兩(liang) 個(ge) 角度。一是從(cong) 宏觀的角度，分析四十年來中國幾個(ge) 重要方麵的社會(hui) 變遷。二是從(cong) 熱門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來中國的社會(hui) 生活變遷。全書(shu) 試圖展示一幅中國四十年來的社會(hui) 生活全景圖。本書(shu) 不僅(jin) 僅(jin) 停留在對事實的描述，還會(hui) 分析現狀產(chan) 生的原因，對未來進行展望，但並不側(ce) 重於(yu) 提供政策建議。本書(shu) 並非正史，主要不是關(guan) 注改革開放對於(yu) 國家層麵的影響，而是著眼於(yu) 改革開放對於(yu) 普通民生的影響。從(cong) 這個(ge) 角度出發，一些頗具影響的政治大事件並沒有進入本書(shu) 的關(guan) 注範疇。

　　本書(shu) 屬於(yu) 當代史研究。書(shu) 寫(xie) 當代史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由於(yu) 自己就處於(yu) 這個(ge) 時代，無法遠距離地進行大曆史的觀察，同時受製於(yu) 自身條件，難免失之客觀。但是，書(shu) 寫(xie) 當代史也具有一定的優(you) 勢。對古代史的寫(xie) 作未必也都是客觀的，意大利曆史學家克羅齊曾經指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體(ti) 現了當代的視角和當代的關(guan) 懷。而對當代史的寫(xie) 作則會(hui) 有更多感同身受的體(ti) 會(hui) 。當代發達的網絡、媒體(ti) 為(wei) 寫(xie) 作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同時許多事件的親(qin) 曆者還都健在，可以從(cong) 他們(men) 口中獲取更多的一手資料(雖然未必絕對客觀)，這些便利條件是寫(xie) 作古代史時所不具備的。曆史是活著的過去，而當代是活著的曆史。本書(shu) 將更多地利用身處當代的優(you) 勢，即使無法跳出曆史的窠臼，希望本書(shu) 的研究依舊可以為(wei) 日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

　　本書(shu) 的主要挑戰是需要跳出自己所處的時代，從(cong) 一個(ge) 更為(wei) 廣闊的視野判斷當下事件的曆史價(jia) 值。受到過多輿論關(guan) 注的事件並不一定具有曆史價(jia) 值，人們(men) 討論較多的事情可能僅(jin) 停留在理論層麵而未變成現實，這些都需要筆者憑力去進行判斷。由於(yu) 個(ge) 人水平所限，難免以偏概全之處，萬(wan) 望讀者批評指正。

　　本文為(wei) 《中國四十年社會(hui) 變遷》(畢競悅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一書(shu) 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