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北魏孝文帝采用魏晉南朝之製，健全了北魏的選舉(ju) 製度。孝文帝選拔官吏，尤重賢才。此外，他還實行俸祿製、《職員令》、考績法，改革用人製度，促進了北魏統治集團各階層官吏素質的提高，為(wei) 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保證。

　　完善九品中正製、確立門閥製度，是孝文帝改革的一項重要內(nei) 容，標誌著北魏王朝有了全國統一的選舉(ju) 製度，這具體(ti) 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改鮮卑姓為(wei) 漢姓，根據與(yu) 皇室關(guan) 係之親(qin) 疏及其在北魏政治中所起作用之大小製定姓族，以區別門第高低，從(cong) 製度上保證其等級秩序;二是品定漢人之門第，在州郡設立大小中正掌其事，中央由吏部、司徒府總管。孝文帝對中正的要求頗為(wei) 嚴(yan) 格，規定“必須德望兼資者”。這表明，當時品定人才注重的是德才和門望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中又以德才為(wei) 先。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孝文帝采用魏晉南朝之製，使無統一標準的北魏選舉(ju) 製度得以健全，也適應了北方士族門閥的發展。

　　孝文帝尤重賢才，任用各階層的優(you) 秀士人

　　人才是鞏固統治的基礎，改革的順利進行離不開統治集團的鼎力支持。就孝文帝統治的全過程來看，重賢才是主流，問門閥屬於(yu) 其次。例如“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的崔景儁，因“經明行修”而為(wei) 孝文帝“所知重”;“涉曆經史，善當世事”的鄭懿，因“閑雅有治才”而為(wei) 孝文帝“所器遇”。顯然，經史修養(yang) 是大族崔氏和鄭氏出身的崔景儁和鄭懿受到重用的主要原因。盡管孝文帝是門閥製度的讚同者，但對於(yu) 出身寒微而富有才學的士人，他也能夠大力予以拔擢，其中以頓丘衛國人李彪最為(wei) 典型。李彪出身寒門，“家世寒微，少孤貧”，刻苦自勵，學識豐(feng) 富，且正直為(wei) 公，得到孝文帝的賞識和提拔，官至散騎常侍(二品下)領禦史中尉兼度支尚書(shu) ，成為(wei) 北魏王朝最高監察機構和財政機構的長官。李彪對北魏王朝作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出使南齊、修撰國史、經濟及禮製改革、劾糾不法、安定地方等許多方麵。孝文帝在特遷李彪秘書(shu) 令詔中說道：“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yan) 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

　　對平齊民這一特殊階層人士的任用，也可看出孝文帝用人的進步性。公元469年，北魏占領青齊地區，這一地區的上層人士隨即被遷徙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及附近地區，並設立平齊郡進行管理。除極少數受到禮遇外，大多數人的身份等同俘虜，有些甚至被發配至北鎮為(wei) 兵。多數北遷青齊的士子過著自食其力的清苦生活，他們(men) 或“晝耕夜誦”，或“傭(yong) 書(shu) 自業(ye) ”，在艱苦條件下仍篤學不倦。這些人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ang) ，熟知曆史，是有用的人才。按照進賢才的用人方針，孝文帝選拔有才學的青齊士人進入統治集團，參與(yu) 改革和國家管理。崔光自太和六年(482)入仕，十餘(yu) 年後便進至散騎常侍兼侍中。孝文帝對他寄予厚望，常說：“孝伯(崔光之字)之才，浩浩如黃河東(dong) 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另一位士人崔亮符合“才望兼允”的標準，因而被選為(wei) 吏部郎，遷任中書(shu) 侍郎兼尚書(shu) 左丞。“二崔”均出身清河崔氏，是北方的一流高門，孝文帝重用他們(men) ，雖然不乏從(cong) 門第考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看重其才學。被黜為(wei) 北鎮兵戶的蔣少遊多才多藝，補為(wei) 中書(shu) 博士，孝文帝用其所長，負責衣冠禮儀(yi) 的議定，仕至前將軍(jun) (二品下)領將作大匠兼太常少卿。

　　秘書(shu) 令高祐上疏言選舉(ju) ，對以資曆為(wei) 標準的選舉(ju) 製度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認為(wei) ，“勳舊之臣”無才者，隻可“加之以爵賞”，而“不宜委之以方任”;“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中書(shu) 侍郎韓顯宗上疏論“進賢求才”，他指出，“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yu) 皇家?益於(yu) 時者，賢才而已”，請求孝文帝破格提拔人才，使“賢才無遺”，方可鞏固統治。孝文帝對此亦十分認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他對選拔人才的態度是以注重賢才為(wei) 基礎的，與(yu) 才學相比，資曆和門第則居次要。

　　孝文帝關(guan) 於(yu) 門閥與(yu) 用人關(guan) 係的觀點可以概括為(wei) ：王朝統治要長治久安，就必須要有適合於(yu) 全社會(hui) 的統一選舉(ju) 製度，這樣才能較為(wei) 廣泛地為(wei) 統治階級選拔各種人才。與(yu) 此同時，也要注意對賢才的選用，孝文帝所希望的人才是“經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長吏治、堪幹政事者”，“先盡才學”是其重要的用人原則。同時，他還認識到君主的德識有限，未必能夠及時發現人才並做到人盡其才，因而他意識到，選拔人才必須得到群臣的支持：“知人之難，豈朕獨決(jue) ，當與(yu) 群臣同之。”

　　孝文帝嚴(yan) 厲懲處貪官汙吏，同時也非常重視對稱職守法官吏的褒獎

　　太和八年(484)，北魏王朝開始實行俸祿製，規定“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這一法令極其嚴(yan) 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俸祿製要解決(jue) 魏初以來官吏貪贓枉法等吏治腐敗現象，通過肅清吏治的辦法達到對全國各地的有效統治，保證國家正常的賦役征發。隻有貪贓枉法之徒及時得到懲處，才能更好地維護統治，使改革新政順利貫徹執行。

　　俸祿製實施後，孝文帝整肅吏治，嚴(yan) 厲打擊貪官汙吏。從(cong) 太和十二年(488)至太和十五年(491)的四年中，就有六位擔任地方長官的宗室諸王受到削除官爵、徙配北鎮甚至賜死的嚴(yan) 厲懲處。對宗室諸王貪贓枉法的懲治，體(ti) 現了孝文帝“克己忍親(qin) ，以率天下”的思想。一旦違法犯罪，雖為(wei) 至親(qin) ，亦難免受到懲處。例如太子元恂，就因反對遷都而發動叛亂(luan) ，先被廢為(wei) 庶人，繼之賜死。總體(ti) 來看，孝文帝為(wei) 了北魏王朝的整體(ti) 利益，為(wei) 了改革大業(ye) ，對犯法者往往嚴(yan) 加懲處，不徇私情，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史稱孝文帝“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吏清政平，斷獄省簡”。

　　在懲治不法官吏的同時，孝文帝也非常重視對稱職守法官吏的褒獎，並且堅決(jue) 反對誣陷行為(wei) 。例如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誣告上司徐州刺史薛虎子，鎮將元伊利誣告青州刺史酈範(《水經注》撰者酈道元之父)，都受到嚴(yan) 厲製裁。大臣高閭上安邊之策，提出“任將之道，特須委信”，則可達到“君臣相體(ti) ，若身之使臂”的效果。孝文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並將其運用到文武官吏的任用上，他指出，“夫君臣體(ti) 合，則功業(ye) 可興(xing) ;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為(wei) 此，就必須堅決(jue) 杜絕誣陷行為(wei) 。

　　此外，孝文帝的為(wei) 政之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要求地方長官務必正身率下，搞好統治和管理。如皇弟高陽王雍出任相州刺史，臨(lin) 行前孝文帝曾告誡他：“為(wei) 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yu) 奪也。”這些來源於(yu) 儒家經典的統治思想充分反映了孝文帝的用人之道，並且他也要求官員按此原則統馭郡縣，不輕信人言，不隨便猜疑。懲治不法，委信臣下，褒獎善政等政策的執行，促進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於(yu) 改革新政的貫徹執行和地方局麵的安定。

　　為(wei) 了保證用得其人，孝文帝進行了官製改革，頒布《職員令》，實行考績法

　　太和十七年(493)至太和二十三年(499)間，前後《職員令》的製定和實行，成為(wei) 北魏政治製度發展史上的裏程碑，標誌著北魏王朝官僚體(ti) 製的健全和完善。太和十七年(493)出台的《職員令》確定了各級各類職官之名稱、品第、職掌等製度，為(wei) 官者可明確職責所在，這就為(wei) 考績法的創立提供了前提條件。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又製定了後《職員令》。在後《職員令》的製定中，王肅發揮了重要作用。出身於(yu) 高門大族琅邪王氏的王肅，由南齊投降北魏，孝文帝在與(yu) 之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交談後，認為(wei) 他對南朝製度有充分了解，是進行改革急需的人才，因而對其給予了充分信任並委以重用，使之成為(wei) 改革派的中堅大臣。

　　太和十八年(494)九月，孝文帝下詔頒行考績法，並指出實行此法的目的是“欲令愚滯無妨於(yu) 賢者，才能不壅於(yu) 下位”。與(yu) 《職員令》一樣，考績法同樣是在充分認識現實的基礎上，以兩(liang) 漢魏晉製度為(wei) 藍本，經過孝文帝和公卿大臣較長時間的討論研究而製定出來的。《職員令》和考績法互相配合，首先明確了諸官之名品職掌，並以此為(wei) 據，考察官吏政績的善惡優(you) 劣，舉(ju) 賢能、黜不肖，使各級統治機構有效行使職能，從(cong) 而達到鞏固統治之效。

　　詔書(shu) 規定，君主對五品以上官員的政績進行親(qin) 自考評，這也體(ti) 現出孝文帝在用人上的慎審態度。考績法頒行後，孝文帝對司法機構廷尉五局司直的政績進行了考核，規定“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為(wei) 上等”;又對尚書(shu) 省的工作狀況予以考評，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降黜。在孝文帝看來，作為(wei) 宰相機構，尚書(shu) 諸官職能的行使直接影響著王朝大政，對於(yu) 他們(men) 未能充分發揮職能，孝文帝深表不滿：“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年)，未嚐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嚐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從(cong) 錄尚書(shu) 事、尚書(shu) 令開始，對尚書(shu) 諸官一一進行考評降黜，“自尚書(shu) 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yu) 人，皆略舉(ju) 遺闕”。這次考黜，是改革新政俸祿製、《職員令》、考績法的一次綜合試驗，充分表明了孝文帝堅持改革的實幹精神以及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的魄力。

　　孝文帝進行官製改革，頒布《職員令》，明確各機構官職之名品職掌;實行考績法，嚴(yan) 格黜陟，使升降有序，各得其宜。孝文帝之所以要改革選舉(ju) 製度，就是要通過製度的完善來保證委任得人，使製度真正有益於(yu) 人才選拔。

　　孝文帝選拔的高素質人才構成了改革的中堅力量，為(wei) 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保證

　　孝文帝銳意改革、禮賢下士，重用了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員，特別是大規模改革官僚體(ti) 製，創立了一套具有整體(ti) 性和係統性的選舉(ju) 用人製度。古代史家評論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yu) 周洽”，“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正是在諸多有才幹大臣的佐助下，孝文帝成功地進行了具有深遠意義(yi) 的漢化改革。

　　李衝(chong) 上疏實行三長製，在孝文帝改革的全過程中，他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史載其“竭忠奉上，知無不盡”，“明目當官，圖為(wei) 己任”，辦事“明斷慎密”;孝文帝也對李衝(chong) “深相杖信，親(qin) 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yi) 莫二”。

　　李安世上疏實行均田製，以解決(jue) “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的局麵，孝文帝“深納之”。

　　李彪更是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方案，僅(jin) 太和十二年(488)底所上“封事七條”，就關(guan) 涉到了國家大政五個(ge) 方麵的重要內(nei) 容。其中，僅(jin) 封事之三就包括“和糴”與(yu) “屯田”兩(liang) 條重要的經濟改革建議。李彪認為(wei) ：“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wei) 害。”對於(yu) 這一建議，“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feng) 贍，雖時有水旱，不為(wei) 災也”。

　　韓顯宗在“既定遷都”時提出四條改革建議，“高祖頗納之”;後又上疏論進賢求才、法製、士人與(yu) 伎作宜別居、地方名稱及區劃變革、禁濫賞等關(guan) 乎大政的一係列建議，“高祖善之”。

　　宗室諸王中，以任城王澄於(yu) 改革最為(wei) 有功。孝文帝曾與(yu) 之討論鄭子產(chan) 與(yu) 晉叔向得失，發現他有著清晰邏輯和遠見卓識，能夠很好地適應改革時代的要求，因此很快從(cong) 地方召其入京，任命他為(wei) 中樞機構長官。事實證明，在遷都洛陽及官製改革中，他的確作出了巨大貢獻。孝文帝甚至高興(xing) 地說，“若非任城，朕事業(ye) 不得就也”，將其視為(wei) 社稷之臣。

　　關(guan) 於(yu) 改革與(yu) 用人的關(guan) 係，可以用孝文帝任命李衝(chong) 兼將作大匠營建都城時的一句話作為(wei) 概括：“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製規模，非任能莫濟。”不僅(jin) 都城的營建需要委賢任能，其他各項改革事業(ye) 亦是如此，孝文帝正是遵循委賢任能這一用人原則來實現其改革抱負的。孝文帝知人善任，改革用人製度，促進了北魏統治集團各階層官吏素質的提高，為(wei) 改革事業(ye) 培養(yang) 和選拔了大量人才，也為(wei) 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保證。北魏孝文帝用人，充分注意到官吏選拔、使用和考核等各個(ge) 環節，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孝文帝能夠將時代所提供的人才盡可能地提拔重用，使這些優(you) 秀的人才構成了改革的中堅力量，為(wei) 改革出謀劃策，為(wei) 鞏固統治竭忠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