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與(yu) 推進新型城鎮化既不是對立的關(guan) 係，也並非在側(ce) 重點上有所不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guan) 係。隻有把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與(yu) 新型城鎮化戰略同時推進，才可以使後者的目標更加明確，實施手段更加協調和統籌兼顧，推進過程更加健康和更可持續。

　　中央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道路，必須重塑城鄉(xiang) 關(guan) 係，推動新型工業(ye) 化、信息化、城鎮化、農(nong) 業(ye) 現代化同步發展，走城鄉(xiang) 融合發展之路。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裏，我國實現的城鎮化速度超過了世界發展史上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家，是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進入下行區間，城鎮化速度也有減緩的趨勢。然而，一般發展規律表明，城鎮化水平是國家發達程度的標誌性指標之一，任何一個(ge) 國家都不可能在較低的城鎮化水平上實現現代化。因此，城鎮化仍然應該作為(wei) 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的重要引擎。我們(men) 麵對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以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為(wei) 指導，認識當前我國城鎮化麵臨(lin) 的新挑戰，以改革的方式予以正確應對，使城鎮化走得更遠更健康。

　　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路徑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鎮居民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僅(jin) 為(wei) 17.9%。與(yu) 此同時，由於(yu) 城鎮和農(nong) 村分別處於(yu) 不同的人口轉變階段，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於(yu) 農(nong) 村人口增長率，因此，要提高城鎮人口比重或城鎮化水平，農(nong) 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必然要發揮主要的貢獻作用。事實上也是如此，在過去40年裏，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中轉移出來並向城鎮遷移，一直是城鎮化重要的和主要的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這個(ge) 特點尤其明顯。目前，我國外出農(nong) 民工大約為(wei) 1.69億(yi) 人，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其中絕大多數即80%以上進入到各級城鎮生活和就業(ye) ，擴大了城鎮常住人口總規模，提高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由於(yu) 這一時期我國的城鎮化速度是史無前例的，而戶籍製度改革卻采取了漸進的方式推進，兩(liang) 者節奏並沒有實現完全同步，因此在城鎮人口城鎮化率與(yu)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形成一個(ge) 缺口，2017年前者為(wei) 58.5%，後者為(wei) 42.4%。換句話說，常年外出農(nong) 民工及其隨遷家屬被統計為(wei) 常住城鎮人口，卻沒有獲得城鎮戶口。因此，這個(ge) 時期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路徑表現為(wei) 農(nong) 民工的有來有去，同時一定是來大於(yu) 去。這個(ge) 有來有去的城鎮化路徑，不再像改革初期人們(men) 所形容的“候鳥型”流動模式，即不是短期臨(lin) 時性的有來有去，而是在一個(ge) 勞動者的終身就業(ye) 周期中發生的來與(yu) 去的選擇過程。惟其如此，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才會(hui) 得到不斷提高。

　　從(cong) 統計指標意義(yi) 上，每年進城的農(nong) 民工人數大於(yu) 他們(men) 返鄉(xiang) 的人數，保證了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而就其本質而言，轉移到城鎮的人口逐漸積累從(cong) 而形成淨增量，也體(ti) 現和反映了城鎮化的經濟功能或效率含義(yi)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zi) 涅茨通過分析各國統計數據得出結論，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實質是勞動力等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生產(chan) 率較低的部門(農(nong) 業(ye) )，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部門(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轉移。這一結論同樣適用於(yu) 勞動力從(cong) 生產(chan) 率較低的地區(農(nong) 村)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地區(城鎮)轉移過程。因此，勞動力轉移或人口城鎮化的意義(yi) 在於(yu) ，它是一個(ge) 不斷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的“庫茲(zi) 涅茨過程”。

　　在改革開放的1978—2015年期間，我國勞動生產(chan) 率總體(ti) 提高了16.7倍。對此進行貢獻因素分解可以看到，在這個(ge) 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幅度中，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分別作出13%、32%和11%的貢獻，加總後貢獻率為(wei) 56%，而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向第二產(chan) 業(ye) 及第三產(chan) 業(ye) 的轉移，完成了一個(ge) 資源重新配置過程，這個(ge) 因素對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作出了其餘(yu) 44%的貢獻。由於(yu) 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是我國城鎮化的顯著推動力，因此，這裏顯示的三個(ge) 產(chan) 業(ye) 之間的勞動力重新配置效應，也正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

　　城鎮化麵臨(lin) 的新挑戰

　　根據一般發展規律，我國城鎮化的任務遠未完成。從(cong) 城鎮化率指標來看，我國目前尚低於(yu) 所處收入組別——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5%的平均水平，與(yu) 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更有大約23個(ge) 百分點的差距，未來5年我國要跨越高收入門檻，在人均GDP上與(yu) 必須趕超國家的平均水平，也有大約15個(ge) 百分點的差距。更何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yu)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尚有16個(ge) 百分點的缺口要填補。因此，不僅(jin) 推動新型城鎮化是不可回避、不容延緩的發展任務，而且保持庫茲(zi) 涅茨過程也是提高發展效率、質量和可持續性的關(guan) 鍵。

　　單純從(cong) 城鎮人口比重的提高幅度上看，城鎮化速度似乎並沒有減慢，但是，城鎮化貢獻因素的消長變化，已經預示著城鎮化的可持續性有所乏力，從(cong) 而作為(wei) 庫茲(zi) 涅茨過程的性質明顯減弱。目前我國城鎮人口的年度增量構成中，約16%為(wei) 自然增長，5%是農(nong) 轉非人口，26%係農(nong) 民工增長的貢獻，53%則來自於(yu) 所謂的就地轉移。其中，就地轉移是通過改變行政區劃，如縣改市(區)、鄉(xiang) 改鎮、村改居(委會(hui) )等手段導致城鎮人口的增加。由於(yu) 在這種單純統計口徑的變化中，大批農(nong) 村居民身份雖然變為(wei) 市民，甚至很多還獲得了城鎮戶口，但本身並不涉及就業(ye) 類型和居住地的變化，並不發生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因此不是典型的庫茲(zi) 涅茨過程。真正符合庫茲(zi) 涅茨過程的城鎮化因素是進城的農(nong) 民工，而這個(ge) 源泉已經開始式微。

　　多年來源源不斷進入城市的農(nong) 民工，其實已經不再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中轉移出來的剩餘(yu) 勞動力，而是初中和高中畢業(ye) (或輟學)的新成長勞動力，大體(ti) 上對應著農(nong) 村16—19歲人口群體(ti) 。這個(ge) 組別的人口總數長期以來一直是迅速增長的，直至於(yu) 2014年達到增長的峰值，此後其新增數量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或者說增長率已經為(wei) 負。與(yu) 此相應，自2014年以來農(nong) 村外出勞動力的增長也開始減速，農(nong) 民工增量對城鎮化率提高的貢獻從(cong) 2010年的31%，下降到2016年僅(jin) 為(wei) 2.3%。在城鎮化繼續遵循著有來有去模式的情況下，難免不久後會(hui) 出現返鄉(xiang) 人數大於(yu) 進城人數的情況。

　　以2016年全國勞動生產(chan) 率(勞均GDP)9.6萬(wan) 元為(wei) 基準，作為(wei) 城鎮的主要產(chan) 業(ye) ，工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相當於(yu) 平均水平的2.73倍，第三產(chan) 業(ye) 相當於(yu) 1.19倍，建築業(ye) 相當於(yu) 68.3%，而農(nong) 村的主要產(chan) 業(ye) ——農(nong) 業(ye) 則僅(jin) 為(wei) 平均水平的30.9%。如果簡單從(cong) 這個(ge) 勞動生產(chan) 率相對水平比較看問題，農(nong) 民工從(cong) 城鎮到農(nong) 村的倒流，就相當於(yu) 勞動力從(cong) 高生產(chan) 率就業(ye) 退回到低生產(chan) 率就業(ye) ，即意味著出現逆庫茲(zi) 涅茨過程。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把經濟發展方式從(cong) 生產(chan) 要素投入驅動轉到生產(chan) 率提高驅動的軌道，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迄今生產(chan) 率提高的重要源泉，那麽(me) ，農(nong) 民工逆向流動是否必然導致逆庫茲(zi) 涅茨過程，從(cong) 而降低中國經濟整體(ti) 生產(chan) 率呢?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這個(ge) 方麵的重要講話精神，為(wei) 我們(men) 認識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指導。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與(yu) 新型城鎮化

　　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作為(wei) 決(jue) 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七大重大戰略部署之一。實施這個(ge) 戰略與(yu) 推進新型城鎮化既不是對立的關(guan) 係，也並非在側(ce) 重點上有所不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guan) 係。特別需要認識到的是，隻有把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與(yu) 新型城鎮化戰略同時推進，才可以使後者的目標更加明確，實施手段更加協調和統籌兼顧，推進過程更加健康和更可持續。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與(yu) 新型城鎮化都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及至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兩(liang) 者不僅(jin) 目標是相同的，推進手段也是一致的和互補的。高度城鎮化是經濟社會(hui) 現代化的一個(ge) 綜合體(ti) 現，因此也是各國現代化過程中都要追求的結果。但是，達到這個(ge) 結果的過程本身，卻因國情的不同應該有差異性。換句話說，就城鎮化而言，可以有且必然有推進過程中的中國特色，卻沒有且不應該有最終目標上的中國例外。而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就是為(wei) 了保證這個(ge) 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過程與(yu) 必然走向高度城鎮化結果之間的一致性。

　　為(wei) 了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城鎮化進程中出現農(nong) 業(ye) 萎縮、農(nong) 村凋敝和農(nong) 民生活改善滯後於(yu) 經濟發展的不利後果，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指出：城鎮化進程中農(nong) 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同時告誡我們(men) 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nong) 業(ye) 、不能忘記農(nong) 民、不能淡漠農(nong) 村。毋庸置疑，這裏所講的“任何時候”就包括在追求城鎮化水平提高的時候。例如，從(cong)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角度，實現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必然要推動農(nong) 業(ye) 的適度規模經營，而土地規模如何擴大，在什麽(me) 階段上擴大到什麽(me) 程度，取決(jue) 於(yu) 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所處的階段及其穩定性;從(cong) 推進城鎮化的角度，勞動力轉移又需要以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為(wei) 前提條件，而後者又受到經營規模狹小的製約。對於(yu) 如何破解這個(ge) 循環難題，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及其他一係列部署給出了答案。

　　城鎮化是一個(ge) 長期的曆史自然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既有人口從(cong) 農(nong) 村向城鎮遷移的正向城鎮化，也不可避免有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等逆城鎮化。通過加快戶籍製度改革，促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證城鎮化作為(wei) 庫茲(zi) 涅茨過程持續推進;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可以使勞動力、人才的返鄉(xiang) 也不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逆庫茲(zi) 涅茨過程;同時，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不僅(jin) 為(wei) 農(nong) 村人才和勞動力創造一片用武之地，也使城鎮化的推進更加行穩致遠。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讓精英人才到鄉(xiang) 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腳，讓農(nong) 民企業(ye) 家在農(nong) 村壯大發展。通過激發出各類人才和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潛力和活力，將農(nong) 村生產(chan) 要素進行合理、優(you) 化的配置，不僅(jin) 保證人力資源的返鄉(xiang) 和下鄉(xiang) 與(yu) 進城一樣具有效率改進的功能，而且是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和實現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的關(guan) 鍵一環。(作者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