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事業(ye) 單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還未能從(cong) 政府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範疇做出清晰統一的定位，而局限於(yu) 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視角，從(cong) 部門領域來各自定位。這樣隻是大致解決(jue) 了“事業(ye) ”與(yu) “產(chan) 業(ye) ”的方向區分，而對於(yu) “事業(ye) ”怎麽(me) 辦的問題，模糊地歸為(wei) 政府責任，由此產(chan) 生了不少認識誤區。如果不澄清這些模糊認識，既會(hui) 束縛事業(ye) 單位發展，也會(hui) 加大財政負擔，公益服務的效率也會(hui) 受損。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深化事業(ye) 單位改革，強化公益屬性，推進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離”。最近發布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jue) 定》進一步提出，應“區分情況實施公益類事業(ye) 單位改革，麵向社會(hui) 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ye) 單位，理順同主管部門的關(guan) 係，逐步推進管辦分離，強化公益屬性，破除逐利機製”。在全麵深化改革過程中，事業(ye) 單位改革事關(guan) 科教文衛體(ti) 等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是難啃的骨頭。難啃的原因是一直未能對事業(ye) 單位從(cong) 政府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範疇做出清晰統一的定位，而局限於(yu) 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視角，從(cong) 部門領域來各自定位。這樣隻是大致解決(jue) 了“事業(ye) ”與(yu) “產(chan) 業(ye) ”的方向區分，而對於(yu) “事業(ye) ”怎麽(me) 辦的問題，模糊地歸為(wei) 政府責任，由此產(chan) 生了不少認識誤區。如果不澄清這些模糊認識，既會(hui) 束縛事業(ye) 單位發展，也會(hui) 加大財政負擔，公益服務的效率也會(hui) 受損。

　　事業(ye) 單位改革進展緩慢，突出表現在對其公益屬性的理解上有偏差。

　　誤區一：誤讀“強化公益屬性”，堅持公益屬性就不得從(cong) 事經營活動。強化公益屬性是一個(ge) 社會(hui) 視角，從(cong) 宏觀管理來看，應指結果，而非過程;是指功能，而非要素。具體(ti) 來說，這其實是要求事業(ye) 單位更好地提供公益服務，並以此為(wei) 目標，而不應是對每個(ge) 事業(ye) 單位微觀活動的限製。

　　事業(ye) 單位是公益服務的重要提供者之一，其公益屬性區別於(yu) 行政性、市場性，需要與(yu) 之匹配的組織來實現。承擔行政職能或者以營利為(wei) 目的從(cong) 事生產(chan) 經營活動的單位，都應排除在公益事業(ye) 單位體(ti) 係外。隻有以提供公益服務為(wei) 目標的單位，才屬於(yu) 公益類事業(ye) 單位，不能混為(wei) 一談。對此，不應隻看其登記的單位性質，而應看其實質。科研院所、教育機構、醫療機構、文化機構等可以是事業(ye) 即社會(hui) 化，也可以是產(chan) 業(ye) 即市場化。這需要具體(ti) 情況具體(ti) 對待，不能一概而論，搞一刀切。

　　同時，公益屬性內(nei) 含著不以營利為(wei) 目的，但並非不能有經營活動。籌集從(cong) 事公益服務所需資金，可以是政府撥款、社會(hui) 捐贈，也可以搞經營創收，經營活動隻是事業(ye) 單位的一個(ge) 要素而已。從(cong) 國際慣例看，其他國家都沒有事業(ye) 單位的稱謂，但類似的組織形式普遍存在，統稱為(wei) 公益組織。這些公益組織有政府舉(ju) 辦，也有社會(hui) 組織舉(ju) 辦，他們(men) 遵循的法律原則大體(ti) 相同。綜合看，各國雖對公益組織進行了一些限製，主要是禁止分配經營活動的盈利，但並不限製其具體(ti) 活動。其含義(yi) 是：第一，公益組織是非盈利的，並不是說公益組織不能從(cong) 事經營活動，而是其所得盈利必須用於(yu) 公益。第二，公益組織也可以盈利，但是它不能將利潤在投資者及其成員之間進行分配，而是繼續用於(yu) 公益活動。第三，對公益組織的營利活動進行限製，主要是通過稅收政策等進行間接限定，以此確保其公益性。也就是說，隻要將所得收益用於(yu) 公益事業(ye) 且不與(yu) 營利企業(ye) 競爭(zheng) ，公益組織就可以從(cong) 事與(yu) 其目標相關(guan) 或無關(guan) 的經營活動或商業(ye) 活動。第四，國外公益組織的收入來源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資助、經營收入、捐贈收入等，而且經營收入是歐美國家的公益組織收入的最大來源，它包括服務收費、商業(ye) 經營等多種形式。在美國、日本等國家，公益組織的經營收入來源日益增多。以美國非營利組織為(wei) 例，其收入來源結構為(wei) 經營收入約占51%，政府資助約占30%，剩餘(yu) 19%左右的資金屬於(yu) 捐贈收入。我國公益服務的提供主體(ti) 不應局限於(yu) 事業(ye) 單位，更不能拘泥於(yu) 完全由政府提供，應采取多主體(ti) 、多樣化服務的提供方式。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今天，重塑公共服務微觀基礎，事業(ye) 單位改革至關(guan) 重要。

　　誤區二：事業(ye) 單位不能收費養(yang) 人。這其中的關(guan) 鍵是“收什麽(me) 費”“養(yang) 什麽(me) 人”。事業(ye) 單位沒有用人自主權，甚至有“國家用人”而不是“單位用人”的提法。所謂“國家用人”，就是事業(ye) 單位招錄要經過嚴(yan) 格的選拔程序，“入門”較難。與(yu) 此同時，退出機製尚不健全，所以宏觀上就出現了“養(yang) 人”現象。與(yu) 之相伴隨的是，隨著社會(hui) 事業(ye) 的發展，以及人員更替的需要，傳(chuan) 統的編製管理難以適應事業(ye) 單位的用人需求，事業(ye) 單位的社會(hui) 化招聘日漸增多，增大了選人用人的靈活性，這雖然有利於(yu) 更好地發展社會(hui) 事業(ye) ，但這部分經費不在財政保障範圍內(nei) ，隻能由事業(ye) 單位自行解決(jue) 。這是一種發展中的“養(yang) 人”問題，產(chan) 生的根源在於(yu) 事業(ye) 單位改革尚沒有到位。

　　誤區三：將分類管理理解成行政化管理的細化。從(cong) 現有屬性看，公益一類和二類的區別隻是財政保障程度的區分，而沒有從(cong) 整體(ti) 的角度、從(cong) 體(ti) 製機製上理順並確定政府與(yu) 不同類型事業(ye) 單位的關(guan) 係。如公益二類在財政部分保障的條件下，如何更好地提供公益服務?作為(wei) 獨立的事業(ye) 法人，與(yu) 其他類型事業(ye) 單位有哪些權利和義(yi) 務上的差異?與(yu) 政府的關(guan) 係有何不同?應實行什麽(me) 樣的管理體(ti) 製?諸如此類，都應當明確，不宜一鍋煮。事業(ye) 單位的分類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細化、科學化。大而化之的分類，將滯延整個(ge) 事業(ye) 單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