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始巡郡國”，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旅行”。4年之前，漢武帝就曾派遣特使巡查郡國，當時主要調查三件事情，一是是否有人私自鑄幣;二是各地土地兼並的程度;三是官員是否遵紀守法，這些本質上都是調查中央政令的落實情況。這一次，漢武帝要親(qin) 自走一走，看一看。

　　漢武帝敏銳地發現，不少郡守嚴(yan) 重失職瀆職，更可怕的是，作為(wei) 監督地方官的監禦史，居然沒有上奏這些問題。原因無非有兩(liang) 個(ge) ，一是監禦史的工作能力不足，沒有發現問題;二是監禦史已經發現了問題，但是囿於(yu) 利益糾葛，沒有如實上奏。不管出於(yu) 何種原因，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就會(hui) 威脅到國家的核心利益，畢竟七國之亂(luan) 殷鑒不遠。

　　震驚之餘(yu) 的漢武帝嚴(yan) 懲了一大批地方官員，並深入思考監禦史製度的問題。監禦史雖然設在各個(ge) 郡國，但是隸屬不明，職責不明，各自為(wei) 政，已經無法適應大漢崛起的國家形勢。於(yu) 是，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廢除監禦史製度，“禦史止，不複監”，大漢需要重構一種高效統一的監察體(ti) 係，為(wei) 國家集中發展保駕護航。

　　經過通盤考慮，精心謀劃，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漢武帝的強力推動下，刺史製度正式代替了監禦史製度。中央政府將全國分為(wei) 十三部，即十三個(ge) 監察大區，分別是：冀州、幽州、並州、兗(yan) 州、徐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益州、涼州、交趾、朔方。每州派遣刺史一人，十三部刺史由中央統一直接管轄，由禦史中丞具體(ti) 領導。同時，漢武帝親(qin) 自規定刺史職責，以極其簡要的規條界定了刺史的日常監察內(nei) 容，這就是著名的“六條問事”。

　　解決(jue) 問題的關(guan) 鍵是要抓主要矛盾，“六條問事”列出的負麵清單針對性強，其核心要義(yi) 就是聚焦監督地方“一把手”，嚴(yan) 管地方“一把手”。根據“六條問事”，刺史主要監管“兩(liang) 千石”的地方長官，其實就是一郡的最高長官郡守以及各國諸侯王，對於(yu) 其他地方官員一概不問。監管對象不多，但是並不意味著任務輕鬆，因為(wei) 這六條是對“一把手”是否有這些問題的全方位立體(ti) 監督。

　　這六條是：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zhong) 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shu) ，遵承典製，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wei) 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案，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薄，剝截黎元，為(wei) 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

　　“六條問事”高度聚焦“一把手”的日常工作生活，條條說在節骨眼上。第一條，看似和“一把手”無關(guan) ，其實直指地方和中央關(guan) 係。打擊豪強不法，就是為(wei) 了從(cong) 根子上鏟除山頭主義(yi) ，防止“一把手”和地方利益集團相互勾結。如果地方上豪強橫行鄉(xiang) 裏，“一把手”要負全責。第二條，是監督“一把手”是否嚴(yan) 格執行中央政令，是否違法亂(luan) 紀、以權謀私。第三條，監督的是“一把手”是否為(wei) 官不為(wei) 、為(wei) 官亂(luan) 為(wei) ，是否能夠保持地方平穩和諧。第四條，是監督“一把手”選人用人是否公道正派，嚴(yan) 禁任人唯親(qin) ，嚴(yan) 禁搞小圈子。第五條，是針對“一把手”的身邊人，要求“一把手”嚴(yan) 管家人，一家不治，何以治一方。第六條，是嚴(yan) 防“一把手”搞貪汙受賄和利益輸送，破壞地方經濟發展。

　　察吏是治國之本，監督“一把手”是重中之重。如何有效監督地方“一把手”，曆來都是希望有所作為(wei) 的中央政府需要麵對的重大問題。隻有將有限的力量聚焦在明確目標上，才能發揮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六條問事”集中精力監督、管理那些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不糾纏於(yu) 細枝末節，達到了綱舉(ju) 目張的效果。

　　刺史不隻是坐在辦公室裏等舉(ju) 報、等報告。每年秋分時節，刺史必須帶領工作小組在其監察大區內(nei) ，對各郡各國開展巡查，考察地方長官和諸侯王的工作業(ye) 績和社會(hui) 評價(jia) 。這是點麵結合，考察官聲政聲和社風民風，從(cong) 工作鏈條的末端了解地方長官治民理政的嚴(yan) 謹程度和工作水平。刺史的產(chan) 生，可由禦史推薦，皇帝任命，和地方沒有太多利益瓜葛，地位較為(wei) 超脫。“六條問事”和刺史製度，無疑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權威，保證了中央政令暢通，開啟了大漢發展的新階段。

　　大漢開國之初，百廢待興(xing) ，推崇無為(wei) 而治，社會(hui) 經濟得到恢複。“剛不可久，柔不可守”，中央政府控製力消減之後，內(nei) 憂外患逐漸暴露出來。七國之亂(luan) 後，大漢為(wei) 了保持政局穩定，重視地方長官的長期任職，有的郡守在一地工作十數年，宗族、故吏、門生等各種關(guan) 係交織在一起，漸漸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團體(ti) ，選擇性執行中央政府大政方針，甚至發生“政令不出長安”的情況。問題到了漢武一朝，變得更加棘手了。漢武帝外擊匈奴，內(nei) 頒推恩令，顯示出振興(xing) 家國的強烈願望，大漢發展必須升級轉型。

　　大國發展，尤其是從(cong) 大國到強國的蛻變期，離不開科學的治理體(ti) 係和高效的官員隊伍，中國古代的曆朝先賢，在這個(ge) 問題上進行了不少嚐試和探索，盛世的背後必定是鐵的紀律、嚴(yan) 密的監察體(ti) 係和明確的中央權威。漢武一朝對於(yu) 監督體(ti) 係進行深度整合，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初置丞相司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初置司隸校尉。這些措施和刺史製度、禦史製度一起形成了內(nei) 外結合、覆蓋較全的監督體(ti) 係。更重要的是，這些監督措施有相互製約的關(guan) 係，推動有形監督轉化為(wei) 有效監督。這種監督壓力也通過“一把手”層層傳(chuan) 導到整個(ge) 官員隊伍。

　　找準了支點，才能撬動製度變革，促進體(ti) 係提升。“六條問事”言簡意賅，聚焦主要矛盾，解決(jue) 主要問題，使監督變得有形有力有效，為(wei) 漢朝的集中發展提供了保障，也對後世的監察工作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