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應對、處理複雜關(guan) 係的社會(hui) 機製，關(guan) 係不複雜，社會(hui) 不複雜，就不需要什麽(me) 複雜的機製——

　　漢代的騎士俑。古代中原地區的馬文化，是在北方遊牧民族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有缺陷的環境不一定是壞事

　　講人與(yu) 環境的關(guan) 係，不能隻講環境好的一麵，實際上，環境中的缺陷，即所謂負麵的因素，同樣重要。在有些地方，負麵因素是長期存在的，而有些負麵因素則是以突發災害的形式出現。曆史上，對於(yu) 克服環境的缺陷，或適應環境的缺陷，人們(men) 也是費盡了力氣。

　　兩(liang) 麵性，是自然環境固有的特征。一方麵環境為(wei) 人類提供了適宜的生活條件，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麵，環境的不穩定性、環境的改變，又常常成為(wei) 人類的對手，讓人類經受一番苦難。正因為(wei) 環境的缺陷會(hui) 給人類帶來苦難，在古代所歌頌的聖賢人物的豐(feng) 功偉(wei) 績中，總有禳除災害、拯救人類的功勞。比如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大禹治水、成湯求雨的傳(chuan) 說，都是講這方麵的故事。

　　有一種理論認為(wei) ，有缺陷的環境不一定是壞事，它會(hui) 激發人類的勇氣和智慧，戰勝自然界的困難，創造出新的人文成就。

　　英國學者湯因比在研究文明發展史的時候，提出一個(ge) 挑戰與(yu) 應戰理論。他認為(wei) 從(cong) 推動文明的角度看，環境不能太壞，也不能太好。太壞，人類無法發展，也不可能創造出什麽(me) 東(dong) 西。但環境也不能太好、太優(you) 越。太優(you) 越了，人們(men) 不需要勤懇勞動，懶得去奮力開發，也創造不出什麽(me) 東(dong) 西。最好是在一個(ge) 適度的水準上，既有適宜的基礎，又存在一定的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中，人類會(hui) 不斷地受到激勵(去應戰)，向環境的深度開發，文明於(yu) 是不斷發展。

　　司馬遷也有過類似的看法，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司馬遷寫(xie) 道：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司馬遷的意思是，江南是個(ge) 天然食物資源比較豐(feng) 富的地方，那裏的人們(men) 不用費大腦筋，不用幹苦工作，生活就過得去。但另一方麵，這個(ge) 地方的人們(men) 又因此沒有被逼出來創造性，他們(men) 的生活雖然穩定，但很消極，他們(men) 沒有餓肚子的問題，但也不會(hui) 下力氣苦幹而變得富有。司馬遷的這段話，可算是對湯因比的觀點的一個(ge) 注解。(或者反過來，湯因比是對司馬遷的注解。)

　　文明是怎麽(me) 創造出來的?是忙出來的

　　我們(men) 可以由此聯想，中華文明的搖籃為(wei) 什麽(me) 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曾“搖”了一段時間(比如良渚文化)，但搖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就搖不動了。文明是怎麽(me) 創造出來的?是忙出來的。自在不成人，同樣，悠閑也不成文明。

　　因為(wei) 自然環境的原因，當然還有社會(hui) 的原因(如族群對抗)，黃河流域的人們(men) 要麵對許多難題、許多挑戰。正是在解決(jue) 這些難題、挑戰的過程中，一些特別的辦法、措施、製度才被一項一項創造出來。要處理的事務變得複雜，文明才得以產(chan) 生。在長江流域，相對來說，自然環境優(you) 越，人文關(guan) 係也比較簡單，不像黃河流域有各方強悍的人文群體(ti) 相互博弈，所以缺乏發展複雜社會(hui) 機製的動力。長江流域到了原始社會(hui) 後期，原始生態體(ti) 係充分發展，卻再沒有新的激勵性因素，所以沒有發生明顯的社會(hui) 跨越。文明是應對、處理複雜關(guan) 係的社會(hui) 機製，關(guan) 係不複雜，社會(hui) 不複雜，就不需要什麽(me) 複雜的機製。

　　災害帶來的苦難，戰勝災害的喜悅，這兩(liang) 樣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人類特有的情感、經驗。這些東(dong) 西很容易演化為(wei) 一類信仰，所以龍王廟、風神廟、雨神廟紛紛被修建起來，成為(wei) 一種特有的曆史文化景觀。

　　還有一種小神，個(ge) 頭兒(er) 不大，但在中國北方卻是一個(ge) 不可小看的災害製造者，它就是蝗蟲，也叫螞蚱。

　　曆史上的華北地區是蝗災重發地區之一。那些年，蝗蟲來臨(lin) ，鋪天蓋地，一瞬間把莊稼禍害光。老百姓沒有別的辦法，以為(wei) 討好蝗蟲可以免災，便修了八蠟廟、蟲王廟，裏麵擺上好東(dong) 西討好蝗蟲(人認為(wei) 的好東(dong) 西，其實蝗蟲未必認可)。華北平原地區因此出現不少蟲王廟。研究災害曆史的學者根據廟的分布，就可以複原當年蝗蟲災害頻發的地理範圍。

　　人類麵對災害，損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人類具有善於(yu) 隨機應變的智慧，這種智慧幫助人類因禍得福，改弦更張，創造出新的生態局麵。下麵舉(ju) 一個(ge) 美國曆史的例子吧。

　　事情發生在早年美國亞(ya) 拉巴馬州南部的一個(ge) 地方。那裏的人原來隻種棉花，年複一年把棉花賣給北方的工廠加工，經濟平穩，人們(men) 相當滿足，便不思改革進取。有一年，發生了嚴(yan) 重的棉鈴蟲災害，大片棉株被咬死，收成無望，於(yu) 是被迫改種了煙葉，聊作補償(chang) 。沒想到，煙葉獲得好收成，還賣得了大錢。這件事啟發了人們(men) 多種經營的思路，從(cong) 此，這個(ge) 地區又種棉花，又種煙葉，變得更加富足。因為(wei) 是棉鈴蟲喚醒了他們(men) ，教育了他們(men) ，才使這個(ge) 地區的經濟出現了新局麵。為(wei) 了紀念這場變革，他們(men) 豎立了一座棉鈴蟲紀念碑。(都是蟲子，一個(ge) 修廟，一個(ge) 立碑。)這其實就是人類在開辟生態係統的進程中，從(cong) 單一經營到多種經營逐步深化的故事。

　　“司馬遷線”是大範圍文化生態係統變化的反映

　　一般來說，自然災害是短期現象，而有一種環境改變，是長時期的現象。在長時段的環境變化中發生的生態係統變化，是持久而深刻的。這類變化，有時是向好的方向變，但也有時是向壞的方向變。

　　在中國曆史上，有一樁文化生態係統長期巨變的大事，它甚至影響到曆史的發展。這就是北方山區地帶半農(nong) 半牧文化生態區的出現。

　　我們(men) 先來回顧一下司馬遷提出來的那個(ge) 農(nong) 業(ye) 地區與(yu) 半農(nong) 半牧地區的分界線。有的學者稱其為(wei) “司馬遷線”。這條界線的南邊是完全的農(nong) 耕社會(hui) ，北部是半農(nong) 半牧社會(hui) 。司馬遷提到兩(liang) 個(ge) 標誌性地點，東(dong) 北方一個(ge) ，是渤海邊的碣石山，西南方一個(ge) ，是山陝峽穀南部的龍門山。兩(liang) 個(ge) 地點的連線就是分隔線，或說交界線。

　　不過，司馬遷看到的隻是秦漢時代的事情。考古學研究證明，在文明早期，即距今5000年以前，這條界線並不存在。它的出現，是文化生態變化的結果，發生在距今大約3000-4000年的時候。

　　在中國，原始農(nong) 業(ye) 大約在1萬(wan) 多年前出現，隨後繁榮發展，地理範圍十分廣泛。在北方，原始農(nong) 業(ye) 從(cong) 中原一直延伸到陰山以南地區，也就是說，在山陝北部地區(司馬遷所說的龍門—碣石這條線以北)，也是原始農(nong) 業(ye) 的分布地帶。考古學家在這個(ge) 地區發現了典型的定居農(nong) 業(ye) 文化遺址，包含房屋聚落和大量原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具。

　　問題在於(yu) ，這個(ge) 地區並沒有像中原地區那樣，沿著農(nong) 業(ye) 的方向繼續發展下來。考古學材料顯示，在原始農(nong) 業(ye) 遺址文化層的上麵，出現了畜牧文化的遺存，也就是說，繼原始農(nong) 業(ye) 文化之後，這個(ge) 地區的生產(chan) 方式轉變為(wei) 另一種畜牧經濟形態，農(nong) 業(ye) 萎縮了。

　　造成變化的第一原因是氣候變化，氣候逐漸變得幹冷，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發達的原始農(nong) 業(ye) 開始衰退，為(wei) 了生存，人們(men) 改變生產(chan) 形態，與(yu) 人類沒有食物衝(chong) 突的家畜(主要是羊，豬則要與(yu) 人類爭(zheng) 食物)發展起來，畜牧業(ye) 的比重越來越大，最終，社會(hui) 生產(chan) 呈現半農(nong) 半牧的狀況。

　　這樣，北方一類新的文化生態係統出現了，它的南界，就在龍門-碣石這一線。所謂的“司馬遷線”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它是大範圍文化生態係統變化的反映。

　　在這場變化中，我們(men) 看到一種地理上的連鎖發展關(guan) 係。當山陝北部山地畜牧社會(hui) 出現之後，在更北、更西的另一個(ge) 遼闊地帶，也連帶地獲得了發展的契機。那些地帶是廣袤的草原(包含半幹旱草原)地區，它與(yu) 原始農(nong) 業(ye) 無緣，卻是畜牧業(ye) 發展的潛在天然牧場。當畜牧技術在其周邊山林地帶發展起來之後，草原邊緣也逐漸被辟為(wei) 畜牧場地。而當乘馬的技術成熟之後，牧民就可以騎在馬上，驅趕畜群深入寬廣的草原腹地，遊移放牧。於(yu) 是，一種人類曆史上重要的經濟社會(hui) 形態——草原騎馬遊牧社會(hui) 誕生了。它是在草原周邊山林徒步畜牧業(ye) 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而其空間運作規模、政治軍(jun) 事的整合能力，都大大勝於(yu) 山林畜牧社會(hui) 。草原騎馬遊牧社會(hui) 具有特殊的文化生態係統，所創造的社會(hui) 文化，對人類的曆史進程有重要意義(yi) 。

　　騎馬文化是他們(men) 的重要特色之一。以中國曆史為(wei) 例，中原地區的馬文化，就是在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著名的故事。中原人用馬，原來主要是駕車，騎馬技術是向騎馬遊牧人學來的。

　　由於(yu) 騎馬，連帶的其他文化要素也跟著來了，各種馬上用品都要學，最有名的是衣著，必須要學穿適合騎馬的褲子(當初被視為(wei) “胡服”)。人在騎馬時必須兩(liang) 腿叉開。中原人原來穿衣袍，兩(liang) 腿被衣袍纏繞，做不出這個(ge) 動作，跨不到馬背上，所以必須改穿長褲，從(cong) 此中原也流行褲子了。這個(ge) 文化變化算小嗎?

　　文化生態係統的變化在曆史中經常出現，有時自然原因是主要的(從(cong) 原始農(nong) 業(ye) 變成畜牧業(ye) )，有時人文發展是主要的(草原遊牧社會(hui) 的形成)。當然，文化生態係統的變化不一定都是進步，也會(hui) 有倒退。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那些年，由於(yu) 過分的土地開墾，造成嚴(yan) 重水土流失，環境逐步惡化，致使社會(hui) 退步。這樣的事情我們(men) 知道得很多，不需要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