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前不久在全國兩(liang) 會(hui) 上強調領導幹部要講政德，並就新時代的“政德”作出深刻闡述，為(wei) 黨(dang) 員幹部上了一堂生動、深刻的政德課。政德一直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官員考核的首要標準，也是整個(ge) 社會(hui) 道德建設的風向標。中國古代政德修養(yang) 思想，雖然有其曆史局限性，但為(wei) 官從(cong) 政者的某些道德規範、行為(wei) 準則和理想境界，曆經幾千年的曆練凝聚，仍然閃耀著曆史的光輝。

　　忠信愛國、以民為(wei) 本，恪守從(cong) 政為(wei) 官政治規範

　　忠信愛國、以民為(wei) 本，是我國古代為(wei) 官從(cong) 政的根本政治要求和道德規範。“忠信”一詞含有“忠”和“信”兩(liang) 個(ge) 意思。“忠”者，強調中正不邪，至公無私，誠實無欺，盡心竭力之謂也。“忠”要求每一個(ge) 官員，都要有牢固的愛國思想;“信”，五常德之一。孔子認為(wei)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為(wei) 官者更是如此。一個(ge) 官員隻有講信用，才能取得成就，完成任務。可見，“信”，是居官之本，也是政事之本。總而言之，“忠信”是重要的官德。“忠”和“信”兩(liang) 者缺一不可。一個(ge) 官員，必須講“忠信”，忠於(yu) 職守，忠於(yu) 國家，忠於(yu) 民族;既要對上誠實，不欺上、不瞞上，也不能欺下，要取信於(yu) 民。

　　“仁”是儒家官德思想的靈魂。“仁”的核心理念是“愛人”。為(wei) 官者的“愛人”主要體(ti) 現在愛民上。民本思想在我國曆史悠久，先秦思想家們(men) 就提出了“民本”思想。《尚書(shu) ·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語。孟子曾說：“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荀子說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曆代統治者都對入仕前的學子和從(cong) 政後的官吏不斷灌輸“民為(wei) 邦本”的思想，要求他們(men) 不僅(jin) 要有愛民之心，有順民之意，還要有惠民之實，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

　　清正廉潔、修身正己，涵養(yang) 從(cong) 政為(wei) 官道德境界

　　“廉者，政之本也。”廉是為(wei) 官者的基本品德，也是贏得百姓支持的重要條件。廉的基本含義(yi) 就是廉潔自律，潔身自好，不取不義(yi) 之財，不貪不義(yi) 之利。古代的清廉儉(jian) 樸教育主要圍繞清廉、節儉(jian) 、公正三個(ge) 方麵展開。清廉是官員的第一要務，不論官職高低，都要為(wei) 政廉潔，隻有做到清廉為(wei) 官，才能自覺抵製各種物質利益的誘惑。對於(yu) 為(wei) 官者是否清廉，不能隻“聽其言信其行”，而應做到“聽其言觀其行”。要做到清廉，生活必須節儉(jian) ，節儉(jian) 是清廉的基礎。“儉(jian)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崇儉(jian) ，曆來是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品質。廉潔是公正的基礎，公是國家、是人民，廉潔了就會(hui) 生公心，有公心了，才能行得正，才能發揚社會(hui) 的正氣。

　　在古代的德治體(ti) 係中，“為(wei) 政以德”是根本內(nei) 涵，“清廉勤勉”是基本要求。為(wei) 達到“為(wei) 政以德”和“清廉勤勉”，古人認為(wei) 需要從(cong) 官員的自身入手，通過個(ge) 人道德修為(wei) 的提升來實現德治，具體(ti) 來說就是“修身正己”。《大學》中著名的“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一套完整的修身正己路徑，也是曆代官員保持自身德行的必修功課。

　　知行合一、重在實踐，強化剛性約束監督機製

　　知行合一是古代政德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知”為(wei) 道德修養(yang) ，“行”為(wei) 道德實踐，強調實踐是認知的最終目的。《中庸》對知行進行了相關(guan) 探討，提出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思想，這深刻說明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關(guan) 於(yu) 知行合一，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荀子認為(wei) 言行合一是區分“君子之學”與(yu) “小人之學”的有效途徑。明代王陽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認為(wei)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目標，指出：“知之真切篤行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曆代官員的考核製度中，都在官員道德考核方麵進行了規定。《秦律》對官員違法行為(wei) 予以了明確規定，一旦官員出現違法行為(wei) ，就會(hui) 遭到嚴(yan) 重的處罰;漢代考核製度注重對官員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結果分為(wei) “最”和“殿”兩(liang) 個(ge) 等級，考核結果為(wei) “最”，說明有升遷的機會(hui) ;結果為(wei) “殿”，則說明不理想;隋朝實施的“刺史巡察六條”，主要是對地方官吏的行政能力與(yu) 品行進行監督;唐代考核官員的標準則為(wei) “四善二十七最”。由此可見，官德教育不僅(jin) 是口頭上的說教，還要注重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德才兼備、以德為(wei) 先，形成良好選人用人導向

　　北宋曆史學家司馬光言：“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古代用人，多取德才兼備。考諸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紛亂(luan) 時，往往更看重才幹。而國家安定時，對德行的重視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時期，一些有為(wei) 的雄主用人的時候，迫於(yu) 人才緊缺的形勢，也會(hui) 提出“唯才是舉(ju) ”的主張。但是，唯才是舉(ju) 絕不是忽視德行。

　　中國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官員的選拔任用，並製定了相關(guan) 標準來規範官員的行為(wei) ，注重官員道德修養(yang) 的提升。在選拔任用方麵，強調要“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將官員道德修養(yang) 放在首位，為(wei) 日後官員更好地履行責任、為(wei) 民服務奠定基礎。秦朝在選拔任用官員時，要求為(wei) 官者做到“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唐太宗指出“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wei) 本”的任用之道。在德與(yu) 才的問題上，清朝康熙皇帝見識亦很深刻。他認為(wei) ：“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他曾對吏部說：“朕聽政有年，見人或自恃有才，輒專(zhuan) 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優(you) 為(wei) 佳。若止才優(you) 於(yu) 德，終無補於(yu) 治理耳。”顯然，康熙著眼的還是承平時的治理而非紛亂(luan) 時的虎爭(zheng) ，其結論也正是在治理實踐中得出來的。不同曆史階段的統治者與(yu) 思想家們(men) 都將德行作為(wei) 選拔任用官員的首要標準，並曆代延續，形成了良好的選人用人導向。

　　“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為(wei) 官先修德。”官員德行好壞與(yu) 國家的興(xing) 衰存亡關(guan) 係極大。德既是立身之本、為(wei) 官之魂、為(wei) 政之要，同時也是立國之基。我們(men) 要從(cong) 中華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政德文化中汲取精華，總結吸取古今官德修身為(wei) 政的曆史經驗，講政德、樹正氣。■